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黃雪琴:我其實沒有踏得多前,只是社會退得太后,每個人退得太后(文/石玉、拉祖、秋園、雨貓、李雪莉)

202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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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報導者時間:黃雪琴:我其實沒有踏得多前,只是社會退得太后,每個人退得太后(文/石玉、拉祖、秋園、雨貓、李雪莉) 黃雪琴,是中國獨立記者。2018年她揭露並參與中國的#MeToo運動,支持多個女性維權的案例。
(照片提供/採訪團隊)

黃雪琴,是中國獨立記者。2018年她揭露並參與中國的#MeToo運動,支持多個女性維權的案例。而她的代表作包括《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她曾以爲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女性抗爭者李翹楚:我有英雄情結,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等。今年9月19日起,她在赴英國留學前夕,因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友人王建兵一起被關押在廣州。

生於1988年,今年33歲的黃雪琴在2010年進入新聞行業,曾在《中新社》、《新快報》、《南都週刊》等媒體工作,2015年她決定成爲獨立調查記者,儘管當時中國不少調查記者紛紛轉職。披肩直髮,個頭不高的黃雪琴不斷推出重量級的作品。

2018年1月,黃雪琴第一個揭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陳小武性侵女學生的案子,這個報導開啓中國#MeToo運動元年,並持續支持當事人發聲、維權,參與個案援助。而在2019年6月,黃雪琴參加完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後,她在網站Matters上發表文章,隨後被廣州公安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指定地點監視居住3個月。

2021年2月,採訪團隊見到黃雪琴的時候,距離她取保獲釋已有一年時間,她當時在異地訪友,但廣州國保卻依然跟隨左右。這一年,黃雪琴消失在簡體中文互聯網中——她被要求不得不通過匿名寫作、境外發表的方式,應對當局的打壓,但她仍透過寫日記,分享給少數朋友,把國保如何監控與阻撓她工作的情況,記錄下來。

2019年黃雪琴曾來臺灣,也到《報導者》拜訪。2021年7月與我們通話時,她提及自己已拿到英國獎學金,計劃在9月20日赴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就讀,但她時不時被國保叫去「喝茶」,當時她也擔憂說道:「不確定這趟出不出得去。」9月19日,她在出發前一天,廣州公安拘捕她與關注職業病工人權益的獨立公益人王建兵,公安強迫兩人的朋友簽署警方編造的虛假口供,指控兩人主導了政治性聚會,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律師多次申請會見被拒絕,而兩人的關押地點、身體狀況,目前仍無法確認(廣州公安有提供逮捕通知書給家屬,但親友多次往這個地址爲他們存錢都不成功)。對於來自海內外的聲援和訴求,中國政府仍已讀不回。

這篇報導是採訪團隊在2021年與黃雪琴採訪4個小時內容的濃縮。採訪團隊問到黃雪琴這一路走來,從揭發#MeToo內幕、表達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想法而受到「關注」,特別在香港事件中,是否後悔發表過那篇文章?她的回答是不後悔:「我不想成爲失守的那個人。」
在主流媒體退後,在國家統一敘事凌駕獨立聲音後,黃雪琴持續自己的抵抗。「我真的覺得我們需要去抵抗,從生活小事做起。一個人的抵抗不是說那麼偉大,做好你的本職,守好你的良心,做記者報導真相,醫生把病毒就是會傳染的說出來,去醫治就好了。但那麼多人爲什麼可以瞞着良心⋯⋯其實是全民的失責,每個人都沒有守住自己。未來我也不知道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但至少我可以說我是那時候守住了自己的人。」

只要講的是真話,還是能被聽到

問:2017年10月,你率先做了《中國女記者性騷擾狀況調查》,2018年1月在公號連續發了4篇關於北航陳小武性騷擾事件(可參考黃雪琴在騰訊的演講影片,https://news.qq.com/zt2018/speak2017/single6.htm)的調查,那時候你有想過會有中國版的#MeToo(運動)嗎?

黃雪琴:沒有預想過。當時我正在新加坡參加一個亞洲記者獎學金專案,專案負責人跟我說有#MeToo這樣一個事情。我去看了之後,確實有在想,能不能像她們這樣讓大家也出來講。我問此前我知道的遭受過性騷擾的記者朋友,願不願意出來舉着標語牌子拍照,她們都覺得舉牌子蠻丟臉的,但願意匿名分享。我覺得如果是這個方式,就希望不只是我身邊的幾個人而已,想做一個全國性的問卷,去觸及更多人。

當時我思考過可能引起多少人關注,但想的更多是行業裏的反思,以爲主要會是幾個記者出來講媒體圈的事情。沒想到羅茜茜(通過微信公衆號發文,實名舉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陳小武性騷擾的女學生)首先說願意實名舉報,所以中國的#MeToo從高校開始其實還蠻偶然的。我也沒想到,後面會從高校到各個圈子,逐漸成爲一個社會運動。

問:後面有更多人找到你,什麼樣的個案你會以獨立記者的身份介入呢?你的工作流程是怎樣的?

黃雪琴:有代表性、典型性,我又真的能幫到的案例我就會去做。有些事情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知識認知,我就沒有辦法。

如果打算介入,我第一會了解對方的情況,確定基本事實。我可能會花一個禮拜先聽她講,然後去查相關的材料,包括對身份、職業經歷這些基本資訊的核實。第二是確定這個事情需要怎樣推動,是以媒體報導的方式,還是其他的方式。有些人想得到道義上、媒體上的正義,有些人想得到司法上的正義,或者是經濟上的救助,我尊重她們的想法。比如有一些案子其實沒有做媒體報導,直接走了法律管道,後來加害者被判刑了。所以我就會問她們真實的訴求是什麼。第三步是行動。如果要做稿子,要多方蒐集證據,採訪、寫稿。如果要走其他的管道,要聯繫律師一起去推進,或者是連結比較好的、有性別意識的心理諮詢師,等等。

問:你希望在個案中體現出一定的公共影響?

黃雪琴:是的,我不希望讀者讀一篇稿子只是聽一個可怕的故事,一個老師性侵學生的事件。我們需要知道它的本質是什麼,像「孫志剛之死」一樣,報導的本質問題不是他死得多麼慘,而是爲什麼執法機關可以這樣打死一個青年人;它打死過多少年輕人,到底賺了多少黑心錢;爲什麼法律上不允許存在的東西能這麼堂而皇之地存在。校園性騷擾報導也不只是一個女學生被性騷擾得多慘,而在於是什麼讓這些教授肆無忌憚。教授們掌握着學生的分數,甚至她們的畢業證、未來,尤其是對博士生而言。一個教授可能握有上千萬的資金預算,乃至一個學院、學校的話語權,那爲什麼這些有資金、權力、聲名的人不被監督呢?他們跟官員不是一樣的嗎?

我希望大家能從個案中找到根本問題在哪裏,是公權力執法不公嗎?還是權力沒有被監督呢?我的報導是有指向性的,指向公權力,希望大家看到我們在法律、制度層面反性騷擾機制的缺失。

問:運動開始時很重要的訴求是建立校園反性騷擾機制,這方面現在有進展嗎?

黃雪琴:有一些高校在做這些事情,北航、北大、北師大、南大、清華當時都有老師聯繫我說,我們學校開了一個小組,研究校園的反性騷擾機制,可不可以把你搜集到的資料發給我。那時候我搜集了30多個國家的資料,就都發給他們。之後我隔一、兩個月問一下進度怎麼樣,但都沒有做成。

比如北大的老師說,小組已經制定了一個方案,但是校長不滿意,覺得這個方案太女權了,太偏向學生了,就把這個小組解散了。他們另起了一個研究小組,以行政人員爲主,完全沒有學生參與,也完全沒有教性別和媒體的老師。後來做了一個相對溫和的方案,但是沒有公佈,說擔心北大太招人注意,公佈了會引起其他高校模仿,可能會被教育部批評。他們要先得到教育部允許纔可以公佈,但是教育部又一直沒有給他們明確的答案,他們就不敢發。

北航雖然第一時間承諾要研究出臺校園預防性騷擾機制,但是我每月追問,得到的回答都是「第n次修改了,完善後第一時間推出」。中山大學學生提交的關於反性騷擾的提案被腰斬,校方一邊安撫「提案很好」,一邊又以「這個話題敏感,不宜公開討論」爲由拒絕就提案公開答辯。清華的一個老師轉告我說,他們也是類似狀況,小組工作停滯。

問:從你參與的個案來看,性騷擾案件的受害者們2017年時面臨的困難,和今天面臨的困難相比,困難有減少嗎?環境有改善嗎?

黃雪琴:我覺得環境改善了一點,大家的意識和勇氣也多了一點。一開始談性騷擾,大家都不是很清晰性騷擾是個什麼東西,現在至少是比較清晰的。包容度也高了些,一開始談好像就是很害羞,shame of myself,現在至少不會覺得很恥辱,不會認爲是我的錯。這是比較大的進步。思想觀念上的變化其實本來是最難的,最需要時間的。但那段時間一下子出現了幾個案件,輿論集中地去談強姦文化、我們遭受的系統性壓迫、暴力等等,讓大家的認知度高了很多。

當然很難粗線條地去比較,尤其是最近一些案子受挫,蠻影響信心的。但即使法律(層面)沒有獲得支持,比如鄧飛vs.何謙案(中國記者何謙公開控訴知名媒體人鄧飛對她的性侵未遂,可參考紐約時報連結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10112/china-metoo-defamation/zh-hant/),我發現不管是我的朋友們,還是公益圈、「公知」圈,對何謙都是完全同情的。所以即便不能取得法律上的正義,她們還是贏得了道義上的正義。只要講的是真話,還是能被聽到。

美好的事情成長起來,醜惡自然就會垮掉

黃雪琴,是中國獨立記者。2018年她揭露並參與中國的#MeToo運動,支持多個女性維權的案例。(照片提供/採訪團隊)
黃雪琴,是中國獨立記者。2018年她揭露並參與中國的#MeToo運動,支持多個女性維權的案例。(照片提供/採訪團隊)

問:現在#MeToo 運動進入到低潮期……

黃雪琴:我覺得是個案化。社會運動有一個規律,從高峯期,慢慢到低潮期,再有一個萌芽期、起飛期,然後又落下來。這是必然的,不可能一直在高潮階段。現在只是個案化了,每次報導是報導一個案子,不再報導整個運動,但案子一出來還是會有熱議。因爲事情已經開始常態化了,就沒有一開始那麼衝動。我看的比較平淡,不會說它現在好低潮,所以我很失望很絕望。我沒有這種感覺。你要看到一個事情發展的規律,知道這個是必然的。

問:但我們最近看到的每一個個案,判決都是敗訴,所以還是有點悲觀。

黃雪琴:其實最近也有兩個勝訴的,劉猛案(資深公益人,因性騷擾女員工被法院判決賠禮道歉)、梁崗案(四川知名高中教師,因涉嫌強制猥褻多名男生被起訴,案件尚未宣判)。我知道另一個案子也是勝訴的,只是沒有報導出來而已。現在看起來像是敗訴的多,只是因爲它們得到了更多的關注而已,比如鄧飛案跟弦子案。這也是社會運動常見的問題,好像一個案子成功了,大家就要賦予很多的意義,但一個案子失敗了,也引發很大的絕望。

問:弦子朱軍案(朱軍爲央視知名主持人,前實習生弦子於2018年實名指控朱軍曾在錄節目期間對其性騷擾,後起訴,但弦子一審敗訴)開庭的時候,線上線下聚集非常多人,尤其在北京街頭少見的有100多人現場聲援。你怎麼看?

黃雪琴:我其實很感動。同一天在香港,黃之鋒跟周庭被判刑了,然後有很多「追車師」,就是他們的一羣支持者,在法院的門口追着那輛囚車跑,一直跟着他們說,你要加油,也是有上百號人。那個畫面就跟弦子那件事情在同一天發生,你會覺得是一種跨時空的會見。

很多人說現在中國的公民社會死掉了,沒有什麼期待了。但當時我看到勇敢的香港人在爲他們認爲的一些追求正義、社會公益的人在追囚車,北京的女權主義者們在爲了一個性侵案几乎全部站在那裏,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香港人跟中國大陸人沒有那麼大的隔閡和撕裂。那一刻就覺得兩邊都是一羣年輕人,冒着寒冷和員警的呵斥,等待一個案子的判決,爲自己支持的公平正義而發聲。或許哪一天,大家可以跨越物理上跟心理上的距離,達成共鳴。我那天還是蠻感動的。

所以有時也不會那麼絕望,因爲大家還是會前仆後繼的,總是會有一些懷有理想,真誠期待社會公平正義的人。可能你在你的學校是極少數,但你不要害怕只有你一個人,因爲還有一些人散落在各方,可能某個因緣纔會站在一起。北京這羣人不是孤單的,香港人這羣人是不孤單的,某一個瞬間我們就找到了我們共同追求的東西。我那時候覺得很開心,也很期待有更多這樣的事情出現。

但是我也知道這可能是個個案,下一次可能不會再有那麼大的關注度,或者除非有下一個更完美的受害者。我很討厭「完美受害者」這種說法,但坦率地說弦子在很多人看來真的就是個完美受害者,她有第一時間報警對不對?她有個人訴說對不對?這些她都做到了,你還想她怎樣?她把該做的都做了,但這個體系failed her,這個體系讓她失望,把她推到了這一邊。也正是因爲相對而言她是個完美的受害者,所以她得到這樣大的關注。

下一個案子不這麼完美,這種狀況就不會再出現了。但經歷過那樣一個晚上,一個爲了一個女生、爲了公平正義而守在一起努力的晚上,這種美好的感覺你會記住的,它會激勵人心的。我有朋友去現場,就覺得像是公民烏托邦。她會記住這種感覺。這種感覺是他們參與其中,他們在行動,在發生,在改變,在與人產生真誠的連結,這些美好的東西會持續激勵你,成爲你的inspiration,給你力量。

我是相信這些美好的東西的。我一直說不要去說推翻誰打倒誰,要去想美好的東西,去建立一些什麼,去追求一些什麼。你的目標永遠不是說我恨你,我討厭你,我要推翻你,不要這樣。而是我愛上其他的東西,我覺得這事很美好,這個人很善良,這個人很需要幫助我去幫忙,從中我得到了滿足感、實現感、價值感,然後我爲這件事情而努力。不要爲了打倒醜惡而努力,要爲了建設美好而努力,這是完全兩回事。因爲凝視深淵你也會變成深淵。而我們去做美好的東西,或者是一些萌芽的東西,意義大得多了。美好的事情成長起來,醜惡自然就會垮掉;但是醜惡垮掉,美好的東西未必能成長起來。

最難過的是無力感,最開心的是與人的真誠連結

女權人士黃雪琴(黃雪琴推特)
女權人士黃雪琴(黃雪琴推特)


問:有些人會自稱獨立記錄者,可能獨立記者這個詞對主流有些挑戰,有對立的姿態。你願意怎麼稱呼自己?

黃雪琴:「獨立記者」和獨立記錄者其實沒有太大區別。你可以僞裝一下,加上一層面紗,其實對方還是知道你是誰。我可能會認爲,先不要自我限制、自我審查。我一直在和這些事情作鬥爭,雖然我也會自我審查,但會提醒自己不要這樣做,不要害怕告訴別人我就是個獨立記者。我願意稱呼自己爲獨立記者。

問:我們知道有些同行實際上做的是獨立記者的工作,但是不太願意這麼說,還是希望有一個機構背書。感覺你完全沒有這種顧慮?

黃雪琴:因爲我被機構傷害了啊,一腔熱情的心,啪一聲,趴掉了。那種感覺真的很難過。我最後一份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說我們的新聞站要就地解散,當時我正在我朋友的婚禮上做伴娘,哭得一塌糊塗。同學問我爲什麼哭,我又沒辦法告訴她真相,只能說因爲我不想你嫁人。你很用心在耕耘一份事業,但是領導鬥爭一出問題,你就成了一個(犧牲品)。而且最終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被炒掉,感覺就像是我背叛了這個團隊,就很難過。而且機構的限制愈來愈多,幾乎被宣傳部的紀律卡死了,那機構有什麼意義呀?它給了你很多條條框框,在危險的時候也沒有幫到你。當然,機構如果在資源上、稿件修改上給你加持是不錯的,但坦率地說,經過一層層的打擊,現在機構已經羸弱到不行,根本沒有力氣撐。如果說讓機構來保護你,我是不指望的。

你知道我爲什麼很生氣嗎?像反性騷擾的稿子,羅茜茜的稿子,都是用我的自媒體和她的自媒體在發聲。我當時聯繫了所有的主流媒體,《新京報》、《北京青年報》、《新快報》、《南方都市報》……有哪一個敢發?每一個都說:「雪琴,你先發吧,然後我們來跟進。」所以我對機構根本沒有信任感。當時的反性侵報導,如果我們自己不發,我也不知道#MeToo什麼時候會爆發。我不是說這個問題因我而發,而是它可能推遲很多。

問:這麼多年什麼事情會讓你最難受?

黃雪琴:最難受的可能是覺得自己的無力感。很多事情明明不是這樣,但大量假新聞那麼寫。看到虛假資訊、顛倒是非的假新聞,真的是讓我特別憤怒跟難過,我覺得我們的讀者不能這樣被牽着走,被餵養這種資訊,我覺得對真相是要有敬仰的,身爲新聞人就不應該去寫這樣的報導,你是可以拒絕的好嗎?不要說我有壓力,生活誰沒有生活壓力,誰沒有爹沒有娘,誰沒有孩子,誰沒有在乎的人在乎的事情,誰不擔心公司被告……但是爲什麼有些人能堅守?

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員警,我從小學六年級就認識他,到現在20多年了。但最近我把他拉黑了,因爲他一直在發關於香港的那些假新聞,我還嘗試私下跟他說,你發的這些東西你求證過它的真實性嗎?我說我在香港大學唸書(訪學),在香港待那麼長時間,我告訴你我看到的事情是怎麼樣的,但他不回我也不理我。後面我看到他發太多假新聞,就拉黑了。我後面還發了一條發了Facebook問大家怎麼處理,大家就說道不同不相爲謀,好在還有同溫層的溫暖。

問:那什麼事最開心?是發稿嗎?

黃雪琴:最開心?我做所有的東西都很開心,我是一個滿足感比較容易得到滿足的人。稿子我一般發了就不太理會了,就交給讀者,我不是那種常常會看自己稿的人。所以可以說交完稿的時候最開心,交完了,就可以整天躺着了。改稿也還好,一般也不需要太多的改動,發了稿就覺得有另一個稿子就開始,所以我覺得交完稿的那一刻是最開心,就是很放鬆,就覺得這事終於做完了。

其實我覺得更多的開心時刻不在交稿,而是在受訪者兩個人的探討有火花碰撞的時候,尤其是對方的觀點會讓我有一種刺激,或者是耳目一新的感受,我會比較開心。有些受訪者的話就會打動到你,不一定是對方說得多好,是對方的那種真誠,我會常常被這樣子的瞬間打動到,然後會記住,覺得這個瞬間就是採訪的意義所在。採訪就是很真誠的對話,反彈出你的所思所想,你反思的、你贊成的、你不贊成的,你掙扎的、你痛苦的……所以我很享受採訪的過程。

我以前參與出版過一本書,當時是一個省宣項目,採訪廣東的十大名門望族,就從他們祖上的狀元怎麼傳下來、他們的家風、後代等等。但是很多大家族文革時候被鬥掉了,祖墳被挖、房子被燒等等,很多後人流落四方,不少在海外。我採訪的都是80多歲的人,有一個爺爺,我打電話去,他一開始就拒絕,說我們不是他們的後人,我們不接受採訪。你可以想像嗎?文革那麼久了,他們還有這種恐懼感。我就一直去斡旋,說我們很溫和,還是省宣傳部的一個項目,就有專門講廣東的文化。他後面還跟我說,即便說是省政府支持的,我們也怕哪一天又翻天了,哪一天又把我們說的東西成爲罪證。但他最後答應了,我就問,你爲什麼那時候那麼激烈地說不要,你們家人也反對,你最後還要接受採訪?他就說了句:「我們這代人老的老,死的死,聾的聾,啞的啞,如果我們不講我們真實的歷史,就不會有人知道了。」那一刻我真的是淚流滿面。

另一個瞬間是,2019年5月21號我做了一個採訪,長達5小時,我覺得很幸福。但其實前一天,我的工作剛剛被當局搞掉了,本來是很憤怒、很難過的狀態。但因爲我跟那個人交流得很深入,突然間我就覺得我活過來了。人跟人真誠的連結,真誠的交流跟對話,纔是最讓人感到幸福的。

我要過得去我自己那一關,作爲一個人、一個公民的那一關

中國獨立記者黃雪琴、職業病權益倡導者王建兵。(維權網)
中國獨立記者黃雪琴、職業病權益倡導者王建兵。(維權網)


問:記者之外,你選擇同時成爲一名行動者,包括做連署一類的工作,之前有評估過風險嗎?有想過怎麼應對風險嗎?

黃雪琴:我寫關於香港反送中的文章,知道一定會被找麻煩。但我到現在也沒有認錯、認罪,也沒有寫悔過書。因爲我相信真實的力量。我不認爲我有寫任何不對的事情,寫的都是我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你可以說我不夠中立、不夠全面,但不能說是虛假,或者是謠言、編造。這些東西我完全不認,即使是拿上法庭,一字一字去打我都完全沒有問題。

我2017年底做#MeToo報導開始,就接觸到公權力的打擊,也知道身邊很多行動者被抓。代價我是考慮過的,但沒想過這麼重,沒想到因爲反送中的文章會關我這麼久,這麼大的罪名(注:2019年的罪名是尋釁滋事)。審判的人也問我說,如果讓你回去你還會這麼做嗎?我說,我不想說謊欸,以我的性格,回去我還是會發的。那一刻想的真的是,一個記錄者,一個記者的職責是做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我的父母也會問我爲什麼要這樣做。我的父母都是謹小慎微,叫你不要跟政治掛鉤,因爲他們曾經受過政治的傷害,謹小慎微是他們生存的一種方式,他們也會把這種生存方式告訴你。我剛出來時剛好趕上新冠疫情爆發,我說媽媽你看,那些醫生都要去現場,你如果是他們的父母肯定很擔心他們,比如李文亮。但是你覺得醫生應不應該救死扶傷,她說那也應該。我就反問她,那你覺得我那時看到的事實真相不是那樣的,作爲記者不是應該去報導?我不覺得我做的事情有多偉大多勇敢,我就是迴歸到一個記者,你在現場,你就應該說出來你看到的事情。就像是醫生要救人,護士要做急救,律師要接案子,是很正常的,不要高尚化嘛,這是我的回答。

我考慮了後果,但我沒想過那麼嚴重。但即便現在,我也沒有後悔。

問:但記者是可以轉行的,也可以做那些相對沒那麼硬的報導。

黃雪琴:沒有意思啊。你已經嘗過自由的味道了,你還願意回去那個框框裏嗎?你已經見過了陽光,你還願意回那個黑暗的箱子裏嗎?你已經知道了文字的力量,而且現在國家的敘事那麼統一,那麼可怕,小到個人可以如此糟蹋一個人的生命感受,大到一個國家的記憶也可以篡改。就像他們把我的東西全都刪了,把你這個人變得不存在了,改寫了你的人生,改寫了黃雪琴。就像現在疫情一樣,本來是一個很大的災難,現在變成了國家統一、偉大戰略、偉大勝利。生命的消逝、個體的傷害、呼喊、糾結、難過、問責,全部都掩蓋了,就變成只有勝利敘事。但我必須不讓你抹除。

做記者的職責就是留下紀錄。有一句話是說,新聞是歷史的第一份草稿,第一稿是我們自己寫的,爲什麼不去守住?

你剛剛說的這些,太多人去做了,我幹嘛還要去做,沒意思。你要活出自己的模樣。我就想做我獨特的一支花,我就想做我獨特的一個人。我不想爲了安逸、歲月靜美,忽視生命真實的經歷,而這種真實的經歷需要被記憶,需要被講述,需要被知道。否則統一的國家敘述之下,這些都是被掩蓋的。

我很記得我之前和一個南京大學的教授聊天,聊到文革那麼可怕,每個人都受到傷害,爲什麼那時候幾乎沒有人出來反對呢?他說有啊,顧準、林昭,但是你也知道他們的後果。我在想20年後或者50年後,我們的後代問我們,你們當時爲什麼沒有站出來反對,爲什麼那個敘事是這樣的?就沒有人說no嗎?就沒有人說這不對嗎?我要對得起我自己,我要對後代說,沒有,當時我有在說,只是我的聲音沒有那麼大而已。我要過得去我自己那一關,作爲一個人、一個公民的那一關。我希望我這一代的使命我是完成了的,之後的可能又由你們來。

就像我爲什麼一定要發反送中的稿子,後面我也有發在Matters上。我真的覺得我們需要去抵抗,從生活小事做起。一個人的抵抗不是說那麼偉大,做好你的本職,守好你的良心,做記者報導真相,醫生把病毒就是會傳染的說出來,去醫治就好了。但那麼多人爲什麼可以昧着良心,那我就不寫了。其實是全民的失責,每個人都沒有守住自己。未來我也不知道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但至少我可以說我是那時候守住了自己的人。

問:上一代的公共知識份子、嚴肅媒體人,好像也已經四散了。

黃雪琴:其實每一代人都會這樣,每一代都會有人盡知識分子的職責,像顧準不就是這樣嗎?哪個朝代不是這樣?知識分子被流放到南方南蠻之地,只要你去批評當權者,當權者不高興了隨便貶低你。我不覺得這是特例。政權就是這樣運作的,政權就是不喜歡被監督,不希望放權,喜歡把權力抓在手上,別人質疑就是會打擊。所以不要把自己的遭遇看作多悲慘多特別。像許志永,他作爲一個法學博士,不知道自己要面臨的代價嗎?他發起新公民運動到現在,難道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嗎?但他還是會去做,因爲要盡到自己的職責。雖然這聽起來挺可怕的,好像必須要付出代價,但如果不去付這個代價,這個世界上沒有魯迅,沒有陳寅恪,沒有林昭,沒有許志永,沒有站出來的人,那我們少了多少東西呀。

問:在這代人裏,爲什麼你一直沒有退?

黃雪琴:我其實並沒有踏得多前,只是社會退得太后,每個人退得太后。本來我們都是站在一起的,我沒有前進得很多,是後面的人往後退,顯得我前進、激進。很多調查記者都退守了,使得黃雪琴本來很小的一個人物,突然變得很突出。我做這些性騷擾的報導,確實花了很多時間跟心思,但是跟之前很多調查報導相比,硬核性、衝擊力沒有那麼大。爲什麼性騷擾突然能變成那麼大的新聞,因爲其他層面的公權力不可被質疑了呀,這是唯一還可以被質疑的。以前的孫志剛事件,質疑的是警權的問題、制度的問題。性騷擾也是制度性的暴力,但它是系統性的,有法律上的問題、觀念上的問題、家庭教育的問題、性的問題,問題太多層了,沒有集中攻擊的點,所以還能做出來。如此而已。

別人要怎麼去退,我也沒有辦法去說你不應該退,我只能嚴於律己,寬於他人。我真的不想我們是被打擊一下,被權力恐嚇一下,然後就變得長跪不起。我會很痛苦,會很憤怒,但是可能爲了不如此,我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我這個人沒有太多的顧慮和擔憂,你要關我幾個月就關了,你要關我幾年就關了。我會很痛苦,會很憤怒,我會很難受,但是可能就是我要付出的歷史的代價。我只能說我想守住自己想守住的東西,這些價值感的東西對我而言更加重要。

本文由報道者和ngocn聲音計劃聯合出品,並收錄於報道者與自由亞洲電臺的合作專欄《報導者時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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