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北明非常识: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2):克格勃头子忏悔,国安部首次祷告

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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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北明非常识: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2):克格勃头子忏悔,国安部首次祷告 从苏联访问归来的美国基督教史团成员之一菲利普·杨思(Philip Yancy),于次年,1992年1月13日,在《今日基督教》报纸报道这个使团会见克格勃并与之一起祷告的消息,标题是“与克格勃一起祷告”(Praying With the KGB)这是这篇报道的截图,取自《今日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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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带您走进被苏共唯物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统治74年的苏联,观察在国家政权面临解体的危急时刻,这个国家从高层首脑、军队国安,到知识精英、民间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求所为。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

上次我们了解了苏联赤色帝国解体的出人意料,和他们对自己敌国、非马列主义的基督教机构发出的邀请。这一次,我们跟随美国各界精英组成的代表团,进入解体时期的苏联境内,看看这个世界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他们的亲眼之见,亲耳所闻。

克格勃头子的忏悔

克格勃的人事副主席叫斯托亚洛夫(Nikolai Stolyarov),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把这位克格勃头子介绍给美国代表团之前,有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这是惊人的事情,你们正在帮助这个国家开始一场基督教改革运动,帮助我们的政府转向上帝。你们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所泛起的涟漪会使别人容易去跟随。”

不过美国 代表团难以相信这些话的诚意,虽然克格勃创办人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的雕像已经被钢索套住,高高地悬吊了几天之后,刚被悄悄扔进河里,但是在他们与克格勃首脑会面的克格勃总部大楼办公室内,这个人的大幅肖像仍旧在墙上挂着,在一旁还并列着列宁的肖像。美国代表们心想:如果石头扔在冰上,成产生什么影响呢?

可是斯托亚洛夫的 的话让美国人们“非常震惊”。关于刚刚平息的政变,斯托亚洛夫回忆说:“政变发生时,就像是基督死而复活。我们的总统死了,但又活过来。一瞬间,我好想走完了我的一生。在那动乱的一刻,我竟然感受到一种出乎意料的平安,我甚至没有用我随身携带的枪。”

关于他对基督徒和基督教事工持什么态度,他回答说:“如何将和平与安宁带给人民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要与你们携手,一同与邪恶的势力作战。”

听了克格勃头子这番话,美国代表们“都挑高了眉毛,面面相觑“,脑子里出现的是苏联受迫害者邮件中的蟑螂、监狱里被裸身搜查的囚徒……,不过他们默不作声地、礼貌地听下去。

斯托亚洛夫继续说:“在苏联,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太久忽略基督教信仰了。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政变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可以落到什么地步。七十四年前我们开始瓦解政权,而今天我们又以政权瓦解告终。多年来,我们摧毁了很多价值观。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对KGB的工作一定耳熟能详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停止了以前的做法,我们也重新改组,将原有职权给了其他人。”当时的美国代表团里已经有人知道,这位讲话的KGB副主席,在政变前是苏联空军教官,在高度紧张局势下,是他飞往戈尔巴乔夫避暑山庄提供救援。他自己目前的职务,是克格勃改组的见证。

这位新上任克格勃领导人接着说下去,他的话语使美国代表团越来越感到匪夷所思:“我们是有能力悔改的,而不是仅仅考虑悔改……人民必须回归正确的信仰。没有这样的真诚的悔改,政治问题还是不能解决。这是我要背负的十字架。我是有二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宗教分裂人民。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只有爱上帝才能团结统一。我们应当将传教士的角色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在挨饿时不能欣赏生活’的教导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来说,这传教士的角色在目前尤为关键。”

美国代表们感到的迷惑是:一个苏共安全部头子的语言中居然出现“传教士的角色”“背起十字架”、“悔改”这类词语。他们再度怀疑是翻译弄错了:这里是宗教禁区,怎么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神学学生的KGB?代表团里有一对懂俄文的夫妇,彼得和安妮塔(Peter and Antita Deyneke),他们因宣教活动被苏联当局拒签十三年,这次应邀前来,走进了 敌人心脏,听着斯托亚洛夫把这番话用俄文说完,再听着他们自己的翻译把这番话用英文说了一遍,还是难以置信。

另一位代表团成员回到美国后回忆说:“斯托亚洛夫的发言,明显是针对他的宗教听众的,令我们非常震惊的是,这番话会出自一个高级KGB官员之口”。

显然,他们面对的不是冰,是融化的冰河。

斯托亚洛夫在这次会面中的下面这句话,是苏联军队在政变和解体中保持中立,不与苏共合作,不为党派利益服务的证明,用中国领导人的话说是,他们“竟无一个是男儿”。这句话是:“在我的立场上——尽管我现在是KGB的官员——我还是要坚持说,我绝不会动用武力来镇压人民。“

克格勃头子斯托亚洛夫这些话证明了苏共内部意识形态的革命。正是这种巨变,使人要么无法置信,要么相信了,令人震动。

国安部的首次祷告

苏联国安部KGB掌管下的监狱系统以巨大而恐怖著称,索尔仁尼琴称其为“古拉格群岛”,死于古拉格群岛的人大约有一、两千万到六、七千万,前者是保守的史学家的估计,后者是当事人索尔仁尼琴的估计。赤网恢恢,在苏联,很难找到一个未曾品尝或国安部KGB残忍行为滋味的家庭。当19名美国使团代表应邀走进KGB总部,卢比安卡大楼,即刻要与古拉格群岛的制造者、管理者坐在一个房顶下会面,与那些毫无人性的家伙在一起茶叙时,他们内心的感受相当复杂。克格勃居然可以将参与小说秘密读书会的人,判刑25年,他们还使出各种招数迫害被监视的人:如在被监视者的信封里放如蟑螂、在其窗户上涂胶水,偷走人家的假牙工具、眼镜和牙刷等等,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同道记录的克格勃的暴行和卑劣,让美国代表们对克格勃的残忍秉性印象深刻。

克格勃的血腥气味随着八月政变的失败淡化了吗?代表们中有几位是铁幕时代的退役军人,了解克格勃密探骚扰民众的故事,当他们在自己下榻的旅馆,也是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老巢,调侃克格勃密探窃听电话的惯常勾当之后,在红场,他们被一位佯装酒醉的人套话。后来那人出现在克格勃大楼里,被代表们认了出来,那人赶紧掩饰走掉了。显然,克格勃这个庞大恐怖的机构虽然正在停摆,但惯性还在。

不过办公室里,当着自己宣传机器的镜头,克格勃使用的那些从未使用过的话语,以及他们前所未有的诚恳,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更直接,把美国人紧闭的闸门打开了一条缝,美国人开始试着做出反应,于是对话开始了。代表团成员、“基督教改革宗教会”电视传播人尼德汉(Joel Nederhood)对斯托亚洛夫发问说:将军,我们很多人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有些还在那里丧失了亲人,“你们当局有责任管理监狱,你们怎么交代过去的行为,又将做出怎么改变呢?”

“忏悔”——斯托亚洛夫回答说:“没有忏悔,不可能带来改革。现在是痛改前非的时候了,我们曾经触犯了十戒,今天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接下来代表们问及KGB和东正教之间的关系,斯托亚洛夫坦然承认,他们曾经利用神父做密探,并在重要的神职位置上安插KGB人员。他表示他正在肃清这些滥用宪法的政府行为。

解冻的冰河水终于流入美国使团的闸门,代表们渐渐地感受到了克格勃的悔改诚意。美国使团成员中有一位牧师叫艾克(John B. Aker),曾经是美国陆军情报人员,他站起身来,回复斯托亚洛夫和在场克格勃高级官员说:“您提到‘那是我要背负的十字架;我深有同感” ,这位美国前情报人员坦诚自己的经历和曾经的深重负罪感,他说,是基督耶稣的拯救使他免于自杀的念头,他说:“将军,我是开诚布公地说这些的,我会为你们祷告”。

代表团自己的英文翻译是年界七十的李昂诺维奇(Alex Leonovich),他是白俄罗斯人,七岁逃离斯大林恐怖统治,移民美国,去国已经六十二年。在美国,他抗着电讯干扰,以母语对故国做基督教广播节目,也已经有四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了。他收到过故乡听众的来信,知道苏联很多基督徒因为信仰受磨难。他是“斯拉夫民族宣教服务机构”的主席。大半个世纪以来,面对苏联人民的苦难,他除了广播,只能祷告。作为一个苏联境外的“敌台”主持人,他从未想到过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应邀回到故乡,径直走进克格勃大楼办公室,坐在迫害他家人和听众的克格勃头子身边,翻译这个人的忏悔和陈词。亲历眼前的一切,他终于深深地震动了。这是一次世纪性的对话,他推开了克格勃那扇忏悔的大门。

他对斯托亚洛夫说:“将军,你们的组织让我很多家人深陷其苦,我本人也不得不背井离乡。我亲爱的叔叔被送到西伯利亚集中营,再也没有回来。”他说:“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你所讲的一番话带给我的触动,只觉得我的心被涨得满满的。”他说:“将军,您说要忏悔。基督教到我们如何对此作出回应。”

他的回应让人难以忘怀,他当即代表他的家人和那位在古拉格死去的叔叔,对斯托亚洛夫表示,“在基督耶稣里,我原谅你。”然后,他走上前去,紧紧地拥抱KBG副主席斯托亚洛夫将军。

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是人间最深刻的接触,这种接触,只有借助祷告才能完成。“除了祷告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克格勃官员和美国使团共同的祷告,由苏联最高当局委托的美国特使默格里斯带领。这位美国著名的基督教领袖,俄语作家、也是李昂诺维奇的朋友和节目嘉宾,多年来,他一直用俄语向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的铁幕后数百万俄语听众传道。于是 在捷尔任斯基和列宁的画像下,克格勃官员和美国各界精英,先为千百万殉道的苏联信徒祷告,再为即将引领这个国家回归宗教传统的领导人祷告。

这情形发生在克格勃总部,卢比安卡大楼,史所未有,克格勃守卫们紧张地东张西望,克格勃领导人尴尬地擦着掉下的眼泪。

苏共历史上这一首次异端行为:忏悔和祷告,次日就在八百万发行量的苏联《消息报》(Izvestiya )发表了,头版头条,报导了美国使团造访克格勃总部的消息、会谈的实况,标题就是:“卢比安卡的第一次祷告”。

有一个细节的对比,可以看出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价值光谱的差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一生只哭过两次,一次是他插队时突然获悉他的姐姐被迫害致死的时候,另一次是他离开梁家河那天,一大早起来一推门,看见院子里安安静静站满了前来为他送行的老乡的时候。苏共克格勃副主席斯托亚洛夫一生也只哭过两次,一次也是因为亲人故亡,是他埋葬他母亲的时候,不过另一次则是前述的俄裔美国传道人李昂诺维奇代表克格勃的受难者,接受他的忏悔、拥抱他的时候。

还有一个细节的对比,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精英的价值的不同:当受中共迫害的中国知名作家丁玲在耄耋之年终于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平反,正式确认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她如释重负,说“现在我可以死了”;而受苏共迫害的李昂诺维奇在耄耋之年也说他“可以安然死去”了,原因是,他亲眼看见迫害自己、家人和无数基督教殉道者的罪人终于忏悔并低头祷告的时候,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摩西一样,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

这个当然不只是中苏两国个别领导人和中美两国精英之间的不同,这其实是两国民情和普遍价值标准的区别。(待续)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下周这个时间,我借助美国使团的眼睛和其他资讯,带您近距离看看苏联当局灵魂的颜色和戈尔巴乔夫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下周再会。

从苏联访问归来的美国基督教史团成员之一菲利普·杨思(Philip Yancy),于次年,1992年1月13日,在《今日基督教》报纸报道这个使团会见克格勃并与之一起祷告的消息,标题是“与克格勃一起祷告”(Praying With the KGB)这是这篇报道的截图,取自《今日基督教》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1992/january-13/praying-with-kgb.html
从苏联访问归来的美国基督教史团成员之一菲利普·杨思(Philip Yancy),于次年,1992年1月13日,在《今日基督教》报纸报道这个使团会见克格勃并与之一起祷告的消息,标题是“与克格勃一起祷告”(Praying With the KGB)这是这篇报道的截图,取自《今日基督教》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1992/january-13/praying-with-k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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