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北明非常识:祭余英时先生——不再有回答的专访:中国激进思潮九问(上)

202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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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北明非常识:祭余英时先生——不再有回答的专访:中国激进思潮九问(上) 2005年12月12日余英时先生夫妇到访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总部。这是北明(左)与余先生在总部合影。
北明提供

中国史学界泰斗余英时先生2021年8月1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家中辞世,顿成中国汉语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唯一可慰者是余英时先生91高龄辞世,生前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最后还完成了个人回忆录。与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史学家罗素一样,他是生前完成自己研究课题并全部成果形诸于文字、公之于众,成为社会公器的极少数学者大家,可谓治学立言功德圆满。于汉语世界,将中国古代思想灵命之根置于七十年文化荒漠之中,是中国文明继绝存亡、民族复兴的鸿福。

不过作为前社科院学人和现职业记者,北明却有遗憾:2018年4月,我获余先生应允准备对他进行专访,我拟定了问题八、九个,按计划传真奉上。或许因为我的陈述太长、主旨不清,或许因为我继而战战兢兢不敢坚持,这些问题有去无回,没了下文。十数年来我因“近水楼台”,又蒙先生不弃,数次专访都顺利,这一次耽心他年迈体弱,犹豫中不敢催促,觉得总有机会,拿上问题,面聆教诲。余先生辞世,震惊之余发现,这些问题成了永远不会有回答的天问。

那次专访针对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其灾难性后果迄今笼罩中国,所拟问题大都与国运百年轮回有关。如今酿造这些问题的大陆依旧,期待回答的空白依旧。多年来大陆知识人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近代面临西方文明挑战期间,一直试图实现文明转型,却始终不能成功,从清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历经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包括苏维埃领导的中共革命,甚至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三十年的经济改革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为此奋斗,真可谓前赴后继,代代不息,结果总是归于失败,我们原地踏步,毫无进步。何以如此?令人费解。

但是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清晰地论证了中国近代以来,现实其实一直在变,我们一直在进步、以斩断历史的方式向前迈进,而且越进越快。余英时先生“事”“理”并行的论述,有力地说明,并非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的奋斗不起作用,而是这些奋斗,由于裹挟在并推动了激进主义主流思潮,故而走向了初衷的反面,迎来了必然的恶果,我们前进着退回到起点:“以五四为起点,我们不妨说,经过70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然而其中原因和路径,却至今不为人所认知,有些人甚至将其恶果归因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我提给余先生的那些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现在余先生已飘然而去,带走了答案。我将这些问题略加修整,公诸于世,以此祭奠中国一代史学大师的离去。

1,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何成为专制制度最有力的障碍?

余先生,我注意到近代思想史上“学衡”一脉保守主义者们如陈寅恪、吴宓,“尊孔奉儒” 、“昌明国粹”、“无偏不党、不激不随”,不仅在民国时代坚持独立于当时的执政党,在49年之后,尤其是文革遭遇迫害时,也一如既往表现出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相反,那时不少倡导新学的自由主义者们,如张其昀、贺麟、朱光潜、冯友兰,民国时代就介入“党争”,有的还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最优秀的教授党员”,49年中国易帜之后,也是他们与当局合作,自觉接受改造,用陈寅恪的话是“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我在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中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的前辈中,面对邪恶和威胁坚贞不屈、知白守黑的人,大都是对社会和他人苦难心怀悲悯的人,也都有读圣贤书的经历。比如揭露中国穷人卖血感染艾滋病之中国「血祸」的高耀洁医生,她走遍中国十几个省份救助艾滋病人而遭受打压不屈服,在八十高龄被迫流亡美国,她前半生受民国时代的教育长大,论语至今背得滚瓜烂熟;还有河南已故的当年国军连长耿谆,抗战期间身上八处弹伤自杀未果,被俘到日本做劳工,组织逃亡失败,归国发起对日索赔艰难不已,但是他对日本看守行恕道,对后来日本地震灾难心怀悲悯,带病捐字画救灾,身临文革中他个人的苦难,则为了母亲的安危而隐忍不发。他为人谦卑有礼,君子之风……让人感慨不已。我注意到他不仅善书法,书架的书也有《史记》、《四书集注》、《四书五经》、《唐宋文举要》等一类古籍。

而观察我辈人的反抗奴役的运动,大多数一贯抗共态度坚定,言论明确彻底,其中一些甚至坚定彻底到不能见容同一阵营里的歧见。可是这类坚定的反共斗士一旦个人境遇改善,或得到当局一些好处,比方说给个红地毯走走,或给个高帽子戴戴,则往往失去独立人格尊严,甚至开始歌功颂德,转变立场。

  一个事实是,正是那些平时不激不随、不卑不亢,而拥有传统道德自觉意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往往在政治上能够守住底线,成为坚定彻底的专制极权的不合作者——用吴宓的话说是“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我辈本此信仰,故虽然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世俗为转移”。

  我的另一项调查是,在前东欧诸国,不计成败得失,宠辱不惊的情形,往往发生在信仰者——基督徒——身上。

  余先生,您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2005年12月12日余英时先生夫妇到访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总部。这是北明(左)与余先生在总部合影。(北明提供)
2005年12月12日余英时先生夫妇到访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总部。这是北明(左)与余先生在总部合影。(北明提供)

2,中国为何至今走不出激进主义旧窠?

您在论述政治变革应有相应的文化为前提时,曾以提问的方式指出过近代以来中国激进主义的悲剧:“何以近百年来我们这样重视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政治竟是这样波折最多、进步最迟缓的一个环节呢?”(《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引自《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P 434))。(您在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香港演讲中,逐一考察了近代史上一次比一次激烈,一层比一层深入的激进主义行为,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的革新,到康梁在政制层面的戊戌变法,在到谭嗣同进一步对中国伦理道德秩序的批判,接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直接从政治进入到文化层面了,康有为几乎被看成是一个保守的象征了。辛亥革命尚未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孙中山还说过“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的话,可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了。您指出,“由此可见‘五四’比变法、革命时代的思想又激进多了。康有为还借用孔子、孟子大同,谭嗣同还讲‘仁’,革命派也强调‘国粹’。‘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

在关于中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以及文化重建问题的论述中,您对中国思想的贫困和激进大趋势早有定论,您最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下写了这些论述,而对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精神文明、人文价值的强调,您早在五十年代就有明确结论。我在阅读这些论述期间有一个鲜明的感受:这些论述如同是今天写的,完全对应今天中国思想界至少是民间民主思潮的情况。(从不多的资料中,我们看到,由于中国激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恶劣表现,台湾的知识人,早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对传统文化重新致敬,殷海光在生命的晚岁,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可是深受激进主义之害的中国,似乎看不到反省的迹象。无论宪政派改革派、还是基督教救国派、都把传统儒学与共产党文化相提并论,把中国历史和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论,批为封建社会和腐朽文化。台湾自由主义都可以反省,中国深受其害),为何中国至今走不出激进主义窠臼呢?

3,您怎么看「文化」概念淡出中国思想界这个现象?

  您的相关论述,从事(历史)和理(学理)两个方面指出文化的独立性格和对政治的奠基作用。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与传统,是那个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土壤。可是历史和现实如您所指出的:“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之间尽管也有极大的分歧,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份‘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 。”经过五四以来一百多年的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如今大陆的状况是,“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或思想范畴,似乎已经退出中国当代大多数民主人士和知识人的思维,当然也退出了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基本上成了一个边缘的存在,无足轻重,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一般有政治觉悟的人们,甚至不会注意到文化的缺席,也不会意识到文化废墟的存在。中国古代(汉)关于治理国家,本来有“临政善治”和“退而更化”的论述,中国文化中也有深厚的民主、人权、仁政的资源,可是如今为要改造国家政治,似乎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据的文化资源,只有要么个人愤然而起,暴虎冯河;要么群体忍耐,犬儒乡愿。反而是历来反对中国正统文化的中国当局,这些年会倡导(儒家)文化并把它作为自己向外扩张的软实力。您怎么看文化在思想界和中国文明进程中的缺失这种现象呢 ?

4,基督教能否肩负起中国文明重建的使命?

  大陆有数量不多的知识人,确认基督教信仰对于中国文明转型的极端重要性。这些人大都是基督徒或牧师。跟康有为希望改孔子学说为国教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只有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才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为西方政治文明源自基督教教信仰。

  这种见解与十八、九世纪到中国的一些传教士的见解基本一致,美国传教士明恩 (Arthur Henderson Smith)论中国人的性格,针对张之洞关于铁路(奏摺)甚至可以杜绝船员监守自盗的弊端,曾经指出,物质文明不能消除精神弊病,甚至选举投票箱的引进也不会使中国人成为讲民主的民族,他强调道德精神的重要性。这应该说是主张“退而结网”,而不再“临渊羡鱼”。

  也有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如刘军宁、刘仲敬,两位是大陆保守主义的代表),强调保守主义第一要义就是其神学基础,认为正统的保守主义必然认可基督教;同时认为,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不是正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

  近代以来在中国激进主义主流思潮中,中国思想界保守主义始终严重缺席,(原因正如您指出的,因为中国剧烈变动中始终没有可以保守东西)但事实上,上述有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人,区别于五四时代的“学衡派”,构成了中国当代保守主义的一个新阵营,是中国看取西方文明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民间反对本土文化的中坚力量。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基督教能肩负起中国的文明重建的使命吗?(待续)

注:本采访中括号中的文字是本次编辑是加入的,其余均为2018年4月发给余英时先生的采访问题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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