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北明非常識:祭余英時先生——不再有回答的專訪:中國激進思潮九問(下)

202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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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北明非常識:祭余英時先生——不再有回答的專訪:中國激進思潮九問(下) 圖爲餘英時先生(左)在與中國流亡知識人的小型座談會上回答北明提問。攝於2007年1月6日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家中。
北明提供


史學泰斗餘英時先生8月1日遽歸道山,當代漢語人文學苑頓顯荒蕪,後輩學人悵然若失。這次北明非常識接續上集“不再有回答的專訪:中國激進思潮九問——祭余英時先生”,將2018年4月奉給先生但未得回答的另外五個問題,公諸於世,以此完成對一代史學界大師的祭奠與緬懷。

5,如何學習西方?怎樣去除中國病因?


您在“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一文中指出:這真是一語中的,而且形像又生動,把不容易表述的問題比喻得特別清楚。我理解,向西方學習,應該是研究和看取他們的結構系統、思維方式及其內在邏輯,而不是搬來他們的外在模式套在中國身體上。中國的病因是什麼?具體怎樣避免外在的器官移植而能取西方所長、自我內在更新?(資料:目前中國基督徒約佔人口的1.8%,這是2017年8月11日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宗教報告》估算出結果,這個報告中包括《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報告》 ,作者是胡應強牧師、華東神學院副教務長。)

6,您如何看待美國戰後對日本政治的成功改造?


  二戰日本戰敗之後,麥克阿瑟在日本的行動——“建立一個新的日本”,“這個日本會給予日本人民自由、正義和某種安全”——證明西方政治文明能夠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下,人爲地建立起來。美軍戰後佔領日本期間,在尊重天皇本人基礎上,麥克阿瑟首先下達“公民自由權指令”釋放政治犯,解散鎮壓機構,取消新聞檢查制度,解除對宗教信仰的限制,接下來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幫助日本製定了“嶄新的、開明的憲法”,這部憲法把君主專制變成了君主憲政,實現了國會立法、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規定不得擁有陸海空三軍及其他戰爭潛能,規定了國民義務與權利,還給予了婦女選舉和被選舉權。這部憲法是美國總統制和英國議會制的結合體,日本的神道文化和武士道傳統被這部憲法屏蔽了。這部憲法在日本民衆中廣爲討論並獲得了通過。我們不能忘記的一個前提是:日本是二戰戰敗國,麥克阿瑟將軍是盟國太平洋戰場對日作戰將領,親自主持了日軍投降儀式,日本是在美軍軍事壓力下,完成這一良性改造的。當然麥克阿瑟具體操作的手段非常仁慈,而且絕對尊重失敗一方的國格和天皇陛下人格。 

 
而中國在49年之後,被另一種強權改造成爲極權專制國家。


麥克阿瑟代表的戰後美國文明強權,毛澤東斯大林代表的專制強權,在政治制度上,都把一些國家成功地改造了。


  我最近又檢閱了八國聯軍時期,聯軍組成的“天津臨時政府”對天津的改造,這個臨時政府把天津改造並建設成了一個初具規模文明城市,疏浚河道、修築道路、建立醫院及衛生設施、建立公共交通、照明、人口普查、司法制度、巡警制、劃分行政區、稅收大幅提高,他們自己則財務制度非常嚴格……還徵用各國聯軍繳獲和看守的清政府的糧食和鹽賑濟百姓。有細節顯示他們同時尊重中國宗教廟宇風俗器物,也並未強迫民衆信仰西方宗教。臨時政府成立一個多月後,民衆返回故里,貿易恢復,而且臨時政府收到很多民衆信函,要求擴大管理區域,要求把土城之外自己所在的地區也納入聯軍管理範圍,說明管理是得人心的。這個臨時政府總共幾個部、局,最多不到20名核心管理成員,加上一個七人組成的委員會作爲最高決策機構,就把天津這麼大一個城市改造了。兩年以後這個政府把天津交給袁世凱的時候,天津已經成爲一個初具規模和結構的現代城市,它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現代化城市。


  餘先生您怎麼看這個現象?這是否說明在特殊時期,特殊情況下,比方強大的軍事壓力下下,政治可以獨立於文化與傳統之外?或者說明政治與文化可以在特殊時期,彼此不同步?

7,“中國例外”現實下的前景如何?


  我發現世界上除了美國可以享受「例外論」,近代歷史也已經證明「中國例外」。這個所謂“例外”,是悖逆世界潮流和反歷史邏輯的意思。我本人關於中國現狀的記憶和思考,大都與中國例外現象有關,舉例如下:


  1,八十年代經濟改革開放沒有產生西方文明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卻產生了一個錢權聯手的權貴階級,比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的“新階級”在政治上更加野蠻和狡猾;


  2,八九年北京民主運動作爲當時全球民主潮流中的第一張終結專制的多米諾骨牌,結果是後面的骨牌都倒了,第一張卻站立到如今;


  3,中國GDP連續多年高速增長,導致公認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爲此把祖宗的家業(水、空氣、河流、森林、礦藏、土地)揮霍殆盡,預支了子孫後代的未來;


  4,“貧窮是共產主義的溫牀”曾是上個世紀的人類對共產主義的觀察結論,可是富裕起來的中國卻更加堅定地走向了專制;


  5,這些年中國走出國門實行全球化,卻並未如期接納西方普世價值,反而日益特殊化並向世界輸出中國價值;


  6,一百多年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結果學到的基本都是西方糟粕: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唯物主義、功利主義、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


  您陳述過,陳寅恪先生把中國近代政治變化現象總結爲“百年政治退化論”,而近三十年來,共產主義雖然在世界範圍內垮臺,中共反而藉助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贏得了紅利,適應了新的環境,頑強地生存下來了。就像在抗生素攻擊下的病毒,一度昏死、卻最終活過來了,生命力更強了,對抗生素免疫了。記得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曾經悲觀地預言,專制極權由於權力強大而可能永久存在(大意,找不到出處了)。


  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中國未來?上次電話裏,您說“共產黨必然垮臺“,我周圍很多朋友都持此一看法,這是出自一種公義必戰勝邪惡的信念,還是出自東歐蘇聯的歷史經驗之談,或是對中國現狀的研究結論?

8,中國有可能在實行憲政之後恢復傳統中的優勢嗎?


  哈維爾(Vaclav Havel))曾經預言,極權制度垮臺後,本土文化會立即自然自動地恢復。我觀察東歐包括俄國,都沒有大規模地消滅本土傳統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這使得專制垮臺之後恢復本土文化成爲可能。但是中國在49年之後把傳統的民間社會,如您指出的:宗族、行會、私立學校、宗教組織、同鄉會等,徹底消滅了,中國本土文化也一再受到批判和清理。相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外來學說,傳統中國的優秀價值已經淪爲陌生的東西。現如今幾乎只有西方漢學家纔會以讚賞的口氣提及“孔孟之道“,比如我記得耶魯大學的漢學家史景遷,面對中國亂像就慨嘆說:這可是孔孟之道的國家啊!最近(2018年4月25日)法國總統在美國國會演講中強調政治家羅斯福的警告:自由的消亡最多隻需要一代人。而中國傳統文化作爲社會秩序和價值載體,被邊緣化以至於消失,已經一百多年、四代人了。我們只有在古籍中,海外學術研究著作中,民國時代的思想爭論中,能夠看見傳統文化的影子。


  當今中國現狀,不僅政治黑暗、生態環境崩潰,而且歷史斷代、道德瓦解、文化荒蕪、宗教變異(和尚結婚跳舞舉國旗開寶馬矇騙錢財)……,已經不是社會危機可以描述,而是極端浮華下的荒謬狀態了,很多人認爲只有儘早結束專制,纔可能再言其他。但是這個「其他」,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例如儒家文化,已經日益遙遠以至於無了。一旦中國實現憲政民主,曾經的民間社會以及人文傳統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復嗎?

9,我們這一代的存在有什麼意義?(痛苦的問題,請一定說幾句)


激進主義作爲一種思維方式,在近代中國,重要的特徵在於拋棄本土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成分,更可悲的是主張文明轉型的主體自身的蛻變。您在論及中國近代激進主義完成從五四自由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最終又回到五四出發點 ,即個體本位時指出了這一點:“但以其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態度而言,第二循環的激進較之第一循環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由於‘五四’一代的傳統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國文化傳統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對中國文化的長處還有親身的體驗。傳統的道統規範和情操對他們的立身處世多少還有一些約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批判者無論在知識上和生活上都已沒有機構直接接觸傳統文化。”他們"對於中國人文傳統大概只有一個抽象的觀念,……至於連古籍都讀不大通的人,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正因此,當代知識人尤其是獻身民主事業的人們,在思想上更加徹底激進化了:“往往把極權體制看成中國文化的現代翻版,在這樣的心態下,反現狀和反中國文化竟合爲一體了。”這樣的描述,擊中要害,伴隨着很深的歷史感,令人震動。我相應的經驗是,不僅由於學養嚴重欠缺而文化上激進,我們這一代在人格風骨和道德自覺上,慢說與激進主義前輩譚嗣同康有爲梁起超一代相比,即便與胡適之、陳獨秀一代相比,也相去十萬八千里了,更不要說與陳寅恪、吳宓一代保守主義大師相比了。


 總體而言,我們這一代算不上知識人,因爲沒有受過正常的非黨派化的教育;算不上革命者,因爲沒有拿起武器來推翻專制;算不上正常人,因爲一出生就被奴役被洗腦;算不上“人”,因爲我們沒法子具備人之爲人的那些特徵,如擁有文化與傳統、自由意志與信仰、知識與自由言論環境,我們沒有“人”的生存環境。除了空有一點良知,我們真正是四顧蒼茫,兩手空空,一無憑籍。陳寅恪之後,您是四九後最後一代學貫中西的學者,從您掌握的資訊和完整的知識結構以及切身的體會看我們的命運,比我們自己看得清楚,您對我們這一代有什麼告誡嗎?

  自由亞洲,北明非常識,這是“祭余英時先生——不再有回答的專訪:中國激進思潮九問”下集,這個節目上、下兩集全部播送完畢。海外《縱覽中國》主編陳奎德先生在最近一次訪談中預言:“余英時的影響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流變中發酵,會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中發生重要的作用。”大陸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先生則在緬懷文章中表示:“余英時先生所弘揚的中華文化、士人風骨,在近世潮流之中又安得不爲之發揚光大乎?則先生之志,可以不朽矣。”願海內外兩位學者諄諄之願成爲現實,也期待這些問題能促近對他相關著述的閱讀和思考。

圖爲 餘英時先生(左)在與中國流亡知識人的小型座談會上回答北明提問。攝於2007年1月6日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家中。(北明提供)
圖爲 餘英時先生(左)在與中國流亡知識人的小型座談會上回答北明提問。攝於2007年1月6日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家中。(北明提供)

北明 2018年4月末擬定並奉給余英時先生


編輯於2021年8月10日余英時先生逝世第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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