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毛泽东对大中华文明世界任性至癫狂的一击，消灭了55万读书人，他们的墓志铭上篆刻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右派！
他们的总数，当代史学家最新统计结果绝非中共自己说的55万，而是高达300万！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至耄耋；最小的卻竟至未成年。
今天，《不同的声音》采访一位“被称为百万右派分子中年龄最小的”57受难者博绳武。当年，17岁的他以极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堂堂物理系极右派战斗堡垒中的一员新兵。
MIDWAY：节目的之间，我们摘要朗读博绳武先生的自传体长文《一个小右派渣的平凡一生》：
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祖先随满清入关来到北京…在清朝代代为官。我的祖父在清朝是个好官、清官、有正义感的官。在清朝末期…当时我祖父在山西大同府做知府…辛亥革命后家庭更加没落。我就生在这样一个“前清遗老遗少”的没落家庭里…我的父亲…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因参与“五四”学运而被当时政府通缉，无奈和几个同学流亡日本，抗战时在日东京（帝国）大学任客座教授。我生在北京，三岁时…被送往日本东京…当国人正在如火如荼抗日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日本人民良好的道德风尚、日本女人的善良、日本大学生在大街上的反战游行、被美国飞机炸成片片焦土的东京和日本人民的苦难…直到二战后1947才又回到北京。回国后就读于育英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属于基督教公理会，每周有四节“圣经”课…我的初中也是在育英中学（后来改为北京二十五中）上的。虽然已经是“解放”以后，可师资还是老育英的班底…高中是在北京一中读的。
这所学校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北京校史最长的学校之一…学生中以北方各省地主子弟、老式家庭子弟居多，校风和育英中学迥异…我没有争取入过“团”和“党”，其实当时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是不愿再给自己多找些“束缚”而已…1956年夏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那时我只十七岁…脱离了“家”的束缚，住进了美丽的燕园，步入了大学的生活…我满心打算这样读完大学，安分守己作一个科学工作者了却一生。1957年5月19日大饭厅墙上开始贴出了大字报，第二天大字报己经铺天盖地…像我这“不问政治”的“大男孩”当然也围着看…张元勋、沈泽宜传单式的长诗《是时候了》搅动了我平静的思绪。又过了几天贴出了成立“百花学社”的告示，它号称是纯学术组织，是自由的论坛。我抱着学习的目的在“百花学社”的成立大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6月中旬社会上开始了“反右派”运动…“五•一九”的民主运动也同时被镇压下去。1957年9月16日在物理系的大会上宣布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其中就有我，还是极右分子…我没有过什么言论，更没写过什么大字报…怎么突然间就被划成“极右派”了呢…于是找系里去问。他们的答复是：你参加了右派组织“百花学社”，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右派。开始“戴着右派帽子”继续学习…渐渐地我发现只要是离开了“公开场合”，大多数同学对我还是一样的亲热，有些还表示为我愤愤不平。
这些人把真诚的一面给了我，把虚假的一面给了党。我不孤独了，或许还有点欣然…后来我看到凡戴着“右派帽子”的毕业生都给轰到大西北去劳动…我逃离了学校。回家后为了糊口打了“临时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在干临时工的日子我结识了一位范老师，也是“右派”…他一边干活一边像教学生一样给我讲“政治”：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人权，什么是民主和自由，要如何面对逆境…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1979年我才得知他已惨死在文革中。我怀念他，他是我一生中永远的老师。在那个时候我真是一个不够格的“右派”…一大堆又冠冕堂皇又似懂非懂的词汇，闹得我头昏脑涨…在“百花学社”签了个名，一个还不满十八岁的学生就成了“反动派”…难道我真的错了？…在范老师的点拨下我开始思考了，好像他唤醒了我埋在心底的朦胧意识。原来我在幼年童年少年时代，就受到潜移默化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博爱、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这不就是百年来千百万热血青年前仆后继的追求吗！这不就是作为一个北大人的“五四”传统吗！
我的头脑里有着先进的思想，有着坦荡追求，我何罪之有？想着想着我倒觉得1957年5月我在“百花学社”成立大会签名簿上糊里糊涂写上“博绳武”的时候，是我一生中庄严的一刻，因为往往糊里糊涂办的事比清清楚楚办的事更天真无邪，更真实…1966年8月28日在“小脚侦缉队”的指引下，北京二十二中的“红卫兵”抄了我的家，我被打得遍体鳞伤，穿着短裤背心赤着脚就被“扫地出门”了。在厂子扣了两天，8月30日送到东城公安分局拘留所，12月26日宣布“劳动教养”两年，同日送到良乡收容所，次年三月送至清河农场二分场…我在劳改队里生活了十二年。也许人们都知道兴凯湖，都知道夹边沟，其实哪个劳改队都是兴凯湖，都是夹边沟，地方不同，名字不同，苦难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