越南中介秋水（化名）经营台湾市场将近20年，过去，她每季飞一趟台湾拉拢中介业者，甚至在台北派驻员工以便服务客户；如今，她改成每月至少飞一趟日本拜访客户，“台湾的市场我们就会慢慢放掉了，”她的语气充满对日本这个新市场的向往。
过去，越南移工首选出国工作的国度是台湾，但这个情况在过去两年改变。走进越南河内现场，走进著名的劳务街，往日本输出的移工人数已超越输往台湾的人数，这促使部分台湾中介只得透过网络“牛头”们招骗越南移工，为何台湾不再成为越南移工的首选？这些都预示了国际抢工大浪正向台湾袭来。
纸桥郡（Quận Cầu Giấy）是座新兴的开发区，坐落在越南北部的河内市近郊，周围都是大楼林立的工地。来到下午时间，主要街道上空荡荡，一排杂货店没人光顾 。
直到傍晚5点45分的晚餐时间，寂静被打破了。数千名年轻男女走出训练中心的大门，其中许多人都穿同款的蓝白polo衫上衣，上头印着越南与日本的国旗。在这条越南最著名的“劳务街”上，短短不到600公尺的街道聚集上百家“劳务输出公司”──也就是人力中介──他们负责招募、训练越南的年轻人，输出到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做工。
一条街，是国际劳动力变化的缩影。
越南移工一直是台湾制造业主要劳动力来源，据台湾劳动部统计至2020年8月，他们占了台湾产业移工近4成5。
过去，越南移工首选出国工作的国度是台湾，但这个情况在过去两年间改变。2018年，日本首次超过台湾，成为越南劳工最大输出国。根据越南政府统计，2019年全年约15万名越南劳工出国工作，超过5成前往日本，约8万人，台湾只有5万4千人，差距持续拉大。
“我看再过几年，没什么越南人要到台湾工作了，”一位专门输出越南工人到台湾的越南中介阿义（化名）说。他能够说流利的中文，经营台湾市场已经16年，但过去半年，他已多次聘请翻译陪同他赴日本拜访客户。
日本端出“牛肉”，东亚涌现抢工大战
为了解决人口老化与长期缺工的问题，日本在2019年修正《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正式引进外籍劳工──不只是引进看护，包括从事金属制造业、工具机械，以及电子业等制造业劳工，都是这波重点引进对象。（注：日本为了因应人口老化与劳动短缺的问题，自 1990 年代开始便以“实习生TITP”名义引进外国劳动力，即使2019年以特殊技能签证引进外籍劳工，但实习生的管道仍然保留）
日本政府预定在5年内引进约34万外籍劳工，保障其领有与日本国民相同的最低工资，介于16到20万日圆之间（约新台币4到5万元）；工作满5年后，只要通过语言检定与技能测验，外籍移工甚至能取得永住资格。
如此高规格的劳动条件，让越南总理阮春福在2019年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时强调，越南劳工出口“将时时刻刻以日本为最优先考虑”。
一场国际抢工的大浪来袭。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17年调查国际移工的数据，发现全球约两成移工集中在亚洲，约3,300万人，其中从东南亚移往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是劳工迁移最主要的路线之一。
东亚高龄社会来临，面向东南亚外籍移工的抢工大战即将开打，日韩早已提前布局。
时间倒回至4年前，韩国采取国对国的直聘制度，已陆续和16个劳工来源国签署双边合作协议；日本中介则前仆后继至越南寻找中介公司合作设立语言学校。
在河内这座城市的周围已经涌现大量日语学校。人力中介公司的高级主管秋水，站在刚落成的日语学校二楼阳台，这是一栋五层楼的蓝白磁砖楼房，一二楼作为教室与办公室，三四楼是准备出国工人的宿舍。她的公司投资房地产、游乐园与五星级饭店，也跨足经营人力中介，每年向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波斯湾国家输出数千名劳工，“这栋已经住满，我们的另一栋宿舍正在加紧赶工，”她指着马路对面的工地说。
秋水经营台湾市场将近20年时间。过去，她每季飞一趟台湾拉拢中介业者，甚至在台北派驻员工以便服务客户；如今，她改成每月至少飞一趟日本拜访客户，“台湾的市场我们就会慢慢放掉了，”她的语气充满对日本这个新市场的向往。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蓝佩嘉也察觉到日本移工市场的变化 。她在去年赴日本访学一年，研究2019年修法后新上路的“特定技能”签证，此签证除引进看护工外，还有部分的电子厂、钢铁厂等14种职业种类劳工， 中介费的规定采用ILO建议的“移工零付费”。以机构雇用的看护工来说，“雇主是先面试挑好工人，之后他们在母国学日文、受训练，再到输入国的聘雇费用，全都是由雇主付费。”
不过，她认为日本开放“特定技能”的移工，因计划才上路，目前还看不出对台湾的影响 。台湾与日本的传统产业都在使用不具技术的体力工，引进管道仍来自实习生制度（Technical Intern Training Program, TITP），这群移工同样需要缴中介费与训练费给母国的中介，但在近年赴日本工作的费用已有明显下降。越南经济起飞后年轻人出国意愿普遍降低，再加上日本传统产业对移工依赖增加，“越南工人去日本要支付的费用大约在3,600美元左右，这跟来台湾动辄6,000美元还是差别很大，”蓝佩嘉说。
对越南年轻工人来说，赴日本打工薪资高、中介费又相对低，台湾不再是出国工作的首选。
政府忽略的数字：从“选工倍率”看见的缺工危机
当我们向台湾劳动部询问这个国际移工市场的巨大变化时，负责管理外籍移工事务的跨国劳动力发展署组长薛鉴忠的回应是，台湾外籍移工人数从2010年的39万人，至今已超过70万人，10年间人数几乎翻了一倍。“你说的情况应该不存在，我们外籍移工的人数每年都是成长的。”
“那个数字只代表媒合成功的移工，看不到潜在劳动力的变化，”曾有4年人力中介公司经验的王裕衡解释，只要一名来自海外的移工和一个台湾的工作机会媒合上，劳动部的统计数字就会往上累加一笔。不过，劳动部的数字看不出潜在的市场变化，对中介业者来说，他们更习惯用“选工倍率”来衡量移工市场。
所谓的“选工倍率”指的是每招一名工人，雇主有多少倍的人力可供选择。曾经，台湾的工作机会是市场里最有价值的商品，每招一名工人，雇主可拿到3倍以上应聘者的履历表，选工倍率很高。
在1980年代，台湾工资上涨，制造业老板不停喊出“缺工”，不惜以“出走”要挟政府开放外籍劳工。直到1992年，当时的劳委会公布《就业服务法》作为引进外籍劳工的法源，态度谨慎，初期仅开放纺织业在内68个行业，不但对雇主资格限业开放，引进的外籍劳工数量亦采取总额控管。
台湾的移工政策采限业开放、总额管制，加上保障厂工领有与本地劳工相同的基本工资，所以2000年前后，台湾是不少东南亚移工出国工作的首选。
可如今，日本与韩国对移工都已保障基本工资，超过新台币4万元。 台湾的薪资对东南亚移工失去吸引力，“台湾雇主现在要请一名外劳，可能只能拿到一张履历表，这还是越南中介去拜托来的，”王裕衡回忆，从2014年起，台湾中介业的圈子陆续传出海外缺工的消息，后来就连台湾的雇主都能感受到这项变化，“雇主确认履历表的时间一直在缩短，就怕工人被抢走。”
“我最怕的是他们国家本身就缺工，要是薪资继续涨，他干嘛还来台湾？”说话的是中华民国人力协会的理事长胡中裕，理着三分头，圆脸大耳，他在人力中介业超过30年，甚至早于台湾立法引进外籍移工。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从2017年起，越南的经济成长率维持在7％以上，韩资与外资陆续赴越南设厂，它被视为最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雇主要找好一点的工人，我都会问：『你可以给多少薪水？』总不能只23,800元；你也要有证照有经验的工人，你怎么跟日本、韩国拼，人家钢铁厂的薪水起跳就是4万5了，”胡中裕使劲拍了拍膝盖说，“现在不是从前那样，你给一万多、工人都要抢着来，时代真的不同了。”
国际现实：台湾难以开拓新的移工来源国
在竞争国际移工的市场里，比拼的还有外交实力。台湾自1992年修订《就业服务法》以来，引进外籍移工将近30年，实际的移工来源国只有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 4国，相较于日韩合作的国家都有10国以上。尽管台湾政府多年来努力想与缅甸、寮国、孟加拉国等国洽谈引进外籍移工，但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多数的移工来源国与台湾合作皆是兴致缺缺。
在采访中，不少中介业者都提到泰国移工的变化。在1990年代，泰工曾是台湾最主要的移工来源，负担高铁、北二高等重大建设，但在2000年之后，当泰国大都会区如曼谷的工资上涨，工人来台人数一直掉，现在已是在台移工人数最少的。
“他在泰国都有1万6了，来台湾拿基本工资两万出头，扣掉每个月服务费跟其他的费用，拿的其实差不多，那他还来台湾工作干嘛？”胡中裕直指，“如果他们（东南亚）经济成长起来了，像泰国这样，现在越南经济也在成长，请问你劳动部，台湾下一个引进的是哪一国？”
囿于国际现实，台湾很难开展新的移工来源国，而薪资、居留权等条件，也无法与日韩等国比拼，可以想见，来台的移工人数很难再有成长。
台湾政府或许对国际移工的竞争没有警觉，但作为劳工输出国的越南政府却是高度关注。《报导者》透过越南中介，私下拿到一份由越南海外劳工管理局，针对日本、韩国、台湾三国的外籍劳动力市场所做的调查报告。
过去越南劳工到台湾工作，经常被收取高达6,000到8,000美元（约新台币20万元）的高额中介费，导致工人前两年需要争取加班，为了还债而工作，被国际人权团体诟病为现代奴隶。
而在这份报告中特别指出，“受到来自日本与韩国的竞争，台湾的劳动力来源势必会减少，⋯⋯不过，这是一个机会，有望减少越南劳工到台湾工作所付出的高额费用 。”
这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当外籍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越南劳工能够从而获得市场上的好处。劳动部也同意这项说法，过去20年来，“我们对外籍移工的依赖是持续增加的，可是国际上引进移工的国家也在增加，⋯⋯所以变成你（雇主）引进的成本势必也会提高，”薛鉴忠说。
中介业的寻租空间，与跨国移工供应链的“回扣制度”
不过，越南政府以为在国际竞争越工的情况下，能减少移工支付的中介费用的期待是落空了。当局规定越南劳工到台湾工作的费用不得超过4,000美元（约新台币12万元），但实务上，工人仍须缴交约6,000美元以上的中介费，相当于他们在越南20个月的工资。费用未如预期下降，因为在输出与接收国政府之间，存在一群穿针引线的人马，他们是庞大且体系复杂的人力中介。
无可否认地，串起跨国劳动力供需两端的人力中介，正是让这个庞大的机器得以运作的关键，当两地的工人与雇主依赖中介愈深，替中介业者创造庞大的寻租空间。（注：寻租（rent-seeking）是指某些人极力向政府游说，垄断社会资源，而获得的额外利润）
市场上贩卖的工作机会，来自台湾政府核配给企业主／雇主用来引进外籍移工的“配额”（Quota），这个额度经常摇身一变成为跨国移工供应链中竞逐的商品。此外，在允许中介业资格上采取低门坎，只需会计师出具500万资本额的验资证明，导致过去20年间，台湾中介业的许可家数从1,200家暴增至3,300家。（注：据《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许可及管理办法》规定，新设立之人力中介公司需有500万资本额，与300万保证金，但前者仅需会计师出具验资证明后即可领出，而保证金也只要银行出具保证书）
膨胀的人力中介，来竞争雇主手中有限的“配额”，让台湾制造业的雇主在市场中的喊价力量不断被抬高，也创造了跨国移工供应链中独一无二的“回扣制度”。即使法律规定中介在聘雇时可向工厂老板收取费用，但实务上工厂老板不付费就能向台湾中介引进外籍移工，甚至要求回扣；相同逻辑，台湾中介也向越南中介索要回扣，灰色的收入层层迭加。最后，让迫切、欲出国翻身的越南劳工付钱。
“台湾中介跟我要4,000美元，我们越南中介都要接受，”阿义的语气里没有指责，倒是有钦羡，“反正最后这笔钱都算在工人的总收费用。”他的说法符合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王宏仁的研究，他曾经访问近20位台湾与越南中介，发现台湾端从跨国劳动力的分润拿走6成。
为了拿回这笔海外中介给的回扣，台越两地的中介体系，发展出一套规避国际洗钱防制的手法。在越南那条著名的劳务街里，专门输出劳工到台湾的中介公司与到日韩的相当不同，他们大多是小型的中介公司，向国营中介借牌经营，办公室隐藏在公寓或民宅里，楼下是台商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商，楼上是同样由台湾人经营，专做贷款给外劳的财务公司，三者之间绘出一条精妙的转手路径。
当中的关键要角是借贷给移工中介费的贷款公司，许多是由台湾人出资，再由当地人挂名设立。我们在采访时接触一位贷款公司背后的台湾老板，亲眼所见这位中间人的保险箱小金库里，随时存放着一摞摞台币、美金、与越盾现金。当越南中介要将这笔海外的回扣金汇回台湾时，他们在越南拿美金给这名中间人，由他汇给台湾的白手套，再从台湾银行帐户汇给台湾中介。这笔钱跨国多次转汇后，让两地政府都难以追踪，从而削弱打击高额中介费的努力。
据《就服法》规定，台湾中介业者仅能向雇主收取登记费，以及向外籍移工收取每月新台币1,500元到1,800元的服务费，其他收费都属违法超收。（注：依据《私立就业服务机构收费项目及金额标准》，中介公司依法仅能按月向移工收取“服务费”，第1年、第2年、第3年每月收取服务费分别不得超过新台币1,800元、1,700元、1,500元。另得向雇主或新雇主收取登记费及介绍费，金额合计不得超过移工第1个月薪资，不过因制造业雇主拥有价格优势，实务上中介并不会向雇主收费）
当台湾中介被问到这笔来自海外的违法收入，多数人否认，但有人倒是不掩饰，“你把它想成一般的供应链采购就好，供货商本来就会给采购回扣，道理是一样，”一位不愿具名的中介说。
这条跨国移工供应链里，买卖的是劳动力，在不少中介眼里，就像其他买卖袜子或电子产品零件一样没有区别。
捏造诱因：越南网络“牛头”的新骗术
不过，工人终究不是工厂里批量生产的产品，当越南劳工来台湾工作的意愿降低，近年来部分台湾及越南中介得费更大力气，欺瞒、哄诱工人来台。
当一名越南工人决定要出国工作，第一个接头的人是“牛头”（sponsor），他们替移工与中介公司牵线。不过，今日的牛头不再是村子里的熟人，更多是活跃于社交媒体的“网络牛头”，他们在Facebook张贴招聘讯息，如鲨鱼在无边际的网海里狩猎目标。
23岁的R是一名活跃于网络上的牛头，他的脸型削瘦，浏海遮住半张脸，刚从台湾回越南不过半年，前一份工作在越南中介公司当翻译。“经理会把台湾中介发来的聘工表交给我翻译，叫我在加班时数这栏写每个月60小时，”他补充道，“可能本来只有写『一般』、『依公司淡旺季而定』。”
中介公司会张贴出更多海外工作的细节，而加班时数成为评估工作好坏的基准，移工们愿意为此多付钱。不过，加班时数是求职中少数无法被担保的事，尤其在这条产业链里，从工人到台湾雇主之间，需要经过三个中介者：牛头、越南中介、台湾中介，每个人都有捏造加班时数、抬高中介费用的动机。
一项常见的诈骗手法，便是在网上张贴假的工作信息。为了让产业链上的工人保持流动，不可能等到台湾中介发出聘工表，越南中介才开始找工人，“网络上有很多假的聘工表传来传去，加班时数跟工作都是假的啊，”R的表情有些得意，他们都是这场游戏的玩家之一，利用穷人迫切翻身的弱点，先把工人招到手。
记者在河内遇见的越南中介，不少人都拿出移工的薪资单左证，有张薪资单一个月的加班时数高达160小时，当月薪资5万2，是相当罕见的工作单，但中介的话术把极端案例变为常态，将薪资乘以12（个月），告诉工人去台湾一年可以赚到新台币60万元，即使中介费付7,000美元都划算。
尽管台湾与越南政府都有规范中介费用，但只要为数众多的中介者从中操纵信息，就能使灰色的收入空间继续存在，并让所有的监管手段都效果不彰。
当人权团体质疑台湾的高额中介费时，劳动部对此响应很一致：“我们有建议来源国收一个月的薪资，但中介费是在越南收的，我们也很难介入，”薛鉴忠说。
台湾，还能拿什么抢工？
这个产业有点像食物链，每个较低等的生物都比上一层的生物更加无助；最无助的在最底层，他们撑起台湾的3K产业（日本用语，指工作性质涉及肮脏（kitanai）、辛苦（kitsui）、危险（kiken）的工作），换取最低工资的报酬。
台湾制造业9成是中小企业，多数是难以仰赖资本实现自动化，必须维持劳力密集的产业，靠外籍移工撑起底层的劳动力。无庸置疑，台湾的制造业需要移工，不过，我们还有吸引移工的条件吗？
台湾中介在回答这道问题时，不少人的表情有些尴尬。“我想是人权啦，”胡中裕想了一下说，“我们现在都跟国外的中介说，你们叫工人放心来台湾，台湾现在讲究外劳的人权啦。”
画面拉回越南河内，日语学校里的宿舍，黑压压的人头，聚集了30多位年轻男女，看上去只有18、19岁，他们眼里闪耀的，尽是对日本的向往。唯一会说中文的，是舍监W，去过台湾工作3年，“这里没有人要去台湾工作了，”他尴尬地说，“我也不想回去了，⋯⋯我在打工存钱，等存够了钱，我也去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