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红色士林与灰色知青:今非昔比的延安两代外來人
２，山沟沟里疗愈人生：从找不着北的政治贱民，到老乡认可的“受苦人”
３，违背常识的选择：受害不记党的仇，努力要做“公家人”。
欢迎回到北明非常识，毛主的习，习近平的权力路。自由亚洲，我是北明。为了探索习近平成为共产天下一尊的原委，上次我们讲述了这位独夫原来是中共贱民的历史。
延安兩代外來人：红色士林与灰色知青
在习近平从编户之民成为世界最大国家的千乘之王的道路上，知青生活这一段算是热身。这段时期，除了他的身份是个黑帮子弟，其余与万千知青相比，别无特色。即便作为黑帮子弟，他的道路也重复着其他黑帮子弟的道路，依然没有特别。只有与此前的另一类知青相比，才能看出习近平所属的知青一代的特色。
在成千上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前，中国已经出现过一次知识青年奔赴农村的迁徙活动。地点正是习近平插队的陕北延安。四十年前，全国各地至少有30万知识青年奔赴陕北延安。在当时中国人口四亿五千万，30万去延安，不是小数。他们中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身份则不止学生、也有教师、音乐家、作家、商人以及各个其他行业。更多的不同是，文革六、七十年代去延安的知识青年，身后是中共的驱使，面对的是纵横阡陌与贫困的百姓，而抗战的三十年代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身后是抗日烽火，面对的是中共所谓抗日的根据地。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运动，美其名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实则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目的是打发1000万闲置无业的人口，（中共“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不是教育部所属，而是设在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后迁至劳动部）。而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知青，当时就形成了红色士林一代，后来则成了中共革命的骨干。不过从两代知青的关系而论，正如三十年代主动在陕北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习仲勋，是七十年代被动下放延川的习近平的父亲一样，这两代知青，是父子两代人。
三十年代的知青运动，固然与共产党“自1928年就解除对知识分子的关门政策，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有关，但是仔细研究个案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出身，都具有抗日救国的纯正热情，而且怀抱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其积极主动性，是不能忽视的。他们基本一致地认为，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最先进的力量，是外敌入侵中独立、解放的希望所在。无论后来后悔万分的冯凤明们、反省深刻的萧军们、惨遭处决的王实味们、被秘密杀害的荫克义们，数千被整死、成万被打成特务的爱国青年们，还是反思之后反戈一击坚持到底的李锐、李慎之、万里、杜润生、杜导正等，几乎没有例外。四十年之后的1970年代，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知青与前一代知青相比，如果说与共产党依然有关系，关系正好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积极响应号召，而是消极被动地被这个政权驱赶；他们不是涌向“革命圣地”，而是脱离权力中心走向穷乡僻壤；不是去参加革命而是被迫中断革命；不是怀着一腔热血，而是一瓢冰水浇在“文功武卫”的热血上被迅速冷却；他们不是改造者，而是接受再教育者。所以，总体来说，延安时期那种主动的、集体的、革命的、理想主义的救世冲动，在“新中国”一代下乡知青身上已经荡然无存，呈现为被动的、个人的、现实主义的自救行為。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一到梁家河就无法适应，选择落荒而逃，或是被迫返回，接受现实，努力适应，充其量不过是不甘平庸的个人生命选择，而谈不上当时号称的“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浪漫英雄主义。
这就是我前几集描述过的习近平。
同是“黑帮子弟”，也在陕北插队，与习近平虽未见面却互有耳闻的、后来的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孔丹，对自己当时心态的描述是：“我就是个农民，我要生存。”
一个连牛都只能用陕北土话吆喝，才能赶着走的山沟沟，你既然没有革命理想，不作农民，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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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沟里的人生療愈
倒退50年，时年十五、六岁的少年习近平，作为失学青年和受社会歧视的贱民，自从逃离梁家河又返回后，确实以自己的脚踏实地的苦干，从土地中重建了自我，在农民的信任中找回了自信。
当时任延川县团委书记的陶海粟，也是习近平的知青同道好友，刻意想给他创造“锥处囊中”机会的，抽调他到赵家河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习近平没让陶海粟失望。搞社教者，相当于上级下派的一个村级政治、生产官员。“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习近平以干部身份给赵家河群众讲话，“ 没什么虚头八脑的东西”，社改八个月期间，他负责宣讲文件，整顿、配备旧怨重重的大队领导班子和生产队干部，同时继续下地与老乡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
还有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就是除了领导社教期间坚持与老乡一同干活，他一去赵家河，就开始悄默声儿地翻修赵家河大队部的厕所。那个年代，中原一带农村厕所男女合用，如厕人的脚步声和厕所里面的咳嗽声是彼此不撞车的信号，很不方便。不仅如此，赵家河大队部窑洞外的厕所还简陋、肮脏，熏臭可想而知，上个厕所，对于知青来说是需要下决心的事。陶海粟是习近平的上级，他比习近平迟到赵家河几天，一到大队部就见习近平正在整修厕所。
这事儿让陶海粟记忆深刻，他当时直观反应有两个，他先是立即对习近平说：“近平，这个活儿你干不了。”习近平回答说：“这个厕所年久失修，总得有人修！”陶海粟在当地知青中也是出了名的苦干实干者，他的第二个感受是私下的，他有些挺惭愧：因为此前他常来，却从没想到要把厕所修一下。
习近平此举意外又动人，又脏又臭的茅厕被他焕然一新，还建成了赵家河村第一个男女分开的文明厕所。全体村民，谁能不为此念叨这个新来的搞社教的知青呢？
八个月后习近平出色完成整改任务,因此身份为之一变,入了党,当了梁家河大队支书。当时梁家河三个知青走了俩,只剩他一人。他一定别有一番滋味,但是他继续苦干,据说在村里把沼气终於搞成功了,点亮了一些农户的灯。在燃料稀缺的情况下,据说这并不容易。当地作家,后来的《延安文学》主编,编审曹谷溪为此在《延安通讯》撰写并发表长篇文章,评价说:习近平在梁家河点燃了"陕西的第一个沼气池",由此"一场始料未及的沼气革命,在延川全县蓬勃展开,陕西省在这个县召开了全省沼气工作现场会。"(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在城里被打垮，从村里站起来，并非习近平个人现象。许多在城里学校被打入另册、饱受屈辱的“白专典型”“阶级敌人的狗崽子”等政治贱民，都是在从地里刨食儿吃的知青岁月里，摆脱歧视和孤立，获得个人精神解放的。究其原因，除了他们个人的努力，至今自称“受苦人”的陕北农民，从土坷垃、庄稼地看取生活，他们对党的虚伪宣传有某种免疫力，他们论亲疏不问政治、论好坏不看出身，只要你努力伺候庄稼，他们就把刚抽过的汗烟袋在自己衣襟儿上擦巴擦巴烟嘴儿，递给你，接纳你分享他们的苦乐。这份朴实的规矩，使城里来的黑帮娃娃只要肯干，就能站直了做个像模像样的农民，从而摆脱逆境，驱散心中的寒冰，恢复人生的自信。
违背常识的选择
遭到物质剥夺和政治打压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后代尽管在穷乡僻壤获得精神解放，但是多人止步与政治大门外。在这一点上，习近平例外。如我在此前阐述过的，他八次递交入团申请，十次递交入党申请的经历，证明了他不成为红色阵营成员，誓不罢休的决心。
这有些违背常识。
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北京的八一中学虽然是军队贵族学校，特权使那些军干子弟学生，立刻就发现自己与其他学校平民学生不同而趾高气扬，可是习近平因父亲的政治生涯翻车早，牵连他在那个学校志得意满的虚荣心还没来得及建立，就被打入了另册。政治于他应该是个黑色记忆。
另一方面,因为亲情的无形存在,习近平的心智并未因贱民身份而破损,他也没有破罐破摔。习近平从小有享有家庭亲情:父母情感好,母亲在人伦丧尽的文革时代,坚持不交代不揭发不背叛自己丈夫,被審查七年之久 (父亲习仲勋蒙冤被批斗 习近平母子也遭殃/ 2019-02-10看中國),也没有让步。这一坚持的就结果是,习近平的父母虽然被迫分居多年,他赖以依靠的家终究分而不散。早有心理学家做过调查,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性格正常发展而言,父母之间的关系,比父母分别对孩子的爱,更重要。离异的父母即便都爱孩子,还是不能弥补他们之间的离异带给孩子的伤害。在父亲挨整的巨大压力下,母亲对父亲的爱,以及他们家庭的完整,使少年习近平幸免于心理的变异。
不仅如此,在最困窘的时候,习近平还得到他的大姑妈——他父亲的亲姐姐,一位家徒四壁的农妇的照料——这个满身虱子、弱不禁风的少年,从那里得以恢复衰弱的体力 ( 习远平:习近平15岁遭"四人帮"疯狂迫害:多次关押审查/2014-09-12 中國青年報 )。接下来,在插队后依然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的母亲的姐姐、姐夫,就是他的姨夫、姨母又给了他及时思想的指导,告诉他要面对现实,这对他是物质与亲情之外的另一种支持。此外,即便在学校受人歧视,他依然有一个不错的八一中学的老师陈秋影,当他告诉这位陈老师,他被小学体育老师称为"黑帮子弟"时,这位陈老师不仅宽慰习近平,而且怒斥这个体育老师不配为人师,是"流氓" (注:独家专访习近平初中老师陈秋影 文汇报记者刘凝哲 凯雷/北京八一中学校友会)。
被整个社会抛弃的习近平拥有家庭、亲戚、师长的爱护，在艰难的成长岁月，这是他心灵不至扭曲的保护伞。他在学会仇恨的同时，不会失去辨别亲疏，好歹、是非、善恶的本能。即便自卑茫然而尚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尚未有能力认知自己周围的世界，至少直觉会告诉他：他应该随时与这个戕害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势力保持距离。
习近平没有这么做，反而竭尽全力加入这个势力，这个迫害他父亲和母亲，导致他少年到青年时代饱受磨难的红色组织。
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做？他真的不知好歹到这种程度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