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北明非常識:始皇帝“毛主的習”·習近平的權力路(30):韜光養晦,絕不犯上

202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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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北明非常識:始皇帝“毛主的習”·習近平的權力路(30):韜光養晦,絕不犯上 圖爲在浙江執政時期的習近平,其時他審時度勢,小心翼翼與中央保持一致,而刻意低調行事。2004年李銳赴浙江探望習近平並勸他向上提意見,習回答說:我可不敢打擦邊球。
(Public Domain)

八十年代延續至今的現實證明,習近平早年破格進入第三梯隊這件事,是影響中國如今命運的幾乎唯一重大的起因。而對於未來中國而言,其決定性的影響將超過毛澤東以來歷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影響。所以,對這一歷史事實的重要性的評價,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自由亞洲,北明非常識,我是主持人北明。這一集,我們在前述基礎上,解析習近平權力路上第二階段的特徵。

中共對文革撥亂反正的種子選手

大量諮詢顯示,習近平作爲“忠良之後”,在八十年代中共銳意改革的勢力中,被劃在改革新秀的隊伍。可以爲證的具體例子是,根據那時中共改革幹部任選制度的選拔青年幹部的特殊要求,他完全符合條件。當時中組部青幹局根據上方指示,要在青年幹部中選拔文革中表現“好”的那些人。所謂文革中表現“好”,是指文革運動的逍遙派或抵制者。

這一特殊標準是中共老人反思文革教訓的結果。1982年7月30日,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的陳雲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要“清理三種人”。這三種人是指文革期間“造反派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9月23日,他與當時的中央黨校校長王震談話時再度強調:要警惕“三種人”,他進一步指出:只要中組部、中央黨校、中紀委這三家管幹部的機構把好關,“三種人”就上不來。

清理“三種人”於是成爲文革結束後,中共黨內“撥亂反正”和人事調整的一項政治運動。主持這場運動的是黨內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一脈人馬,以鄧小平、陳雲和胡耀邦爲首。目的是防止改革開放的各項大政方針被這些文革分子翻案。所以,清理三種人,也是中共改革開放的一項重要措施,而且必然要與中共未來的幹部政策掛鉤。

1983年,胡耀邦5月在中共六屆人大座談會提出中共幹部“第三梯隊”的概念,6月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肯定這個提法,並要求趁老一輩還在的時候把第三梯隊建立起來,以此避免“三種人”翻天,陳雲強調:這是黨和國家大計。

青幹局執行這一指示的官員閻淮認爲:“念念不忘造反派,設立青幹局、建立第三梯隊,皆爲防止‘三種人’翻天。這代表了絕大多數老幹部根深蒂固的觀念。”“文革後十幾年,第二代領袖時刻牢記‘造反派’,生怕這些‘文革殘餘勢力’翻天,這是變相的階級鬥爭爲綱”。(閻淮《進出中組部》p.211)確然,這一指導思想雖然旨在接受文革教訓,但是並未超越黨派意識,當然也就不可能排除自己的後代,紅二代爲主體的北京“紅八月”暴力運動的紅衛兵,而只是排斥那些“整治批鬥”老幹部的造反派——要知道,那些紅衛兵當年在北京的系列殺戮行徑與“三種人”之一的“打砸搶分子“的行徑相比不是一個級別的——然而畢竟,區分紅二代保皇派紅衛兵和民間造反派紅衛兵,已經是中共黨內對文革反思的最深境界。

青幹局成員崔武年回憶說:被選幹部的文革表現問題,是青幹局選拔選拔第三梯隊工作會議上較多涉及的內容。(《敬祭李銳》p.108)這是這一思想落實到選拔第三梯隊的工作中的實際情況。

習近平的出身和遭遇決定他屬於保皇一派。不過比起“老兵”,即保皇派所屬的老紅衛兵,他年紀尚小,雖然人在軍隊高幹子弟學校八一中學就讀,但在老兵們發動的北京“紅八月”暴力運動期間,只有跟着老大哥們跑龍套的份兒,尚無能力和機會直接參與。作爲文革前就受難的幹部子弟,他後來在梁家河插隊期間還站在了“中央文革”、四人幫的反對者一邊。所以,在中共黨內文革反思結論中,他屬於表現最好的一類人: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後代,而非整治老幹部的造反派。

這種政治身份加上在地方的苦幹作風,習近平在從政早期,也是改革開放初期,被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看好,並被持續關注、加持,不是偶然的。他的周圍是一批上至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習仲勳、李銳老一輩,下至具有自由主義觀念的少數紅二代在內的,黨內外改革勢力。

圈定接班,票選不夠,調任浙江鍛鍊

雖然如此,由於中共地方權力機構對最高當局這種空降幹部、破格提拔的做法的抵制,也由於太子黨在福建一代的表現和口碑欠佳,習近平權力路之初的升遷並不順利。頭十年的八十年代,從基層縣團級幹部晉升到省部級,期間經過三次大跳槽,是爲了躲避不利於他的人事局面。九十年代他從福建寧德地委升遷到省委時,雖然很努力,依然政績平平。

到2000年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前,在中組部按中央規定遴選的三個中共接班人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圈定了兩位:李克強和習近平。

接下來十五屆一中全會召開,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李克強順利當選中央委員,而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雖然被推薦排入中央候補委員預訂入選名單,卻名落孫山,按得票率排在第一百五十一名。據政治局常委和大會主席習團祕書處討論,其原因是中央高層沒有把意圖跟代表們說清楚。此外,代表們對中共高層圈定的人選還敢於持批評立場並進行抵制。

兩年之後的本世紀,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有政治局常委提議比照十四大鄧小平制定胡錦濤爲接班人的模式,選一位五十歲以下的年輕人進入政治局常委,以備重點考察培養。此意被當時的江核心江澤民否決了,他認爲五十歲以下的還需要更多歷練。於是有了後來習近平調任浙江省委書記、李克強調任遼寧省委書記之舉。這項推遲和調任,並不影響接班人的圈定,乃是圈定前的準備。

權謀之道:接受前輩教訓低調行事

習仲勳先生雖然是習近平黨內改革派人望的基礎,習近平在公開場合表態,他對此並不以爲然,而且他在工作上確也十分努力。權力路上第二個十年開始時,梁家河的舊情依舊,羣衆在他心目中舉足輕重,造福人民的初衷還在。但是黨內人事之爭的無情,權力更迭的非程序化,使他漸漸“受益”:這個本不善言辭卻長於審時度勢,行事慎重卻纔幹平平的太子黨,在涉及未來政治前途的事情上,日益變得謹小慎微。

他當初爲躲避河北省委書記高揚的阻力投奔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召見結束,正準備在項南支持下在廈門大幹一場,轉眼項南——這位父親的老同事老朋友、經濟改革的開拓者,就因所謂“晉江假藥案”被老人幫整治出局了。大樹既倒,他何去何從?剛從河北正定到廈門履新的習近平不可能不受觸動,觸動應當是地震級別的。

兩年之後的1987年,更高級別的官員,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遭整治被迫辭職,鬱郁寡合兩年後去世。胡耀邦不僅與項南一樣是習父的同道、知己,還是習近平家族擺脫另冊賤民的恩人,他的結局對當年意氣風發、決意從政,放棄隨妻子出國機會的習近平,無疑是第二次思想和心靈的地震。

項南和胡耀邦都不營私結黨,都把心思大部放在中共改革開放事業上,卻因銳意改革被老人幫揪住機會整治,在習近平眼前出局。那時的習近平正在權力路的中段,退則爲時晚矣,他未必會考慮退路;進則雖然父親仍在,但官至省部級,已經幫不上忙了。

2000年上任福建省省長不久,他接受《中華兒女雜誌》採訪,關於他是如何跨入政界的這個話題,他回答“從政是一條風險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強的路”,一語道出他身在其中的中共政治生活中權力鬥爭的現狀。他又說:“升遷並不是因爲你這個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這個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罷,或者是強烈的責任心、非凡的智能也罷,它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且它還要和當時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相配合,看哪一個起主要的作用,哪一個起配合作用。

這些話是他的觀察和切身體會,這導致他將個人的“自主性”,“本事”、“背景”、“責任心”、“智慧”降低到黨內權力之爭的限制之下。顯然,習近平不像某些第一代中共黨人那樣,懷抱堅定的理想主義,他從梁家河走出後不久,在那裏滋養的爲民服務的原動力就被權力場的現實消解,他開始調整自己的行爲方式,成了一個識時務的現實主義者。雖然在文革後患的陰影中,中共欲意改革的大勢還在,他也依然是這個環境中的中共種子選手,但是出於本能,他知道他必須全力爲自己打造一條安全的權力路。而他的粘液性氣質和內向性格,本來就傾向於因循守舊。所以他雖有爲民服務的初衷和改革的願望,終於抵不過權力晉升所需要的對中央集權和最高決策層的服從與配合。於是,在從政路之初堅持奮進的習近平,於八十年代被迫跳槽躲避障礙之後,大致從九十年代開始在審時度勢中,低調行事,韜光養晦,這是他權力路上的第二個階段的特徵。

“你可以打打擦邊球,我不敢”

瞭解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爲什麼習近平明確地拒絕李銳對他的規勸了。本世紀初,習近平從政進入第二十個年頭末尾的時候,他已經是浙江省委書記了,當年破格讓他進入第三梯隊的李銳也覺得他的權位夠高,可以向上說幾句真話,促進民主化進程了。我在此前說過,2004年李銳去浙江探望他,就是這樣敦促他的,宴席上李銳說,“你現在地位不同了,可以說幾句話了”,結果習近平不接話茬,默不作聲。等到宴席將散,纔回復李銳: “我怎麼敢跟你比啊,你可以打打擦邊球,我不敢。”(《李銳口述往事》電子版,李銳與美國之音記者談話)。他拿李銳做比,不僅不提任何意見建議,連擦邊球都不打。

圖爲在浙江執政時期的習近平,其時他審時度勢,小心翼翼與中央保持一致,而刻意低調行事。2004年李銳赴浙江探望習近平並勸他向上提意見,習回答說:我可不敢打擦邊球。(Public Domain)
圖爲在浙江執政時期的習近平,其時他審時度勢,小心翼翼與中央保持一致,而刻意低調行事。2004年李銳赴浙江探望習近平並勸他向上提意見,習回答說:我可不敢打擦邊球。(Public Domain)

注意他的回答方式:他不是說自己不願做,而是說自己“不敢”做。這說明他知道向上提意見和建議是正確的,只是他不敢。中共官員之間這種私下的談話,如果不是李銳披露出來,草民是無從知曉的。它揭示了中共官員權力晉升的潛規則、約定俗成的套路。習近平從他人被停職、捱整,權力被剝奪的事實中,體會了中共內部人事鬥爭的潛規則,並完全認同這個潛規則,而且在權力路上不斷調正自己的行爲方式,適應這個潛規則。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習近平自稱“不敢”諫言的一個另一個背景,可能是李銳忽略或沒想到的,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他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這一官職,是江澤民拒絕選他(或李克強)入常(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之後,是給他更多歷練機會的結果。習近平比誰都清楚,歷練就是考察。考察期間自己一舉一動都事關前途,他習近平焉敢有任何犯上之舉?他不僅不敢,也決意不做。

習近平後來終於被立爲王儲,成爲必然的中共最高權力接班人,然而這一影響深遠的人事變動,並未兌現第三梯隊的理想,恰恰相反,它是背叛第三梯隊初衷的結果。何以如此?怎樣發生的?且聽下次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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