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革人物系列播出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几位当年叱咤风云的“司令”“特派员”纷纷扰扰进入节目，但访谈中深切的感到，想方设法切入正题，几乎是一个奢望，他们几乎全都是统一口径般的避开主话题而顾左右言他。这真是一个悲哀的现象，也让记者感到困扰。
直到今天，文革人物系列访谈请来了徐友渔教授，我们才恍然大悟，正如采访前案头工作中读到的徐教授的一段言说：“后来的人，甚至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对有些基本的东西没搞明白…很多事情都需要慢慢从头说起…我对造反派评价不那么高就是有这个原因，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毛泽东或马克思的手掌里翻筋斗…蒯大富的回忆录中写到当时身居高位的人整他整到那种地步，最后毛主席来解放他，他怎么不一辈子跟他呢？到现在还愿意跟。我对蒯大富不以为然，我批评他不留情面…就是毛主席把他救了，如果不是毛主席，他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现在他还热爱毛主席。我对他再不以为然，但是对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毕竟是庞大繁杂的文革话题，几乎从任何方面切入，都很难避开看似以偏概全的暗影。
好在中国出了个徐友渔。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的语言哲学家，中国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和文革研究大家。前年因参与与浦志强等人的纪念六四活动被拘押多日而蜚声海外。
徐友渔目前正在纽约著名的NEW SCHOOL UNIVERSITY 新学院大学任访问学者。
让我们首先进入与徐友渔教授的文革对话（对话拟分上下两集播出）。
《不同的声音》本次访谈围绕着受访者17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开讲。
对这本论著的评价，胡平说：《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作者本人当年就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思考者，并且具有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深厚素养，所以，《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不论是在对有关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通体把握上，还是在对文革运动的切身感受上，以及在对复杂事件的综合与分析能力上，都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
余杰的评论：一部研究红卫兵问题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没有徐友渔抛出的线团，这么庞大的迷宫，我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这是国内目前最有研究深度的著作。
节目的下半部分，访谈问答两造对文化大革命的时段考证——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饶有兴味。
让我们回到与徐友渔教授的对话。
徐友渔在前年底获得瑞典2014年度帕尔梅 (Olof Plame) 人权奖。
瑞典著名当代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教授和亚太文化研究所所长罗多弼在《在争取中国更美好的耐心抗争中 ——授予徐友渔奥洛夫•帕尔梅奖颁奖词》中这么写道：
徐友渔出生于1947年…因父母早逝从14岁起就独自居住，这无疑奠定了已成为他突出特点的独立性和精神力量。1966年高中最后一年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随后十年中，他像千百万同代人那样“和群众相结合”，务农和做工，还一度参加了负有推行毛泽东革命任务的红卫兵。在他1999年出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形形色色的造反》中，他分析了文革和红卫兵运动，试图理解那么多青年人怎么会产生如此多的暴力和如此不人道的行动。他指出的重要因素包括：阶级斗争学说，红卫兵追求权力和私利，以及人们基于家庭出身被划分为不同类别。他强调需要尽可能如实地描述中国是如何走到了文革。文革后，徐友渔于1978年考进四川师范学院…次年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生学习。他专攻分析哲学…徐友渔喜爱分析哲学的知性精确度和清晰度…精确度和清晰度也是他自己写作方式的特点。徐友渔于1990年代到牛津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师从著名语言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教授。徐友渔作为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大概是1994年出版的 《“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徐友渔一直具有强烈的政治兴趣，在文革后很早开始参与社会批评讨论…徐友渔在公开辩论中真正活跃是1990年代，当时他对中国社会的敏锐分析开始引人瞩目…徐友渔注重于自由和平等必须如何调和的问题。2001-2002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作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最重要的讲座主题就是“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当代思考”。在中国背景下，徐友渔定义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他高度批评那种倾向，即试图调动部分中国文化遗产特别是儒家思想来合法化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他警告说，要在政治思想上特别警惕带有文化色彩的新民族主义，认为它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局势…去年五月，徐友渔发起了一个纪念1989年6月4日北京大屠杀的研讨会，导致他被捕。被监禁一个月后，他于去年6月5日被有条件释放。当他因“民主和言论自由原则的工作”获得2014年奥洛夫・帕尔梅奖时，却未获准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徐友渔是一位改革派，不是革命家。他主张基于理性的渐进改革，相信致力于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应该在现行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在改革中，非暴力应该是基本原则，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与政府合作…徐友渔经常指出，致力于实现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社会，需要有远见和耐心。他认为授予他奥洛夫・帕尔梅奖，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认可。他已经决定将全部奖金捐给“天安门母亲”――1989年六四大屠杀受害者亲友的团体。
“奥洛夫・帕尔梅奖”前得主有：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缅甸民运领袖昂山素季、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等。“奥洛夫・帕尔梅奖”奖金目前是七万五千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