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新工人运动观察(1)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中集)

2014-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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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资料图)
王江松(资料图)

《不同的声音》本周展开《中国大陆新工人运动观察》系列节目之中集,继续对话中国新工运领域资深研究学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

上集的对话主题和解说旁白,始终围绕着发生在今年4-5月的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运动——东莞裕元鞋厂六万余工人大罢工。这次工潮,劳工阵营的抗争最终以资方的有限让步取得了初步胜利,但罢工平息半年来,资方的兑现值差强人意,工友的幸福感依旧低靡,而关注尚在继续,工友仍需努力。

本节目中集解说词的肌体,注入一个新元素——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的,同样引起海外主流媒体关注的“广州大学城环卫女工罢工维权事件”。本台普通话节目9月7日报道:

据海外维权网周日(9月7日)的消息,广州大学城环卫工谈判代表表示,经过近11天的罢工抗争和五轮的艰苦集体谈判,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在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推动下,在9月6日晚间八点钟,大学城环卫工与广电物业签署了劳资集体谈判协议书。本次劳工维权得到了劳工界和大学生们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广州大学环卫女工的这次来之不易维权抗争的成功,凸显出几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与此前绝大多数大大小小的劳资纠纷不同的是,抗争的资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独资,也就是外资(台资,日资,或韩资),而是不折不扣的红色党产企业集团——广电物业——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集团公司,隶属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跻身中国物业百强第18位的物业管理界大鳄。之二:为期近两周的广州大学环卫女工罢工,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倾力支持。本节目受访嘉宾王江松博士在他的相关调查报告《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维权事件始末及其分析解读》一文中有如下披露:  “……截止于(8月)27日凌晨,大学生签名和众筹活动已经收集了725个签名,他们来自国内外124所高校及机构,有的来自大学城的十所高校,也有的来自省内外各高校,更有来自国外大学如早稻田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北海道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在国外求学的学子,也不乏一些在中国留学的留学生及社会人士。著名学者艾晓明、郭于华、何高潮等人也参与了签名。”

在上周的对话中因王江松教授上传的一组罢工女工的抗争照片,一度引出如下的声音:“她们的笑容多么灿烂,且充满着自信! ”

让我们进入与北京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王江松博士的“新工人运动观察“对话之中集。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社会人类学博士,社科类畅销书《中国女工》《大工地》《我在富士康》等劳工权益启蒙读物作者潘毅,在她的《关于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一点思考》一文中有如下精华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创富中心。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正在默默地形成…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劳资矛盾急剧增加,工人不断地抗议,阶级力量不断地凝聚,每年几万起的集体行动已经挑战着“和谐”社会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当下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变化的思考与探讨;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出路和未来…近些年来,从民间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农民工的称谓已经不合时宜。一些地方开始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新公民”“异地务工人员”等,这些尝试即便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农民工问题是由一系列不平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因此,造成歧视的不是名称,而是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无权地位…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制度的改变,从根本上终结农民工的生产体制;唯有如此,废除“农民工”的称谓本身才具有意义…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可是在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造成农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问题上,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应该以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问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阶层视角与新兴的阶级视角之间的分野,不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于中国的认识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对立,是否可以调和与避免的认识上…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吊诡的是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的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总是过于强大,工人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工人的集体抗争力量究竟在哪里?…一种是“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种是“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结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基础。结构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议价能力。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为我们探寻工人阶级抗争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层框架…对工人抗争的研究需要我们走近具体的工人,探究他们所承载的具体的抗争力量。在当今的中国,新工人的阶级形成与阶级行动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就“结社力量”而言,他们缺乏罢工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工会等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甚至连行会、帮会等传统的组织都缺失…然而,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能杜绝工人的抗争行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经常突破工人的底线,将他们推入到忍无可忍的处境中。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也逐渐改变着工人自身,他们在学习和成长,学会如何去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去和资本与权力周旋、对抗…在生产线、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体而微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工人们无时无刻不深切体会到剥削、压抑、无奈、苦闷和愤恨…当工人辛辛苦苦劳作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资本毫无止境的压迫已经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线。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复一日地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煎熬,不断破坏着工人心中的公平与道义观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满和怨恨。在平时,这种不满和怨恨被压抑下去,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积月累。最终,在追讨工资的关键时刻爆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量。正在这样的抗争行动中,尤其是在集体抗争行动中,处于模糊的、零碎化状态的不满和怨恨逐渐明确方向,聚焦为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意识,并摆脱与乡缘意识的纠结,成长为比较明晰的阶级意识。新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和主角,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世界工厂和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工业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新工人在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回到与王江松博士相关“新工人运动 ”对话第二集的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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