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北明非常识：苏联解体后的普京现象5：俄罗斯文明复兴之奠基

内容提要：1.“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2.“宪法只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民而制定”；3.“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统治，而自由国家却不能”；4. “最重要的……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5.“等我死了以后……”

列宁时代，俄罗斯各界顶尖级的知识精英群体被驱除出境；斯大林时代，约42000名神父被迫害致死，98%的东正教会被迫关闭。普京时代，竭诚接纳已故精英的尸骨归正首丘、虔敬接引被流放的俄罗斯正统文化回归故里、全面开放国家档案馆中封锁的相关文件、全力复兴被封杀的俄罗斯东正教，作为这一系列国家行为的主持者，普京个人则深入俄罗斯思想与文化库，持续阅读历代俄罗斯正统经典（参见本系列前4集）。这实际上是一场兴灭国、继绝世、举义民的拨乱反正的文化之战。这有多重要？很重要，这不是立竿见影的旗杆，而是长治久安而国富民强的基石。

这次我们谈谈普京上述一系列举措的重要性。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人类历史已经演示过、继续演示着一个经验性事实：如果以公义的激情破坏社会逐步建立的秩序和传统，哪怕追求的目标是自由与民主，也极有可能走向这一目标的反面。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正义冲动下，其行径却令人发指：铡刀下滴血的断头台轰然竖起、恐怖统治诞生、战争凌霸和涂炭整个欧洲、近一个世纪的复辟与反复辟的社会动荡……。这样的革命最终将沦为刽子手的屠场，让暴政与专制出场。

基于这样的历史，反对暴力手段实行变革已经成为当今人类共识。但是法国大革命更一层的教训并未被全体人类认同。这个教训是：法国大革命破坏了社会依据现实生活逐步建立起来的秩序和传统，并且抛弃了维系这些秩序和传统的价值和信仰。

被法国大革命送上断头台上政治领袖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行刑前痛心疾首地说了一句话，大逆不道：“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岂不是亵渎自由吗？但是显然，罗兰夫人反对的不是自由，而是假自由之名义所行的罪恶。这些罪恶，不单是无法纪的杀人暴行 ，更是对秩序与传统的破坏。英国政治理论家伯克（Edmund Burke）亲眼见证法国大革命的具体演进后，断然做出决定：“应该终止对法国新的自由的祝贺”，直到确认这种自由是与合格的政府、公共力量、军队纪律、以及有效而分配良好的征税制度、道德和宗教、稳定的财产、和平秩序相结合的。他强调，应该看看人们以自由的名义要做的究竟是什么，否则，祝贺这种自由就是一种冒险。

——伯克反对法国革命，因为这个革命以破坏传统为目的，最终导致灾难性恶果。伯克肯定英、美革命，出于同样的道理，英美革命维护和发扬传统价值，尊重宗教信仰，以此来维护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追寻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口号，而是落实到生活的、具象化为各项管理政策，体现为的秩序。

“宪法只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民而制定”

关于自由，从英国政治学家伯克（1729-1797）到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 ，都早已有过精深的论述。而关于基督教信仰及其价值和社会风气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至关重要性，美国政治家和法国政治家也都清楚地阐述过，并且已经被近代国家历史所确证。

宪政民主作为成功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抵抗奴役的人们追求的目标。美国作为宪政民主国家，是人类的灯塔和典范。但是最近以来，人们不断翻出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也是宪法的制定者之一，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关于美国民主的缺憾的一段论述。亚当斯指出了在美国的民主危机时，宪法的无能为力之处，这就是：宪法不能约束不受道德和 宗教制约的人。由此，他将宗教及其价值观念对宪法功能的基本重要性表述的异常明确，他写道：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以权力武装起来的、有能力与不受道德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激情抗衡的政府，贪婪、野心、复仇或好勇斗狠，会像鲸鱼穿网一样冲破我们宪法最坚固的绳索。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民而制定。它完全不适合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亚当斯著述第十卷“致马萨诸塞州民兵第三师第一旅的军官”11 October, 1798 / FROM TO THE OFFICERS OF THE FIRST BRIGADE OF THE THIRD DIVISION OF THE MILITIA OF MASSACHUSETTS, 11 October, 1798)

让我把这段话说的叙述的更清楚些：人类有不受道德和宗教约束的“激情”，这些激情包括贪婪、野心、复仇、好勇斗狠。它们是人类的原始特性或原罪。美国民主政府没有能力与这些人类的原始特性抗衡。这些特性会像鲸鱼穿破网罗那样突破宪法的束缚。美国的宪法并非牢不可破，不能一劳永逸地保证社会文明，它只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而制定，只对这样的人生效。美国宪法完全不适合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没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及其政府，不能受益于美国宪法。

亚当斯所表达的是美国建国时期一代政治家们普遍持有的观念，即：无论宪法制定得多么完美，除非所针对的拥有道德、有品行的民众，它将无法保证国家的自由与繁荣。亚当斯和其他许多他的同代人认为，在一个充满恶习的社会，宪法建立的各种机制将无法正常运作，其结果是民主共和秩序最终被专制主义所取代。

“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统治，而自由国家却不能”

法国社会历史学和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实地考察美国社会后，得出的结论与亚当斯完全一致，只是叙述方式不同。亚当斯在美国宪政建立最初11年时预见并指出，这种宪政若没有文明化的宗教信仰作为道德基础的支撑，必然解体；托克维尔在美国宪政建立48年后根据事实确认：美国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主要是得益于相应的道德基础的支撑。

托克维尔的观察是，维护美国民主制度有三个主要原因：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与民情。他论证说，三者中的后者，生活习惯于民情是最关键的，是美国制度得以建立并能够维持的最重要的原因。他所谓“民情”，指的就是民族“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具体而言，“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参见并引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下同）更进一步，他认为，决定美国道德和精神面貌的东西“首先来自宗教信仰”：

“美国仍然是基督教到处都对人们灵魂发生强大的实在影响的国度。而且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它比宗教更有利于人和合乎人性，因为这个国家在宗教影响下，今天已经是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

关于美国的信仰与其政治制度的关系，托克维尔指出：

“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共和制度下，比……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尤为需要。”

由信仰所维持的社会道德，是避免民主制度解体的保险杠，托克维尔敏锐地觉察到：

“当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并未加强时，社会怎么能免于崩溃呢？”

民情体现在整个国家民族身上，这个民族，当然包括其政治精英，也就是权力阶层。托克维尔根据自己的观察，具体地描述了基督教信仰在执政的权力阶层的情况：

“美国的革命家们，必须公开表示自己真诚尊重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当他们受托按照自己的意图执行法律时，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不允许他们随便违反所执行的法律；即使他们能够不顾自己的良心的谴责而违法，也会由于同党人的谴责而后止步。……因此，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

托克维尔将民情的独特重要性，做了横向的比较：在美国境外，墨西哥拥有与美国相同的地理位置和法律，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民情，所以没能建立起民主政府；美国境内，相对于西部各州人民的森林地区的生活习惯和相对薄弱的宗教道德，东部英裔美国人的宗教最富于自由色彩，所以美国“长期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的经验和习惯，以及最有利于维护这种制度的思想，都是在东部区取得或形成的。”在进行了这种内、外比较之后，托克维尔结论说：

“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英裔美国人在各州建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在细节和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也正是这个因素所使然。”

对美国的实地考察，使这位来自欧洲的政治学家确信民情对民主政治至关重要性，他并认为这是一项普遍真理：

“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卷，1835年出版，是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扛鼎之作，在全球影响深远，书中对北美大陆这个新生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及其所有相关方面做了全面、细致观察，和深刻的总结。然而，作者将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规定为，使读者们了解美国民情对美国政治的绝对重要性。他写道：“如果说我在本书的叙述中，还未能使读者理解我所指出的美国人的实践经验、习惯和见解，总而言之，即他们的民情在维护他们的法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我就没有达到我在写作本书时为自己规定的主要目的。”

“最重要的……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

应该特别指出，不论十八世纪末的亚当斯一代美国国父，还是近四十年之后的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谈及美国民情或道德的基础时，所指的宗教，都泛指基督教，而没有特别区分教派。作为宗教自由倡导者，亚当斯即不大力倡导任何特定的教派，也反对官方建立任何宗教，他所强调的是，道德体系必须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而这正是基督教所有教派共同一致之处。至于具体教派之别，亚当斯并无兴趣。托克维尔也一样，托克维尔指出：“对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全体公民信奉什么教派，而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他正确地观察到：“何况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所有的教派都处于基督教的大一统之中，而且基督教的道德到处都是一样的。”

很多局外人，尤其是汉语世界的无神论者，虽然追求民主制度，却不能接受宗教对民主共和制至关重要这个话题，他们的挡箭牌是：政教合一是人类灾难。言外之意，政教合一是民主制的敌人。这个盾牌本身质地很好，但是用于今天的民主国家无箭可挡，因为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政教合一，美国也不是。恰恰相反，美国的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对其民主共和与宪政制度发挥影响，正在于它的政教分离。

早在187年前，托克维尔对此已经有深入的观察和结论，他专门指出：“宗教在美国发生强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人注重政教分离——法制、舆论和神职人员本身都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努力。”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相关章节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专门讨论他与各个教派神职人员交谈的结论（“他们……都把宗教能在美国发挥和平统治的作用归功于政教分离”）、陈述他对美国神职人员在政界的地位的考察结果（“他们没有一个担任公职。我没有见到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神职人员，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也没有见到他们的代表”）、报道一些州在法律上对神职人员从政的禁令（如“《纽约州宪法》有关条文如下：‘鉴于神职人员以服务上帝和拯救灵魂为职，且不得稍懈于其重大职责，故任何教派之神职人员或教士……均不得或不能在州里担任任何文职或军职。[1821年宪法第七条第四项]’”），证明当时美国政教分离不仅是神职人员的共识、也是现实的情况，更具有法律依据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时间关系，关于这一点，这里不做展开。

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之后，都立即归回到本土宗教信仰所支撑的正统文化和传统价值，普京更是倾力振弊起废，恢复本土传承一千年、打倒八十载的东正教信仰和正统文化，重建相应的价值体系。对应于西方前辈倡导道德最大公约数而不分教派的做法，普京明确强调，俄罗斯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东正教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宗教信仰，各宗教之间应该融合、而不是相互排斥。

与政治走向文明化的国家一样，对上帝的信仰曾经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其所支撑的民族道德价值，是俄罗斯立国之本，也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转为文明社会的基石。总体来说，无论要经过多少曲折和艰难，一个拥有文明信仰和道德约束的民族，可望在政治动乱、经济低迷、社会分裂中转出来，走上正道。

“等我死了以后……”

1997年的一天，苏联享有盛誉的、流亡欧洲的音乐家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邀请法国音乐纪录片制片人布鲁诺·蒙塞恩（Bruno Monsaingeon）去府上坐客，席间他送给客人一个大垃圾袋，里面装满了他的生平事件与采访等磁带。这位知名的法国电影制作人问罗斯特罗波维奇，你是要我拍一部关于你的片子？罗斯特罗波维奇回答说：“不不，要等我死了以后”。举世闻名的苏联时期大文豪索尔仁尼琴也曾多次对准备写他传记的作者表示：他不希望在生前看到自己的传记。

——宗教信仰支撑的世界观看重终极价值，俄罗斯这个东正教为国教的国家，评价人的传统是，盖棺才能定论。俄罗斯目前依然是转型中的国家，普京作为转型中的掌舵人，依然在世，本节目除了客观揭示他的所作所为并就事论事，对他无定论。“苏共解体后的普京现象”这个系列到这一集全告结束。期待以后有机会再回到这个话题，为您进一步介绍俄罗斯有关言论与媒体、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民生方面的信息，为您的独立思考提供更多的可能。这是自由亚洲的北明非常识，我是主持人北明，谢谢收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