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时候北京城政治气候左右摇摆，变幻莫测，国内外观察家纷纷评头论足。一篇相关中国政局的观察文章，近日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文章标题为《重慶模式如成中國模式，是災難》。
百度百科显示文章作者罗小朋，1947年生，著名经济学家。1965年毕业于南昌二中，197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70年至1972年自愿在河南农村插队。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理事、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
1989年至1992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访问，随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弗农•拉坦教授。
1999年毕业后代表国际民间组织在贵州从事农村扶贫。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重点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
曾在美国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terprises（国际发展企业组织，简称IDE）担任研究员......
现在是IDE中国区代表，同时，是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任兼职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土地制度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罗教授是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先驱，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价格双轨制”.....他的深刻论述，正在对整个国家发挥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重庆地方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为罗小朋教授解读为“因胡錦濤的不作為而试图打破僵局”的一系列出位动作，统称“重庆模式”，则被人们广泛认定：“正在“日益深刻的影响18大前的中国政局“。
权威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推介罗小朋博士的相关论述时强调：“如何理解重慶模式，已經成為解讀當今中國大勢的一個焦點問題。可以不誇張地說，中國精英階層圍繞重慶模式的爭論和政治博弈，將不僅決定重慶模式的命運，還將決定中國模式的命運。”
现在让我们进入《不同的声音》对罗小朋博士相关《重慶模式如成中國模式，是災難》的主题探讨。
罗小朋博士的《重慶模式如成中國模式，是災難》长文，目前正在香港的《明镜》月刊连载，该月刊的连载序言是这样介绍罗小朋博士的：
文作者罗小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层经济改革政策研究设计的智囊人物，后在美国获经济学博士。这位经济学家出身中共高干家庭，其父罗朋是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共的老干部，罗朋从公安部下放江西担任修配厂革委主任时，邓小平被下放到该厂当工人，因保护邓小平而获邓家尊重。
有中共高级官员说，罗小朋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对薄熙来重庆所作所为剖析最为到位的。随后《明镜》月刊对文章作了相关的摘要简评：罗小朋在文章中指出，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偶然性。
如果薄熙来没有被派到重庆，就不会有重庆模式。但是，重庆模式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央当权者坚决不作为的治国方式，已经导致了全面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迟早会转化为政治危机，而薄熙来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能量的人物来到重庆，为这个转化造就了特殊的机遇。
薄熙来显然并没有带着某种事先想好的方案来重庆主政。他像世界上多数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既有政治野心，也有作一番事业的雄心。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雄心，他敢做好事，也敢做坏事。
历史把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安排到了中国各种矛盾最突出的重庆地区，打破了中国政治的僵局，也打破了中国改革的僵局。重庆模式就是这打破这两大僵局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模式的出现对中国是一个积极的现象。重庆模式最引人之处，首先是薄熙来敢想敢干的精神，你可以不赞同他的理念和做法，但你没有道理不赞扬这种精神。中国的政治和改革早已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活力和想象力。
薄熙来“唱红打黑”，搅动了中国沉闷的政治空气，也开始重新激发中国精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
罗小朋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把重庆模式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治理和发展模式而不是未来的全国模式，不仅重庆模式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而且中国文明也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而如果重庆模式果真成为未来的中国模式，那就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很可能是世界的灾难......让我们回到与罗小朋博士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