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北明非常識:祭余英時先生——不再有回答的專訪:中國激進思潮九問(上)

202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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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北明非常識:祭余英時先生——不再有回答的專訪:中國激進思潮九問(上) 2005年12月12日余英時先生夫婦到訪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總部。這是北明(左)與餘先生在總部合影。
北明提供

中國史學界泰斗余英時先生2021年8月1日在美國普林斯頓家中辭世,頓成中國漢語學界無法彌補的損失。唯一可慰者是余英時先生91高齡辭世,生前筆耕不輟,著作等身,最後還完成了個人回憶錄。與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史學家羅素一樣,他是生前完成自己研究課題並全部成果形諸於文字、公之於衆,成爲社會公器的極少數學者大家,可謂治學立言功德圓滿。於漢語世界,將中國古代思想靈命之根置於七十年文化荒漠之中,是中國文明繼絕存亡、民族復興的鴻福。

不過作爲前社科院學人和現職業記者,北明卻有遺憾:2018年4月,我獲餘先生應允准備對他進行專訪,我擬定了問題八、九個,按計劃傳真奉上。或許因爲我的陳述太長、主旨不清,或許因爲我繼而戰戰兢兢不敢堅持,這些問題有去無回,沒了下文。十數年來我因“近水樓臺”,又蒙先生不棄,數次專訪都順利,這一次耽心他年邁體弱,猶豫中不敢催促,覺得總有機會,拿上問題,面聆教誨。餘先生辭世,震驚之餘發現,這些問題成了永遠不會有回答的天問。

那次專訪針對的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主義思潮,其災難性後果迄今籠罩中國,所擬問題大都與國運百年輪迴有關。如今釀造這些問題的大陸依舊,期待回答的空白依舊。多年來大陸知識人的一個共識是,中國近代面臨西方文明挑戰期間,一直試圖實現文明轉型,卻始終不能成功,從清末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民國初年辛亥革命、歷經抗日戰爭、國共戰爭,包括蘇維埃領導的中共革命,甚至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和三十年的經濟改革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爲此奮鬥,真可謂前赴後繼,代代不息,結果總是歸於失敗,我們原地踏步,毫無進步。何以如此?令人費解。

但是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一文中清晰地論證了中國近代以來,現實其實一直在變,我們一直在進步、以斬斷歷史的方式向前邁進,而且越進越快。余英時先生“事”“理”並行的論述,有力地說明,並非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們的奮鬥不起作用,而是這些奮鬥,由於裹挾在並推動了激進主義主流思潮,故而走向了初衷的反面,迎來了必然的惡果,我們前進着退回到起點:“以五四爲起點,我們不妨說,經過70年的激進化,中國思想史走完了第一個循環圈,現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點。”然而其中原因和路徑,卻至今不爲人所認知,有些人甚至將其惡果歸因於中國傳統儒家學說。我提給餘先生的那些問題就是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下提出的。現在餘先生已飄然而去,帶走了答案。我將這些問題略加修整,公諸於世,以此祭奠中國一代史學大師的離去。

1,文化保守主義者爲何成爲專制制度最有力的障礙?

餘先生,我注意到近代思想史上“學衡”一脈保守主義者們如陳寅恪、吳宓,“尊孔奉儒” 、“昌明國粹”、“無偏不黨、不激不隨”,不僅在民國時代堅持獨立於當時的執政黨,在49年之後,尤其是文革遭遇迫害時,也一如既往表現出獨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相反,那時不少倡導新學的自由主義者們,如張其昀、賀麟、朱光潛、馮友蘭,民國時代就介入“黨爭”,有的還成爲民國時期國民黨“最優秀的教授黨員”,49年中國易幟之後,也是他們與當局合作,自覺接受改造,用陳寅恪的話是“侮食自矜,曲學阿世”。  

  我在自己的觀察和經驗中還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當代的前輩中,面對邪惡和威脅堅貞不屈、知白守黑的人,大都是對社會和他人苦難心懷悲憫的人,也都有讀聖賢書的經歷。比如揭露中國窮人賣血感染艾滋病之中國「血禍」的高耀潔醫生,她走遍中國十幾個省份救助艾滋病人而遭受打壓不屈服,在八十高齡被迫流亡美國,她前半生受民國時代的教育長大,論語至今背得滾瓜爛熟;還有河南已故的當年國軍連長耿諄,抗戰期間身上八處彈傷自殺未果,被俘到日本做勞工,組織逃亡失敗,歸國發起對日索賠艱難不已,但是他對日本看守行恕道,對後來日本地震災難心懷悲憫,帶病捐字畫救災,身臨文革中他個人的苦難,則爲了母親的安危而隱忍不發。他爲人謙卑有禮,君子之風……讓人感慨不已。我注意到他不僅善書法,書架的書也有《史記》、《四書集註》、《四書五經》、《唐宋文舉要》等一類古籍。

而觀察我輩人的反抗奴役的運動,大多數一貫抗共態度堅定,言論明確徹底,其中一些甚至堅定徹底到不能見容同一陣營裏的歧見。可是這類堅定的反共鬥士一旦個人境遇改善,或得到當局一些好處,比方說給個紅地毯走走,或給個高帽子戴戴,則往往失去獨立人格尊嚴,甚至開始歌功頌德,轉變立場。

  一個事實是,正是那些平時不激不隨、不卑不亢,而擁有傳統道德自覺意識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往往在政治上能夠守住底線,成爲堅定徹底的專制極權的不合作者——用吳宓的話說是“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我輩本此信仰,故雖然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絕不從世俗爲轉移”。

  我的另一項調查是,在前東歐諸國,不計成敗得失,寵辱不驚的情形,往往發生在信仰者——基督徒——身上。

  餘先生,您能解釋這種現象嗎?

2005年12月12日余英時先生夫婦到訪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總部。這是北明(左)與餘先生在總部合影。(北明提供)
2005年12月12日余英時先生夫婦到訪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總部。這是北明(左)與餘先生在總部合影。(北明提供)

2,中國爲何至今走不出激進主義舊窠?

您在論述政治變革應有相應的文化爲前提時,曾以提問的方式指出過近代以來中國激進主義的悲劇:“何以近百年來我們這樣重視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政治竟是這樣波折最多、進步最遲緩的一個環節呢?”(《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引自《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P 434))。(您在題爲“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香港演講中,逐一考察了近代史上一次比一次激烈,一層比一層深入的激進主義行爲,從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器物層面的革新,到康梁在政制層面的戊戌變法,在到譚嗣同進一步對中國倫理道德秩序的批判,接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直接從政治進入到文化層面了,康有爲幾乎被看成是一個保守的象徵了。辛亥革命尚未對傳統文化徹底否定,孫中山還說過“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的話,可是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就變成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了。您指出,“由此可見‘五四’比變法、革命時代的思想又激進多了。康有爲還借用孔子、孟子大同,譚嗣同還講‘仁’,革命派也強調‘國粹’。‘五四’的領袖則徹底否定中國的傳統,直截了當地要向西方尋找一切真理。”)

在關於中國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以及文化重建問題的論述中,您對中國思想的貧困和激進大趨勢早有定論,您最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下寫了這些論述,而對於人類文明進程中精神文明、人文價值的強調,您早在五十年代就有明確結論。我在閱讀這些論述期間有一個鮮明的感受:這些論述如同是今天寫的,完全對應今天中國思想界至少是民間民主思潮的情況。(從不多的資料中,我們看到,由於中國激進主義在文革時期的惡劣表現,臺灣的知識人,早前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自由主義者已經對傳統文化重新致敬,殷海光在生命的晚歲,也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可是深受激進主義之害的中國,似乎看不到反省的跡象。無論憲政派改革派、還是基督教救國派、都把傳統儒學與共產黨文化相提並論,把中國歷史和文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段論,批爲封建社會和腐朽文化。臺灣自由主義都可以反省,中國深受其害),爲何中國至今走不出激進主義窠臼呢?

3,您怎麼看「文化」概念淡出中國思想界這個現象?

  您的相關論述,從事(歷史)和理(學理)兩個方面指出文化的獨立性格和對政治的奠基作用。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與傳統,是那個國家民族政治制度的基礎和土壤。可是歷史和現實如您所指出的:“無論是戊戌的維新主義者,‘五四’時代的自由主義者,或稍後的社會主義者,都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作‘現代化’的最大的敵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爲激烈。他們之間儘管也有極大的分歧,但是卻有一個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份‘傳統’,才能獲得一分‘現代化’ 。”經過五四以來一百多年的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如今大陸的狀況是,“文化”作爲一個概念或思想範疇,似乎已經退出中國當代大多數民主人士和知識人的思維,當然也退出了中國人的生活。“文化”基本上成了一個邊緣的存在,無足輕重,這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度。一般有政治覺悟的人們,甚至不會注意到文化的缺席,也不會意識到文化廢墟的存在。中國古代(漢)關於治理國家,本來有“臨政善治”和“退而更化”的論述,中國文化中也有深厚的民主、人權、仁政的資源,可是如今爲要改造國家政治,似乎再也沒有任何可以依據的文化資源,只有要麼個人憤然而起,暴虎馮河;要麼羣體忍耐,犬儒鄉愿。反而是歷來反對中國正統文化的中國當局,這些年會倡導(儒家)文化並把它作爲自己向外擴張的軟實力。您怎麼看文化在思想界和中國文明進程中的缺失這種現象呢 ?

4,基督教能否肩負起中國文明重建的使命?

  大陸有數量不多的知識人,確認基督教信仰對於中國文明轉型的極端重要性。這些人大都是基督徒或牧師。跟康有爲希望改孔子學說爲國教相反,他們認爲,中國只有接受基督教爲國教,纔可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因爲西方政治文明源自基督教教信仰。

  這種見解與十八、九世紀到中國的一些傳教士的見解基本一致,美國傳教士明恩 (Arthur Henderson Smith)論中國人的性格,針對張之洞關於鐵路(奏摺)甚至可以杜絕船員監守自盜的弊端,曾經指出,物質文明不能消除精神弊病,甚至選舉投票箱的引進也不會使中國人成爲講民主的民族,他強調道德精神的重要性。這應該說是主張“退而結網”,而不再“臨淵羨魚”。

  也有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如劉軍寧、劉仲敬,兩位是大陸保守主義的代表),強調保守主義第一要義就是其神學基礎,認爲正統的保守主義必然認可基督教;同時認爲,主張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學說不是正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

  近代以來在中國激進主義主流思潮中,中國思想界保守主義始終嚴重缺席,(原因正如您指出的,因爲中國劇烈變動中始終沒有可以保守東西)但事實上,上述有基督教信仰的知識人,區別於五四時代的“學衡派”,構成了中國當代保守主義的一個新陣營,是中國看取西方文明的中堅力量,也是中國民間反對本土文化的中堅力量。您怎麼看這種現象?基督教能肩負起中國的文明重建的使命嗎?(待續)

注:本採訪中括號中的文字是本次編輯是加入的,其餘均爲2018年4月發給余英時先生的採訪問題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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