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北明非常识：祭余英时先生——不再有回答的专访：中国激进思潮九问（下）

史学泰斗余英時先生8月1日遽归道山，当代汉语人文学苑顿显荒芜，后辈学人怅然若失。这次北明非常识接续上集“不再有回答的专访：中国激进思潮九问——祭余英时先生”，将2018年4月奉给先生但未得回答的另外五个问题，公诸于世，以此完成对一代史学界大师的祭奠与缅怀。

5，如何学习西方？怎样去除中国病因？

您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一文中指出：这真是一语中的，而且形像又生动，把不容易表述的问题比喻得特别清楚。我理解，向西方学习，应该是研究和看取他们的结构系统、思维方式及其内在逻辑，而不是搬来他们的外在模式套在中国身体上。中国的病因是什么？具体怎样避免外在的器官移植而能取西方所长、自我内在更新？（资料：目前中国基督徒约占人口的1.8%，这是2017年8月11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报告》估算出结果，这个报告中包括《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 ，作者是胡应强牧师、华东神学院副教务长。）

6，您如何看待美国战后对日本政治的成功改造？

　　二战日本战败之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行动——“建立一个新的日本”，“这个日本会给予日本人民自由、正义和某种安全”——证明西方政治文明能够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下，人为地建立起来。美军战后占领日本期间，在尊重天皇本人基础上，麦克阿瑟首先下达“公民自由权指令”释放政治犯，解散镇压机构，取消新闻检查制度，解除对宗教信仰的限制，接下来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帮助日本制定了“崭新的、开明的宪法”，这部宪法把君主专制变成了君主宪政，实现了国会立法、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规定不得拥有陆海空三军及其他战争潜能，规定了国民义务与权利，还给予了妇女选举和被选举权。这部宪法是美国总统制和英国议会制的结合体，日本的神道文化和武士道传统被这部宪法屏蔽了。这部宪法在日本民众中广为讨论并获得了通过。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前提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麦克阿瑟将军是盟国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将领，亲自主持了日军投降仪式，日本是在美军军事压力下，完成这一良性改造的。当然麦克阿瑟具体操作的手段非常仁慈，而且绝对尊重失败一方的国格和天皇陛下人格。　

　
而中国在49年之后，被另一种强权改造成为极权专制国家。

麦克阿瑟代表的战后美国文明强权，毛泽东斯大林代表的专制强权，在政治制度上，都把一些国家成功地改造了。

　　我最近又检阅了八国联军时期，联军组成的“天津临时政府”对天津的改造，这个临时政府把天津改造并建设成了一个初具规模文明城市，疏浚河道、修筑道路、建立医院及卫生设施、建立公共交通、照明、人口普查、司法制度、巡警制、划分行政区、税收大幅提高，他们自己则财务制度非常严格……还征用各国联军缴获和看守的清政府的粮食和盐赈济百姓。有细节显示他们同时尊重中国宗教庙宇风俗器物，也并未强迫民众信仰西方宗教。临时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后，民众返回故里，贸易恢复，而且临时政府收到很多民众信函，要求扩大管理区域，要求把土城之外自己所在的地区也纳入联军管理范围，说明管理是得人心的。这个临时政府总共几个部、局，最多不到20名核心管理成员，加上一个七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就把天津这么大一个城市改造了。两年以后这个政府把天津交给袁世凯的时候，天津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和结构的现代城市，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化城市。

　　余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否说明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比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下，政治可以独立于文化与传统之外？或者说明政治与文化可以在特殊时期，彼此不同步？

7，“中国例外”现实下的前景如何？

　　我发现世界上除了美国可以享受「例外论」，近代历史也已经证明「中国例外」。这个所谓“例外”，是悖逆世界潮流和反历史逻辑的意思。我本人关于中国现状的记忆和思考，大都与中国例外现象有关，举例如下：

　　1，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西方文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却产生了一个钱权联手的权贵阶级，比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的“新阶级”在政治上更加野蛮和狡猾；

　　2，八九年北京民主运动作为当时全球民主潮流中的第一张终结专制的多米诺骨牌，结果是后面的骨牌都倒了，第一张却站立到如今；

　　3，中国GDP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导致公认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为此把祖宗的家业（水、空气、河流、森林、矿藏、土地）挥霍殆尽，预支了子孙后代的未来；

　　4，“贫穷是共产主义的温床”曾是上个世纪的人类对共产主义的观察结论，可是富裕起来的中国却更加坚定地走向了专制；

　　5，这些年中国走出国门实行全球化，却并未如期接纳西方普世价值，反而日益特殊化并向世界输出中国价值；

　　6，一百多年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结果学到的基本都是西方糟粕：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您陈述过，陈寅恪先生把中国近代政治变化现象总结为“百年政治退化论”，而近三十年来，共产主义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垮台，中共反而借助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赢得了红利，适应了新的环境，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就像在抗生素攻击下的病毒，一度昏死、却最终活过来了，生命力更强了，对抗生素免疫了。记得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曾经悲观地预言，专制极权由于权力强大而可能永久存在（大意，找不到出处了）。

　　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上次电话里，您说“共产党必然垮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持此一看法，这是出自一种公义必战胜邪恶的信念，还是出自东欧苏联的历史经验之谈，或是对中国现状的研究结论？

8，中国有可能在实行宪政之后恢复传统中的优势吗？

　　哈维尔（Vaclav Havel)）曾经预言，极权制度垮台后，本土文化会立即自然自动地恢复。我观察东欧包括俄国，都没有大规模地消灭本土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这使得专制垮台之后恢复本土文化成为可能。但是中国在49年之后把传统的民间社会，如您指出的：宗族、行会、私立学校、宗教组织、同乡会等，彻底消灭了，中国本土文化也一再受到批判和清理。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学说，传统中国的优秀价值已经沦为陌生的东西。现如今几乎只有西方汉学家才会以赞赏的口气提及“孔孟之道“，比如我记得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史景迁，面对中国乱像就慨叹说：这可是孔孟之道的国家啊！最近（2018年4月25日）法国总统在美国国会演讲中强调政治家罗斯福的警告：自由的消亡最多只需要一代人。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社会秩序和价值载体，被边缘化以至于消失，已经一百多年、四代人了。我们只有在古籍中，海外学术研究著作中，民国时代的思想争论中，能够看见传统文化的影子。

　　当今中国现状，不仅政治黑暗、生态环境崩溃，而且历史断代、道德瓦解、文化荒芜、宗教变异（和尚结婚跳舞举国旗开宝马蒙骗钱财）……，已经不是社会危机可以描述，而是极端浮华下的荒谬状态了，很多人认为只有尽早结束专制，才可能再言其他。但是这个「其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家文化，已经日益遥远以至于无了。一旦中国实现宪政民主，曾经的民间社会以及人文传统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吗？

9，我们这一代的存在有什么意义？（痛苦的问题，请一定说几句）

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重要的特征在于抛弃本土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更可悲的是主张文明转型的主体自身的蜕变。您在论及中国近代激进主义完成从五四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最终又回到五四出发点 ，即个体本位时指出了这一点：“但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而言，第二循环的激进较之第一循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由于‘五四’一代的传统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对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亲身的体验。传统的道统规范和情操对他们的立身处世多少还有一些约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批判者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没有机构直接接触传统文化。”他们＂对于中国人文传统大概只有一个抽象的观念，……至于连古籍都读不大通的人，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正因此，当代知识人尤其是献身民主事业的人们，在思想上更加彻底激进化了：“往往把极权体制看成中国文化的现代翻版，在这样的心态下，反现状和反中国文化竟合为一体了。”这样的描述，击中要害，伴随着很深的历史感，令人震动。我相应的经验是，不仅由于学养严重欠缺而文化上激进，我们这一代在人格风骨和道德自觉上，慢说与激进主义前辈谭嗣同康有为梁起超一代相比，即便与胡适之、陈独秀一代相比，也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更不要说与陈寅恪、吴宓一代保守主义大师相比了。

　总体而言，我们这一代算不上知识人，因为没有受过正常的非党派化的教育；算不上革命者，因为没有拿起武器来推翻专制；算不上正常人，因为一出生就被奴役被洗脑；算不上“人”，因为我们没法子具备人之为人的那些特征，如拥有文化与传统、自由意志与信仰、知识与自由言论环境，我们没有“人”的生存环境。除了空有一点良知，我们真正是四顾苍茫，两手空空，一无凭籍。陈寅恪之后，您是四九后最后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从您掌握的资讯和完整的知识结构以及切身的体会看我们的命运，比我们自己看得清楚，您对我们这一代有什么告诫吗？

　　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这是“祭余英时先生——不再有回答的专访：中国激进思潮九问”下集，这个节目上、下两集全部播送完毕。海外《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先生在最近一次访谈中预言：“余英时的影响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流变中发酵，会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生重要的作用。”大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则在缅怀文章中表示：“余英时先生所弘扬的中华文化、士人风骨，在近世潮流之中又安得不为之发扬光大乎？则先生之志，可以不朽矣。”愿海内外两位学者谆谆之愿成为现实，也期待这些问题能促近对他相关著述的阅读和思考。

北明 2018年4月末拟定并奉给余英时先生

编辑于2021年8月10日余英时先生逝世第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