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當日本變移工首選──越南一條街,預警臺灣搶工危機(文/簡永達)

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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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說:越南河內市近郊的紙橋郡,是最著名的勞務街,短短600公尺的街道聚集上百家中介公司,輸出勞工到日本、韓國、臺灣等地打工。晚餐時間,街上都是準備出國打工的年輕工人。(攝影/簡永達)

越南中介秋水(化名)經營臺灣市場將近20年,過去,她每季飛一趟臺灣拉攏中介業者,甚至在臺北派駐員工以便服務客戶;如今,她改成每月至少飛一趟日本拜訪客戶,“臺灣的市場我們就會慢慢放掉了,”她的語氣充滿對日本這個新市場的嚮往。

過去,越南移工首選出國工作的國度是臺灣,但這個情況在過去兩年改變。走進越南河內現場,走進著名的勞務街,往日本輸出的移工人數已超越輸往臺灣的人數,這促使部分臺灣中介只得透過網絡“牛頭”們招騙越南移工,爲何臺灣不再成爲越南移工的首選?這些都預示了國際搶工大浪正向臺灣襲來。

紙橋郡(Quận Cầu Giấy)是座新興的開發區,坐落在越南北部的河內市近郊,周圍都是大樓林立的工地。來到下午時間,主要街道上空蕩蕩,一排雜貨店沒人光顧 。

直到傍晚5點45分的晚餐時間,寂靜被打破了。數千名年輕男女走出訓練中心的大門,其中許多人都穿同款的藍白polo衫上衣,上頭印着越南與日本的國旗。在這條越南最著名的“勞務街”上,短短不到600公尺的街道聚集上百家“勞務輸出公司”──也就是人力中介──他們負責招募、訓練越南的年輕人,輸出到日本、韓國、臺灣等地做工。

一條街,是國際勞動力變化的縮影。

越南移工一直是臺灣製造業主要勞動力來源,據臺灣勞動部統計至2020年8月,他們佔了臺灣產業移工近4成5。

過去,越南移工首選出國工作的國度是臺灣,但這個情況在過去兩年間改變。2018年,日本首次超過臺灣,成爲越南勞工最大輸出國。根據越南政府統計,2019年全年約15萬名越南勞工出國工作,超過5成前往日本,約8萬人,臺灣只有5萬4千人,差距持續拉大。

“我看再過幾年,沒什麼越南人要到臺灣工作了,”一位專門輸出越南工人到臺灣的越南中介阿義(化名)說。他能夠說流利的中文,經營臺灣市場已經16年,但過去半年,他已多次聘請翻譯陪同他赴日本拜訪客戶。

日本端出“牛肉”,東亞湧現搶工大戰

圖說:日本2019年修法正式引進外籍勞工後,愈來愈多日本中介赴越南找當地中介合作,開設移工的訓練中心。圖爲一所與日本、越南中介合作的技職學校。(攝影/簡永達)
圖說:日本2019年修法正式引進外籍勞工後,愈來愈多日本中介赴越南找當地中介合作,開設移工的訓練中心。圖爲一所與日本、越南中介合作的技職學校。(攝影/簡永達)


爲了解決人口老化與長期缺工的問題,日本在2019年修正《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正式引進外籍勞工──不只是引進看護,包括從事金屬製造業、工具機械,以及電子業等製造業勞工,都是這波重點引進對象。(注:日本爲了因應人口老化與勞動短缺的問題,自 1990 年代開始便以“實習生TITP”名義引進外國勞動力,即使2019年以特殊技能簽證引進外籍勞工,但實習生的管道仍然保留)

日本政府預定在5年內引進約34萬外籍勞工,保障其領有與日本國民相同的最低工資,介於16到20萬日圓之間(約新臺幣4到5萬元);工作滿5年後,只要通過語言檢定與技能測驗,外籍移工甚至能取得永住資格。

如此高規格的勞動條件,讓越南總理阮春福在2019年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時強調,越南勞工出口“將時時刻刻以日本爲最優先考慮”。

一場國際搶工的大浪來襲。國際勞工組織(ILO)在2017年調查國際移工的數據,發現全球約兩成移工集中在亞洲,約3,300萬人,其中從東南亞移往東亞國家,包括日本、韓國、臺灣,是勞工遷移最主要的路線之一。

東亞高齡社會來臨,面向東南亞外籍移工的搶工大戰即將開打,日韓早已提前佈局。

時間倒回至4年前,韓國採取國對國的直聘制度,已陸續和16個勞工來源國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日本中介則前仆後繼至越南尋找中介公司合作設立語言學校。

在河內這座城市的周圍已經湧現大量日語學校。人力中介公司的高級主管秋水,站在剛落成的日語學校二樓陽臺,這是一棟五層樓的藍白磁磚樓房,一二樓作爲教室與辦公室,三四樓是準備出國工人的宿舍。她的公司投資房地產、遊樂園與五星級飯店,也跨足經營人力中介,每年向日本、韓國、臺灣以及波斯灣國家輸出數千名勞工,“這棟已經住滿,我們的另一棟宿舍正在加緊趕工,”她指着馬路對面的工地說。

秋水經營臺灣市場將近20年時間。過去,她每季飛一趟臺灣拉攏中介業者,甚至在臺北派駐員工以便服務客戶;如今,她改成每月至少飛一趟日本拜訪客戶,“臺灣的市場我們就會慢慢放掉了,”她的語氣充滿對日本這個新市場的嚮往。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也察覺到日本移工市場的變化 。她在去年赴日本訪學一年,研究2019年修法後新上路的“特定技能”簽證,此簽證除引進看護工外,還有部分的電子廠、鋼鐵廠等14種職業種類勞工, 中介費的規定採用ILO建議的“移工零付費”。以機構僱用的看護工來說,“僱主是先面試挑好工人,之後他們在母國學日文、受訓練,再到輸入國的聘僱費用,全都是由僱主付費。”

不過,她認爲日本開放“特定技能”的移工,因計劃才上路,目前還看不出對臺灣的影響 。臺灣與日本的傳統產業都在使用不具技術的體力工,引進管道仍來自實習生制度(Technical Intern Training Program, TITP),這羣移工同樣需要繳中介費與訓練費給母國的中介,但在近年赴日本工作的費用已有明顯下降。越南經濟起飛後年輕人出國意願普遍降低,再加上日本傳統產業對移工依賴增加,“越南工人去日本要支付的費用大約在3,600美元左右,這跟來臺灣動輒6,000美元還是差別很大,”藍佩嘉說。

對越南年輕工人來說,赴日本打工薪資高、中介費又相對低,臺灣不再是出國工作的首選。

政府忽略的數字:從“選工倍率”看見的缺工危機

圖說:河內一間專做越南勞工來臺工作的體檢醫院,平日上午擠滿等候檢查的工人。(攝影/簡永達)
圖說:河內一間專做越南勞工來臺工作的體檢醫院,平日上午擠滿等候檢查的工人。(攝影/簡永達)


當我們向臺灣勞動部詢問這個國際移工市場的巨大變化時,負責管理外籍移工事務的跨國勞動力發展署組長薛鑑忠的回應是,臺灣外籍移工人數從2010年的39萬人,至今已超過70萬人,10年間人數幾乎翻了一倍。“你說的情況應該不存在,我們外籍移工的人數每年都是成長的。”

“那個數字只代表媒合成功的移工,看不到潛在勞動力的變化,”曾有4年人力中介公司經驗的王裕衡解釋,只要一名來自海外的移工和一個臺灣的工作機會媒合上,勞動部的統計數字就會往上累加一筆。不過,勞動部的數字看不出潛在的市場變化,對中介業者來說,他們更習慣用“選工倍率”來衡量移工市場。

所謂的“選工倍率”指的是每招一名工人,僱主有多少倍的人力可供選擇。曾經,臺灣的工作機會是市場裏最有價值的商品,每招一名工人,僱主可拿到3倍以上應聘者的履歷表,選工倍率很高。

在1980年代,臺灣工資上漲,製造業老闆不停喊出“缺工”,不惜以“出走”要挾政府開放外籍勞工。直到1992年,當時的勞委會公佈《就業服務法》作爲引進外籍勞工的法源,態度謹慎,初期僅開放紡織業在內68個行業,不但對僱主資格限業開放,引進的外籍勞工數量亦採取總額控管。

臺灣的移工政策採限業開放、總額管制,加上保障廠工領有與本地勞工相同的基本工資,所以2000年前後,臺灣是不少東南亞移工出國工作的首選。

可如今,日本與韓國對移工都已保障基本工資,超過新臺幣4萬元。 臺灣的薪資對東南亞移工失去吸引力,“臺灣僱主現在要請一名外勞,可能只能拿到一張履歷表,這還是越南中介去拜託來的,”王裕衡回憶,從2014年起,臺灣中介業的圈子陸續傳出海外缺工的消息,後來就連臺灣的僱主都能感受到這項變化,“僱主確認履歷表的時間一直在縮短,就怕工人被搶走。”

“我最怕的是他們國家本身就缺工,要是薪資繼續漲,他幹嘛還來臺灣?”說話的是中華民國人力協會的理事長鬍中裕,理着三分頭,圓臉大耳,他在人力中介業超過30年,甚至早於臺灣立法引進外籍移工。他的擔憂不無道理, 從2017年起,越南的經濟成長率維持在7%以上,韓資與外資陸續赴越南設廠,它被視爲最有可能取代中國,成爲下一個“世界工廠”。

“僱主要找好一點的工人,我都會問:『你可以給多少薪水?』總不能只23,800元;你也要有證照有經驗的工人,你怎麼跟日本、韓國拼,人家鋼鐵廠的薪水起跳就是4萬5了,”胡中裕使勁拍了拍膝蓋說,“現在不是從前那樣,你給一萬多、工人都要搶着來,時代真的不同了。”

國際現實:臺灣難以開拓新的移工來源國

圖說:專營臺灣市場的越南中介公司,門口沒有明顯的招牌,桌上的中華民國國旗是少數可辨認的線索,如今也多了日本、韓國的國旗。(攝影/簡永達)
圖說:專營臺灣市場的越南中介公司,門口沒有明顯的招牌,桌上的中華民國國旗是少數可辨認的線索,如今也多了日本、韓國的國旗。(攝影/簡永達)


在競爭國際移工的市場裏,比拼的還有外交實力。臺灣自1992年修訂《就業服務法》以來,引進外籍移工將近30年,實際的移工來源國只有越南、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 4國,相較於日韓合作的國家都有10國以上。儘管臺灣政府多年來努力想與緬甸、寮國、孟加拉國等國洽談引進外籍移工,但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多數的移工來源國與臺灣合作皆是興致缺缺。

在採訪中,不少中介業者都提到泰國移工的變化。在1990年代,泰工曾是臺灣最主要的移工來源,負擔高鐵、北二高等重大建設,但在2000年之後,當泰國大都會區如曼谷的工資上漲,工人來臺人數一直掉,現在已是在臺移工人數最少的。

“他在泰國都有1萬6了,來臺灣拿基本工資兩萬出頭,扣掉每個月服務費跟其他的費用,拿的其實差不多,那他還來臺灣工作幹嘛?”胡中裕直指,“如果他們(東南亞)經濟成長起來了,像泰國這樣,現在越南經濟也在成長,請問你勞動部,臺灣下一個引進的是哪一國?”

囿於國際現實,臺灣很難開展新的移工來源國,而薪資、居留權等條件,也無法與日韓等國比拼,可以想見,來臺的移工人數很難再有成長。

臺灣政府或許對國際移工的競爭沒有警覺,但作爲勞工輸出國的越南政府卻是高度關注。《報導者》透過越南中介,私下拿到一份由越南海外勞工管理局,針對日本、韓國、臺灣三國的外籍勞動力市場所做的調查報告。

過去越南勞工到臺灣工作,經常被收取高達6,000到8,000美元(約新臺幣20萬元)的高額中介費,導致工人前兩年需要爭取加班,爲了還債而工作,被國際人權團體詬病爲現代奴隸。

而在這份報告中特別指出,“受到來自日本與韓國的競爭,臺灣的勞動力來源勢必會減少,⋯⋯不過,這是一個機會,有望減少越南勞工到臺灣工作所付出的高額費用 。”

這是經濟學的基本邏輯,當外籍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越南勞工能夠從而獲得市場上的好處。勞動部也同意這項說法,過去20年來,“我們對外籍移工的依賴是持續增加的,可是國際上引進移工的國家也在增加,⋯⋯所以變成你(僱主)引進的成本勢必也會提高,”薛鑑忠說。


中介業的尋租空間,與跨國移工供應鏈的“回扣制度”

圖說:越南移工赴日本工作之前,必須通過語言與技能檢定。圖爲一所越南中介開設的日語訓練中心。(照片提供/1095)
圖說:越南移工赴日本工作之前,必須通過語言與技能檢定。圖爲一所越南中介開設的日語訓練中心。(照片提供/1095)


不過,越南政府以爲在國際競爭越工的情況下,能減少移工支付的中介費用的期待是落空了。當局規定越南勞工到臺灣工作的費用不得超過4,000美元(約新臺幣12萬元),但實務上,工人仍須繳交約6,000美元以上的中介費,相當於他們在越南20個月的工資。費用未如預期下降,因爲在輸出與接收國政府之間,存在一羣穿針引線的人馬,他們是龐大且體系複雜的人力中介。

無可否認地,串起跨國勞動力供需兩端的人力中介,正是讓這個龐大的機器得以運作的關鍵,當兩地的工人與僱主依賴中介愈深,替中介業者創造龐大的尋租空間。(注:尋租(rent-seeking)是指某些人極力向政府遊說,壟斷社會資源,而獲得的額外利潤)

市場上販賣的工作機會,來自臺灣政府核配給企業主/僱主用來引進外籍移工的“配額”(Quota),這個額度經常搖身一變成爲跨國移工供應鏈中競逐的商品。此外,在允許中介業資格上採取低門坎,只需會計師出具500萬資本額的驗資證明,導致過去20年間,臺灣中介業的許可家數從1,200家暴增至3,300家。(注: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新設立之人力中介公司需有500萬資本額,與300萬保證金,但前者僅需會計師出具驗資證明後即可領出,而保證金也只要銀行出具保證書)

膨脹的人力中介,來競爭僱主手中有限的“配額”,讓臺灣製造業的僱主在市場中的喊價力量不斷被抬高,也創造了跨國移工供應鏈中獨一無二的“回扣制度”。即使法律規定中介在聘僱時可向工廠老闆收取費用,但實務上工廠老闆不付費就能向臺灣中介引進外籍移工,甚至要求回扣;相同邏輯,臺灣中介也向越南中介索要回扣,灰色的收入層層迭加。最後,讓迫切、欲出國翻身的越南勞工付錢。

“臺灣中介跟我要4,000美元,我們越南中介都要接受,”阿義的語氣裏沒有指責,倒是有欽羨,“反正最後這筆錢都算在工人的總收費用。”他的說法符合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王宏仁的研究,他曾經訪問近20位臺灣與越南中介,發現臺灣端從跨國勞動力的分潤拿走6成。

爲了拿回這筆海外中介給的回扣,臺越兩地的中介體系,發展出一套規避國際洗錢防制的手法。在越南那條著名的勞務街裏,專門輸出勞工到臺灣的中介公司與到日韓的相當不同,他們大多是小型的中介公司,向國營中介借牌經營,辦公室隱藏在公寓或民宅裏,樓下是臺商經營的進出口貿易商,樓上是同樣由臺灣人經營,專做貸款給外勞的財務公司,三者之間繪出一條精妙的轉手路徑。

當中的關鍵要角是借貸給移工中介費的貸款公司,許多是由臺灣人出資,再由當地人掛名設立。我們在採訪時接觸一位貸款公司背後的臺灣老闆,親眼所見這位中間人的保險箱小金庫裏,隨時存放着一摞摞臺幣、美金、與越盾現金。當越南中介要將這筆海外的回扣金匯回臺灣時,他們在越南拿美金給這名中間人,由他匯給臺灣的白手套,再從臺灣銀行帳戶匯給臺灣中介。這筆錢跨國多次轉匯後,讓兩地政府都難以追蹤,從而削弱打擊高額中介費的努力。

據《就服法》規定,臺灣中介業者僅能向僱主收取登記費,以及向外籍移工收取每月新臺幣1,500元到1,800元的服務費,其他收費都屬違法超收。(注:依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中介公司依法僅能按月向移工收取“服務費”,第1年、第2年、第3年每月收取服務費分別不得超過新臺幣1,800元、1,700元、1,500元。另得向僱主或新僱主收取登記費及介紹費,金額合計不得超過移工第1個月薪資,不過因製造業僱主擁有價格優勢,實務上中介並不會向僱主收費)

當臺灣中介被問到這筆來自海外的違法收入,多數人否認,但有人倒是不掩飾,“你把它想成一般的供應鏈採購就好,供貨商本來就會給採購回扣,道理是一樣,”一位不願具名的中介說。

這條跨國移工供應鏈裏,買賣的是勞動力,在不少中介眼裏,就像其他買賣襪子或電子產品零件一樣沒有區別。

捏造誘因:越南網絡“牛頭”的新騙術

圖說:一名越南中介私下告訴記者,來臺移工的繳費收據上不會寫他們繳了多少錢,頂多寫已結清,就是爲了避免違法超收的中介費用被追查。(攝影/簡永達)
圖說:一名越南中介私下告訴記者,來臺移工的繳費收據上不會寫他們繳了多少錢,頂多寫已結清,就是爲了避免違法超收的中介費用被追查。(攝影/簡永達)


不過,工人終究不是工廠裏批量生產的產品,當越南勞工來臺灣工作的意願降低,近年來部分臺灣及越南中介得費更大力氣,欺瞞、哄誘工人來臺。

當一名越南工人決定要出國工作,第一個接頭的人是“牛頭”(sponsor),他們替移工與中介公司牽線。不過,今日的牛頭不再是村子裏的熟人,更多是活躍於社交媒體的“網絡牛頭”,他們在Facebook張貼招聘訊息,如鯊魚在無邊際的網海里狩獵目標。

23歲的R是一名活躍於網絡上的牛頭,他的臉型削瘦,瀏海遮住半張臉,剛從臺灣回越南不過半年,前一份工作在越南中介公司當翻譯。“經理會把臺灣中介發來的聘工表交給我翻譯,叫我在加班時數這欄寫每個月60小時,”他補充道,“可能本來只有寫『一般』、『依公司淡旺季而定』。”

中介公司會張貼出更多海外工作的細節,而加班時數成爲評估工作好壞的基準,移工們願意爲此多付錢。不過,加班時數是求職中少數無法被擔保的事,尤其在這條產業鏈裏,從工人到臺灣僱主之間,需要經過三個中介者:牛頭、越南中介、臺灣中介,每個人都有捏造加班時數、抬高中介費用的動機。

一項常見的詐騙手法,便是在網上張貼假的工作信息。爲了讓產業鏈上的工人保持流動,不可能等到臺灣中介發出聘工表,越南中介纔開始找工人,“網絡上有很多假的聘工表傳來傳去,加班時數跟工作都是假的啊,”R的表情有些得意,他們都是這場遊戲的玩家之一,利用窮人迫切翻身的弱點,先把工人招到手。

記者在河內遇見的越南中介,不少人都拿出移工的薪資單左證,有張薪資單一個月的加班時數高達160小時,當月薪資5萬2,是相當罕見的工作單,但中介的話術把極端案例變爲常態,將薪資乘以12(個月),告訴工人去臺灣一年可以賺到新臺幣60萬元,即使中介費付7,000美元都划算。

儘管臺灣與越南政府都有規範中介費用,但只要爲數衆多的中介者從中操縱信息,就能使灰色的收入空間繼續存在,並讓所有的監管手段都效果不彰。

當人權團體質疑臺灣的高額中介費時,勞動部對此響應很一致:“我們有建議來源國收一個月的薪資,但中介費是在越南收的,我們也很難介入,”薛鑑忠說。

臺灣,還能拿什麼搶工?

圖說:臺灣的電子業工廠,因爲移工零收費的改革,在越南招聘時仍能吸引不少工人。圖爲一所越南中介公司所舉辦的招工現場。(攝影/簡永達)
圖說:臺灣的電子業工廠,因爲移工零收費的改革,在越南招聘時仍能吸引不少工人。圖爲一所越南中介公司所舉辦的招工現場。(攝影/簡永達)


這個產業有點像食物鏈,每個較低等的生物都比上一層的生物更加無助;最無助的在最底層,他們撐起臺灣的3K產業(日本用語,指工作性質涉及骯髒(kitanai)、辛苦(kitsui)、危險(kiken)的工作),換取最低工資的報酬。

臺灣製造業9成是中小企業,多數是難以仰賴資本實現自動化,必須維持勞力密集的產業,靠外籍移工撐起底層的勞動力。無庸置疑,臺灣的製造業需要移工,不過,我們還有吸引移工的條件嗎?

臺灣中介在回答這道問題時,不少人的表情有些尷尬。“我想是人權啦,”胡中裕想了一下說,“我們現在都跟國外的中介說,你們叫工人放心來臺灣,臺灣現在講究外勞的人權啦。”

畫面拉回越南河內,日語學校裏的宿舍,黑壓壓的人頭,聚集了30多位年輕男女,看上去只有18、19歲,他們眼裏閃耀的,盡是對日本的嚮往。唯一會說中文的,是舍監W,去過臺灣工作3年,“這裏沒有人要去臺灣工作了,”他尷尬地說,“我也不想回去了,⋯⋯我在打工存錢,等存夠了錢,我也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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