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北明非常识: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4):知识界民间寻靠基督教

202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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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北明非常识: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4):知识界民间寻靠基督教 1991年11月7日,苏联民众手执蜡烛,在墓碑基座摆放鲜花,在神父戴领下,在胸前划着十字,为斯大林暴政下数以千万记的受害者举行祈祷和祭奠仪式。
来源:Krasnogorsk的俄罗斯国家电影和照片档案馆(2000)

苏联真的需要基督教吗?美国各界精英组成的代表团成员抱疑而往,笃信而归。他们其中一位杨腓力(Philip Yancey)归来后写道:“当我回顾俄国之行时,在所有的事情中,一个总是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就是:我一生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见过像这些俄国人那样,对上帝如饥似渴的追求。”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

在上一次我们近距离观察了苏联当局对基督教的诉求和戈尔巴乔夫的道德立场之后,这一次,我们看看苏联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对基督教信仰的呼吁和苏联民间百姓价值取向的重大变化。

知识精英寻求基督教

研究了21种文明兴衰历史的汤因比确信,面对文明危机,人们在少数知识精英领导下做出开拓性的反应,构成了塑造历史的精神力量。他认为,历史是由精神力量而不是经济力量改变的。

苏共红色帝国74年的统治后,知识分子们眼看俄罗斯在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双重深渊中挣扎,最终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不是从世俗社会伸脚下海,改善经济状况,而是向头顶星空伸出双手, 建立道德价值。我们来看看这的方面的几个例子。

首先是苏联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1991年秋季,政府突然停止了它的所有津贴,研究人员们连下个月的工资都没了着落。为了从困境中谋生存,他们求助于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在躁动的人心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就在这个代表团到来之前,一个由美国其他知名人士组成的美国基督教代表团(American Christendom)已经访问过社科院,社科院正在与他们商议成立研究基督教的科系。

其次是苏联权威宣传机构《真理报》。其一千一百万份的定阅量陡然降至七十万,驻外记者裁剪了五分之四,报社雇员缩减到三分之一 。但“这个完全失去信誉的宣传工具,迫不急待地向他的对立面——福音派基督教——示好,试图挽回信誉,或者至少是增加销量。”真理报的主编对美国代表团说:“也许,唯一能够让我们国家避免彻底解体的力量,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没有比这更明确的证据说明御用记者们内心对道德价值的看重了。

还有苏联著名的《文学杂志》Literary Gazette。在乱像横生的时候,这个苏联享誉全国的杂志社的编辑是这样解读他们面临的问题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香肠,糟糕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理念,我们不知道要想些什么,我们的立足点被撤走了。” 如果我们了解俄罗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文学的神性特征、人性之批判角度和人道主义风格,哪怕想想那些伟大的名字: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布罗茨基、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甚至肖洛霍夫,甚至高尔基……就会了解,苏联文学丢失了道德和人性价值之后的空虚。就会知道,这个杂志的编辑所言真实不虚。

显然,在俄罗斯的生死关头,知识界没有继续在无神论领域折腾,也没有转业改行、下海经商,而是直接转向了另一种资源——基督教,以求建立道德价值。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俄罗斯研究主任莱昂·阿伦对苏联解体的解读中,描述了一个罕见的现象:在苏联的报亭前,有时清晨六点就排起了长队,报纸两小时内就销售一空。这些是已经解放了思想的报刊杂志,他们的印刷物订阅量空前,而且还在持续增加中,撰稿人均是苏联有影响力的学者、记者、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用英国十八世纪着名的作家、编辑和圣公会教徒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的话说,这些人是“真理的导师“,也就是社会的知识精英。他们是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 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yov;政治哲学家伊戈尔·克里亚姆金Igor Klyamkin、亚历山大· 齐普科Alexander Tsypko;专栏作家瓦西里·谢廖宁Vasily Selyunin、尤里·切尔年尼琴科Yuri Chernichenko、伊戈尔·维诺格拉多夫Igor Vinogradov、阿莱克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记者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伦 ·卡宾斯基Len Karpinsky、费多尔-布拉茨基Fedor Burlatsky等等,有数十人之多。

这个知识精英群体在苏联官方媒体上发声,其观点旗帜鲜明,直指人的道德精神、高贵人格的内部拯救:

“当前苏联的首要任务是道德复兴,其意义不啻于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彻底检修。不仅仅要颠覆社会道德观念,还要彻底唤醒个人意识——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变化。米哈伊尔·安东诺夫(Mikhail Antonov) 1987年在《十月》(Oktyabr)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呼吁:人们必须要得到‘拯救’,不是被拯救于外部危机,而是‘首先被拯救于他们自身,从让高贵的人性品格逐渐消亡的过程中获得拯救。’怎样拯救呢?我们必须要让自由主义火焰永远燃烧下去,让它变得不可抗拒——不是赫鲁晓夫转瞬即逝的‘暖春’,而是气候的彻底变化。那么,怎样让自由主义不受侵蚀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对精神奴役免疫的’、自由的人。”

另一份主要的公开化运动的刊物《奥格尼克》(Ogoniok)在1989年2月发表文章称:只有“不会沦为警察告密者,拒绝变节而没有谎言的人,无论他以谁的名义,才能把我们从极权主义复兴的漩涡中拯救出来。”

民间:要十字架不要镰刀斧头

对基督教的呼唤不仅是苏联官方整合社会的国策,也不仅是知识界提升精神道德的诉求,苏联民间社会的信靠上帝的情怀喷涌而出。就在1991年10月30日卢比安卡的首次祷告之后的第七天,11月7日,在这个克格勃总部大楼之外的广场上,出现了更大祈祷活动,苏联民众手执蜡烛,在墓碑基座摆放鲜花,在神父戴领下,在胸前划着十字,为斯大林暴政下数以千万记的受害者举行祈祷和祭奠仪式。
来源:Krasnogorsk的俄罗斯国家电影和照片档案馆(2000)

人们在自发地祭奠死难者的同时,就聚集在了十字架下而不是镰刀斧头之下。

要圣彼得圣保罗不要列宁

同一天,1991年11月7日,人们将“列宁格勒”市(Leningrad),还原为其早前的名字:“圣彼得堡”(Sankt-Peterburg)。这一修正非同小可,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名字的问题,它具有精神象征意义。——该城市始建于1703年,是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下令造的,得名于扼守涅瓦河口的“圣彼得堡罗要塞”。当时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在这里兴建了一座教堂,叫做“彼得保罗大教堂”,该教堂也因圣经中的两位使徒,彼得和保罗得名,他们被定位为教堂的守护圣人,而彼得则更被定位该城市的守护圣人。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精神的象征和历史文化的见证,从建立之初的1712年到布尔什维克1917革命的两百年间,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这座古老城市是俄罗斯历史上四次重要革命的中心,依次是1825年俄罗斯贵族十二月党人起义、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座古城也是俄罗斯十八世纪以来历史变迁的见证:彼得二世除外的彼得一世到亚历山大三世,所有罗曼诺夫王朝的十数位俄国沙皇都葬在彼得保罗大教堂,被列宁残忍杀害的尼古拉二世及其全体家人和随行人员,在被害八十年之际的1998年,也安葬在侧旁的圣凯瑟琳小堂。圣彼得堡还是俄罗斯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思想文化贵族精英的关押地,坐落在那里的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建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重修的特鲁别茨科伊(Trubetskoy)堡垒,历来是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狱,有“俄国的巴士底狱”之称。那里关押过俄罗斯百科全书式的跨学科大学者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关押过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美国的民族英雄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还有(18世纪)俄罗斯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人道主义者拉季舍夫(Alexander Radishchev)、起义失败的十二月党人、最具盛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俄罗斯思想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俄国民粹主义创始人和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苏联时期文学家高尔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家、政治家约瑟夫 ·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等。

如果说俄罗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信仰人口被称为神圣帝国,那么圣彼得堡就是这个神圣帝国的灵魂。1917年10月,以俄罗斯人民的名义要毁灭这个灵魂的那一声炮响,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发出,就是朝向圣彼得堡的心脏——冬宫发射的。

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的1924年,列宁逝世,为纪念这位在该城市发动、领导暴动的革命家,其继承人们将该城市改名为“列宁格勒”,意为“列宁之城”。67年之后的1991年,经这座城城市全体市民投票,恢复了该城市的圣彼得堡的原名。名正言顺,正名正言,人们要基督耶稣的使徒圣彼得、圣保罗,不要无神论、敌基督的革命者列宁。

美国代表团“宗教与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Democracy)所长希尔(Kent Hill)在访问期间了解到,“苏联存在着普遍的排斥现象,更具体地说,是对无神论者的排斥。”“在一个社团的聚会中,他们允许基督徒发言,却把一位无神论者哄下了台。”

而根据美国基督教“国际监狱团契”(Prison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会长尼克(Ronals Nikkle)的调查:1991年的苏联,“神父已经得到百姓的尊重。”“民意调查显示,苏联人民愿意相信宗教领袖的程度,比相信政治领袖的程度高出八倍”。

这是道德的拯救,直指精神和信仰。综前所述,苏联从最高行政当局到新闻媒体,从知识阶层到军队国安,从民间百姓,在关键时刻,从世俗化社会转头向上,仰望星空;从党国教条转身向内,触摸良心;从唯物主义无神论转轨纵深,进入超越性的精神与心灵,这显示了与中华民族同等危机时全然不同的抉择。

美国使团的代表写道:“我们一群北美基督徒被邀请来做政府的顾问,探讨灵性问题,这件事本身就是新时代开始的标志。”

这确是新时代的标志。不过这个所谓“新时代的标志”只是相对于74年的苏共无神论历史而言。从长程历史着眼、以千年时段为单位,发生在八、九十年代俄罗斯这片欧亚大地上的朝野内外社会各阶层寻靠基督教的潮流,与其说是新时代的标志,不若说是一种精神复兴现象。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就来讨论为什么苏联自上而下,全民全地对基督教的追寻,不是一种外来的新生事物,还是一种精神复兴现象。自由亚洲,我是北明,这是北明非常识。我们下周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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