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陳梓桓《憂鬱之島》映照的香港故事:大海浮沉,找一座孤島的命運

文字/劉雅婷 攝影/陳曉威
2022.11.16
Share on WhatsApp
Share on WhatsApp
專欄 | 報導者時間:陳梓桓《憂鬱之島》映照的香港故事:大海浮沉,找一座孤島的命運 香港紀錄片《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
(攝影/陳曉威)

海是什麼?是自由還是危險?是阻隔還是道路?

海讓我們互相孤立,還是彼此連結?捲入海中的人,能否適應時代的浮沉,找到自己的命運?

入圍本屆金馬最佳紀錄片的香港電影《憂鬱之島》(Blue Island,用大量來自香港海域的影像,承載四代香港人對命運的探尋。35歲的導演陳梓桓延續前作《亂世備忘》,在反送中運動3年後交出《憂鬱之島》,已在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舊金山美亞國際電影節與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陸續獲獎。

影片從2017年起發想,原本爲回應雨傘運動後的政治低潮,試圖從經歷香港六七暴動、文革逃港、八九六四這3個重要歷史事件的人物着手,以重演記憶、影像再現的方式,從歷史中尋找啓發。但2019年,巨大的運動改變了香港的一切,他拋下所有原本的計畫,去現場拍攝了幾十天,迷失在運動中

迷失的當然不只是導演和電影,還有陷入憂鬱的香港。

傘後的憂鬱和2019年後的憂鬱有什麼不同?「我會說,那個憂鬱大了100倍。」他回答。

而試圖看清這種憂鬱,探尋香港未來的,也不只是拍電影的人。2020年,三組經歷反送中運動的年輕人來到他身邊,成爲他的演員。

這些年輕人並非專業演員,其中數人因參與抗爭而被捕,包括今年4月被判暴動罪、入獄33個月的24歲學生譚鈞朗,去年入獄9個月的學生會領袖方仲賢,以及一位學生演員和五位「無名」演員。再加上一位道具師,一位動畫師和一位事務律師,共有11人在入獄之前完成了《憂鬱之島》的演出和工作。

在試鏡和拍攝過程中,他意識到這樣的命運並非第一次在香港人身上發生。正如片中引用佔中九子案被告之一鍾耀華的陳詞,我們所生活的是一個「充滿未知、在歷史與當下糾纏不清、在個人努力與萬千偶然混雜複合的世界」。在這樣的複雜和重疊之下,香港的故事好像才能被稍微地訴說。

他想到柏林牆。「有的人會說,柏林圍牆倒下之後,在柏林,或是東德的人,圍牆好像還在他們身上。」

「我們是怎麼走到今天的呢?」透過電影,他似乎在不同時空的香港人身上聞到似曾相識的命運。

相遇:交疊的命運

陳克治在1973年遊過深圳大鵬灣,偷渡到香港。如今他依然常在維多利亞港游泳。(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陳克治在1973年遊過深圳大鵬灣,偷渡到香港。如今他依然常在維多利亞港游泳。(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香港,黃埔海邊,75歲的陳克治縱身躍入維多利亞港,一個潛身後,浮出水面游泳。50年前,1973,他潛身的海域是深圳大鵬灣,一夜奮力後,他與妻子偷渡到香港。

1997年出生的沉軍彥和1999年出生的田小凝在2020年重演陳克治當年偷渡的這幕場景,成爲《憂鬱之島》電影開場。一條繩,一個救生圈,是兩人在海中的所有。當海水撲面而來,要如何在逆流中前進,不被槍聲所嚇,又不遺下彼此?

對逃到香港的人來說,香港曾是自由的象徵。1970年代起,中國因文革爆發的政治迫害,使50萬人循各種路徑逃至香港。而反送中運動後,兩位年輕演員所屬的時代裡,有學者推估,已有超過20萬人逃離香港。他們的父母輩和陳克治一樣來自中國,上一代人冒險走過的海路,下一代似乎又要重走一次。

這種歷史的重複,命運的交疊,構成了電影的主軸。導演陳梓桓試圖從前人身上看到未來的香港,也問自己:「30年後,你會變成什麼樣?是不是仍然相信你今天相信的東西?」在上一部作品《亂世備忘》最後,他已提出這個問題。到《憂鬱之島》,他繼續問:「什麼是香港?我們想成爲或不想成爲什麼人?

電影的這種主軸並不是一開始就有。2017年到2019年間,陳梓桓一邊爲電影籌款,一邊以低成本的方式跟拍包括陳克治在內的三位前輩,想談六七暴動、文革逃港、八九六四。但反送中運動爆發,「這麼大的事,不拍也拍一點吧。」他拋下一切去拍攝運動現場,素材極多,卻拍得散亂。

到20204月,運動退潮,法庭判刑移民潮成爲新的主題,他才慢慢釐清自己要拍的東西。「在我們要面對這個抗爭的後果的時間,在抑鬱和低潮的時期」,他開始招募年輕演員來試鏡。副導演在一些發放求職資訊的Telegram羣組裡發文,說有一套關於抗爭的電影,要扮演歷史,有興趣就來試鏡。在3個星期的試鏡中,他們見了近200人,其中鮮少專業演員,幾乎都是曾捲入抗爭的年輕人。

試鏡的每一個片段,他都有鏡頭在旁記錄。年輕人很自然地信任他,也許因爲他的前作是關於抗爭,也許因爲大家都好怕抗爭會結束,又或許因爲,2019年之後香港太多人需要傾訴。

這些年輕人開始講自己的抗爭經歷,講自己面對審訊,講自己應不應該離開香港的掙扎,講自己的身分認同如何形塑,講他們要什麼不要什麼,怕什麼愛什麼,講如何理解這場巨大的運動。陳梓桓意識到,他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見證了運動完結後,人們身上滲出來的東西。

在這些傾訴中,他突然覺得聽到似曾相識的聲音,那是他過去兩年在拍攝和研究三段香港歷史時曾經聽到的東西。而這些東西爲何有意義?「在不同年代的人之間,有些歷史會重複,但又有很大的差異,而在這些不同的歷史層次中,我們都見到今天的香港。」他想用重演歷史的方式去回答,今天的香港。

陳梓桓在《憂鬱之島》希望用重演歷史的方式,爲今日的香港找一個解答。(攝影/陳曉威)
陳梓桓在《憂鬱之島》希望用重演歷史的方式,爲今日的香港找一個解答。(攝影/陳曉威)

受文革影響的香港本地左派運動「六七暴動」是片中另一個歷史故事。72歲的楊宇傑在英治時期因藏有煽動性標語而入獄18個月,是在不合時宜的歷史時機裡反英抗暴,但最後卻未被中共承認,反被離棄的少年犯之一。

他說:「我不會認罪。我沒有錯。」同樣的話也在24歲的演員譚鈞朗口中說出,但卻爲他換來33個月的暴動罪刑期。2019101日,中國國慶日,反送中運動進行到第四個月,多人因不滿中國對港管治而堵路抗爭,譚鈞朗在黃大仙被捕。

幾乎相反的兩個人,陳梓桓卻在他們身上看到重疊的影子,因而邀請譚鈞朗來重演少年時的楊宇傑。多年後,不合時宜的愛國隨着中共對港政策的變化而被重新起用,楊宇傑這種「愛(中)國無罪」的姿態如今成爲勛章。但入獄前的譚鈞朗說:「我不是中國人。」陳梓桓在片中問,那你是什麼人?「我是香港人。」

「一個2019年暴動的人扮演一個1967年暴動的人,一個本土青年扮演一個民主迴歸派的人,講同一句話的時候會有很奇怪的違和感,」陳梓桓說,「又好像一種歷史的錯位。歷史的一些東西印在了年輕人的身上。我們怎麼走到今天?好像有個影子在那裡。」

與譚鈞朗同樣在反送中運動被捕的,還有24歲的前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學生領袖方仲賢。陳梓桓邀請他扮演1989年的香港學聯主席林耀強,一個曾到北京天安門支援八九六四,目睹屠殺而僥倖歸來的人。他們交疊的是旗幟、口號、標語,是與同伴徹夜討論運動前景後,在辦公室沙發醒來的清晨,以及,要面對運動的犧牲、失敗與逐漸淡去的社會記憶。

林耀強在片中說:「大的運動之後,世界更差了,更黑暗了。」這本是指涉八九六四與雨傘運動,但在2022年的今天去看,卻好像在回應「所有失敗了的抗爭。」

「是很universal的,」陳梓桓說。

曾在北京見證六四屠殺的香港學聯前主席林耀強(中),至今仍每年紀念六四。(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曾在北京見證六四屠殺的香港學聯前主席林耀強(中),至今仍每年紀念六四。(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兩種真實:記憶與歷史

一位移居英國的香港學者在看了《憂鬱之島》後對陳梓桓說,這樣的影像敘事似乎做到了自己幾十年來着文論述也做不到的事,講出了香港的複雜。片中的影像有兩種,一是做過訪談、歷史資料蒐集後,有劇本的重演「戲中戲」;二是沒有劇本,只有場景安排的即興對話。

導演與演員都沒有經歷過196719731989年,重演的劇本基於三位前人的記憶,意圖靠近歷史,但又並非真實。片中重演文革講《毛語錄》的場景,一段激烈演出後,年輕演員問陳克治歷史是否如此,對方卻說不是。但在拍攝現場,有另一位老人家也經歷過文革,他記憶中的文革就是不停教大家要激烈地喊口號。「所以記憶是要懷疑的,每個人的文革記憶都不一樣。我們只能去想像當時發生什麼,去嘗試,」陳梓桓說。

在美國舊金山放映時,一位曾經歷文革的中國移民觀衆說,電影對文革的重演太搞笑了,就像1997年前的香港諷刺電影《表姐,你好嘢》呈現的,「是香港人那種刻板的文革」。但是,當鏡頭收錄了陳克治對重演場景的否認,就呈現出另一種真實。「那個真實不是我們呈現的文革有多真,而是我們作爲香港人怎麼看文革,那種真實,」陳梓桓說,「是從一種所謂『真實』shift到真正的真實。」

他邀請觀衆去懷疑電影中的重演,懷疑記憶。他拍電影,卻警惕電影。「一進電影院,一關燈, 你就會100%相信電影講的事,我覺得很危險,特別是紀錄片。」所以他要「開燈」,退後一步,把「戲中戲」的本質拿出來,邀請觀衆疏離地去觀看。

「人的記憶在經過340年後已經破碎,或是已經變成一個 narrative(敍事),」陳梓桓認爲,無論是文革記憶,還是經歷六七暴動的人對自己的定義,都是如此。比起接近歷史,他更想讓觀衆明白記憶不等於歷史,不等於真實。

但重演仍有重大意義,他想透過重演來接近大歷史下的人,也想接近自身和現在。與他年齡相近的年輕演員們,也在一聲「cut」的前後,在記憶與現實的穿梭中,呈現出最赤裸的生命狀態。

「當純粹是重演的時候,你只看到在逃港的陳克治。但喊cut之後,跳出來,你會看到演他的年輕人。」影像不斷在不同的人與時代中跳躍、穿梭。

1997年後出生的兩位年輕演員,在《憂鬱之島》中重演偷渡到香港的陳克治夫婦。(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1997年後出生的兩位年輕演員,在《憂鬱之島》中重演偷渡到香港的陳克治夫婦。(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學生領袖方仲賢有一段重演林耀強(小強)在親歷六四後的電視訪談,導演邀請方仲賢代入自己在反送中運動的經歷和情緒去演。「他不只是演小強。我很想提醒觀衆,在這場戲你好像看到的是小強,但其實要看的是方仲賢。」

「經歷過2019年的人,即使我拍歷史,但我們看到的是自己。」演員如此,電影如此,導演也是如此。

對仗的人生,共情的可能

1989201930年的距離,似乎很遠。但拍完《憂鬱之島》後,陳梓桓發現,他們與1989年爭取不到民主中國的人,「其實不是很遠」。

雨傘運動後,對於在香港紀念八九六四,香港曾有許多關於「本土」與「大中華」的辯論,不少年輕人覺得紀念六四行禮如儀,「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也並非香港人的訴求。但是,當年輕、本土的方仲賢去重演林耀強的六四經歷,在廣場上看到血,聽到槍聲,卻似乎可以共情到30年前的林耀強。他穿着那年代的學生襯衫,對鏡頭說出:「我們在運動中失去了手足。」

「在這些不同年代的人之間,是不是完全沒有共情的可能呢?」陳梓桓說,「不是的。」

「手足」,來自2019年的語言。這讓陳梓桓想起在試鏡時,因反送中運動而被控暴動罪的譚鈞朗試演六七暴動的監獄場景,但飾演獄警的演員脫口而出的辱罵卻是:「死曱甴!(死蟑螂)」。將抗爭者視爲「曱甴」,來自2019年香港警察的語言。

電影讓來自2019年的一切都滲入歷史,引發最多討論的,是重演楊宇傑的譚鈞朗,在監獄場景中與對方的談話。

這場談話本不在計畫中,陳梓桓只是在化妝室介紹兩人認識,「我告訴楊,阿朗是扮演你的演員」。但看到兩人同處一室,他突然想試試讓他們對話,於是各自問兩人想不想和對方分享自己的經歷,兩人都說好。譚鈞朗作爲演員,已閱讀過楊宇傑在六七暴動中的資料,但楊卻並不知道譚的暴動罪身分。

這場對話在一個狹小空間中展開,一個曾少年入獄,一個即將入獄,兩人身穿囚衣,抱膝對坐。在譚鈞朗終於忍不住說出自己經歷的一刻,兩人仍可以分享對監獄的恐懼,但是對政治理念與身分認同的堅持則完全相反。楊宇傑擺出過來人姿態,憶述自己怎樣被國家和夥伴拋棄:「Abandoned kid of the riot.(在暴動中被遺棄的孩子。)」

因反送中運動而被判暴動罪成的譚鈞朗,在入獄前重演當年六七暴動少年犯楊宇傑,在監獄中與楊本人對話。(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因反送中運動而被判暴動罪成的譚鈞朗,在入獄前重演當年六七暴動少年犯楊宇傑,在監獄中與楊本人對話。(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有觀衆覺得他在暗示2019年的抗爭者也會面臨同樣結局,也有人覺得他只是在講自己,根本不在乎2019年的事。作爲2019年的抗爭者,譚鈞朗,及其他坐牢的人,會不會被楊宇傑言中?

「我覺得所有坐牢的人都會想,會不會被遺忘,」陳梓桓說,「在這個對話的context下,他(楊宇傑)這段話當然是在講自己和拋棄他的中共,但對今天即將坐牢的手足有另一種意涵。」一些觀衆在聽了楊的話之後感到憤怒,但陳梓桓也覺得並非壞事。「如果這提醒觀衆不要忘記一些手足,不要遺棄大家,會繼續做一些事,那也是一件好事。」

他對人與人之間的共情有良善的想象,「我有時會想,如果參與過六七暴動的人對2019年抗爭者有真empathy(同情)的話,是不是會對1967年相信的事有一些反思呢?」愛國的楊宇傑會共情反共的譚鈞朗嗎?那場對話之後,他覺得,「不會完全沒有」。

但也許,這種奇妙的共鳴只在當刻的那個監獄場景中發生,走出場景後,兩個完全相反的人之間的化學反應,就會消失。

海與香港的解法

香港與深圳海域,大鵬灣,曾有鯊魚食人。陳克治的不少逃港同輩,都在海中被吞食,無法在香港上岸。

片中,活下來的人們到海邊祭拜,陳克治念出自己寫的詩句:「避秦亡靈,何太虧欠」、「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夢化,一縷輕煙」。

海是自由,也是危險。陳克治游泳到香港那天,級別達到9號風球的颱風捲起大浪。幾十年後,他仍在颱風下的維多利亞港游泳,從不中斷。

「海是多變的,」陳梓桓說,「2019年之後,我們都聽過好多故事,有些手足是經過海逃去其他地方,在途中出事,可想而知那個多變是多恐怖。」偷渡的故事一再上演,目的地也曾是臺灣,纔有12港人與高雄5人案。

在拍電影之前,陳梓桓曾做過船的生意,長時間在船上工作。那是他至今都不太願意回想的漂泊經歷,「在海上浮沉的時間」。「船在海裡面一點都不自在,好漂泊,好危險。」所以他也想,也許不只是2019年之後,海的意象才這麼代表香港。「我們純粹只是看到海,聽到海浪的聲音,就會想起好多事,有好多情緒和感受。海並不是那麼單一而自由的海。」

但有時候,海也是平靜,是休止符。「我知道海會帶來思考和靜下來的時間,你見到電影中很多事情不停地講,但見到出現一片海的時候,纔是那些情感出來的時候。」

大片大片的藍色水域包圍香港,香港是一座島嗎?「憂鬱之島」所指涉的「島嶼」,並不是地理定義上的島嶼,在地理上,香港由多個羣島與半島、陸地組成,並不是一座島而已。這種「島嶼」的敘事是一種「感覺」。

「是一種孤島的感覺,又好像浮一下、浮一下,不知要漂向哪裡,也沒有什麼人去⋯⋯」陳梓桓陷入思考。

比他年輕一輩的演員在片中描述香港:「她已經很努力不去腐朽,但仍難逃命運在掙扎。」

他回想最初拍攝的衝動,是想尋找一個香港的解法,而《憂鬱之島》就是他嘗試去解答問題的過程。「用了4年的時間,想解答什麼是香港,我們未來會變成什麼樣。」有的人覺得,片尾那些靜默而有張力的被捕者面孔,就是解答了。但他覺得,「是沒有解答到的。我們要和觀衆一起繼續想下去。」

海的意象在《憂鬱之島》不斷出現,隱喻着自由、危險與平靜。(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海的意象在《憂鬱之島》不斷出現,隱喻着自由、危險與平靜。(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片尾長長的演職員名單,有11位被加上了象徵監獄的方框。這是因爲影片製作完成後,要詢問所有人是否露出真名,有的人卻已聯絡不到,「我們就去查資料,發現他們正在審訊或已經坐牢。」這樣的片尾不只是片尾。「我想告訴別人,這些人就在我們身邊,不是離我們很遠的。這也讓觀衆見到這一刻的香港面對的掙扎,包括有很多『無名』,也有很多坐牢的人。」

拍攝電影本身也變得危險。記錄雨傘運動的前作還可以在香港放映,但《憂鬱之島》是否還能放映,已經成爲一個疑問。他永遠在擔憂每一個被拍攝者和團隊中人的安危,但又覺得很難去計算危險。

也有人勸他離開香港。「香港對我來說是什麼?」香港給他很多養分去支撐創作,他也有關於香港的劇情片和紀錄片正在構想。但是,「在什麼條件之下,我要離開這個地方?」他不知道。他許多次到訪臺灣,卻只有這一次,會不自覺地想像自己是否能在臺灣或香港外的其他地方生活。但是,如果離開香港,他最擔心失去對香港的直接感受,影響他的創作。

他仍想要不停地創作,去證明電影存在的意義,去追趕時代的發展,「如果我拍一些東西出來可以是timeless(永恆)的就好了,30年後的人也可以看。」《憂鬱之島》是否能做到呢?也許要30年後才知道。

「你想講一個怎樣的香港故事?」在採訪的最後,我問。

「我覺得我不能用語言回答這個問題,」陳梓桓說,「但如果到我死的那一刻,留下5部、7部作品,你就會看到我講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

「香港對我來說是什麼?」陳梓桓想用不停的創作來回答。(攝影/陳曉威)
「香港對我來說是什麼?」陳梓桓想用不停的創作來回答。(攝影/陳曉威)

後記

電影在20204月開始試鏡,譚鈞朗在20224月入獄,中間歷時兩年。入獄前的時間很珍貴,但也最無聊,無法做長期計劃,也不能離開香港,於是他什麼都試。「組樂團、做演員⋯⋯我想這也是他坐牢之前體驗的一個take,」陳梓桓說。

《憂鬱之島》在今年上映,陳梓桓趕在譚鈞朗入獄前給他看。他只說:「我演得好差。」他入獄後,陳梓桓和製作團隊的夥伴時不時去探監。

「至於會不會因爲這部影片,他去經歷了『事前坐牢』,透過人物對比,有一些看法呢?我的電影做不做到這件事呢?」陳梓桓還沒來得及問他。

「他透過扮演這個人得到了什麼?後不後悔?」他覺得自己應該要問一下。「下次探監的時候,我問一下他。」

 

本報導爲《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臺(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