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山西问题疫苗的消息引起海内外的密切关注，率先披露这个黑幕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在报道刊发后，面临山西省卫生厅的压力。尽管有证据表明山西疾控中西的负责人同疫苗供应商有权钱交易强制推销问题疫苗行为，导致多名儿童死亡或残疾，但山西省卫生厅拒绝承认有问题疫苗造成的死亡，并通过中央级新闻机构新华社刊载文章，为山西卫生厅开脱责任。不过，在大量确凿证据和舆论压力面前，山西省卫生厅后来不得不对媒体承认：生产疫苗的公司北京华卫时代公司进入山西疫苗市场时，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标程序；与此同时，卫生厅还承认，山西疾控中心原主任栗文元确实动用华卫时代公司缴纳的部分风险抵押金，购买了小轿车供个人使用。
记者日前打电话给王克勤本人，询问山西问题疫苗调查的情况，但王克勤对我们表示，他目前不方便对外界讲话：（录音）
不过，据原籍甘肃的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的博客透露，中国从南到北，几乎每个省区都有到他那里求助的上访者。然而被这些访民和弱势群体寄予厚望的调查记者往往无法将他们所了解的事实完全公布出来，王克勤在自己的博客上曾感慨：“我与我的同行们要发出这些平民的声音却如此艰难，其难度不亚于底层平民的上访之难”。
事实上，这篇山西问题疫苗的报道能够得以刊登，并造成影响，还是很幸运的。在此之前，王克勤做系列调查，发现大批流浪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是农民工，报道写出来后无法在主流媒体刊登。最后，曾经在南周集团也当过调查记者的翟明磊在自己的电子媒体《壹报》上给登了出来。引起各界的密切关注。曾经担任王克勤助手的一名不便透露姓名的年轻调查记者表示，在中国做调查报道虽然题材很多，但不论采访还是发表，都十分困难：（录音）
他说，调查记者的采访调查中，不但面临着官方的不配合乃至压力，还面临黑社会的威胁和人身伤害：（录音）
据调查，从1949年以来，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所经历的旅程是异常艰辛的。在五十年代初，刘宾雁为代表的调查记者主张干预生活，写出很多有深度的报道，但后来包括刘宾雁本人在内的多名调查记者被打成右派，被流放或者劳改监禁，停止新闻工作长达二十多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些被平反的调查记者开始回到岗位，揭露社会阴暗面，写出了类似《人妖之间》等调查报道，但很快因为清除精神污和反自由化运动被压制。八九“六.四”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调查报道几乎很少出现。进入九十年代中期，调查报道开始重新勃兴，著名调查记者有卢跃刚、曾华峰、王克勤、赵世龙等， 然而，这些记者因为触犯禁忌，往往被威胁，调离，起诉，甚至流亡。
其中卢跃刚被十多次推上被告席，揭露戒毒所长组织卖淫的赵世龙被控以诽谤罪，揭露孙志刚事件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其总编程益中则身陷囹圄。随后，很多南方集团的一流调查记者离开该报系，其中包括翟明磊，黄广明等。
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说，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非常需要调查记者，但打环境却不允许他们发挥更大作用：（录音）
资深记者黄光明认为，对于调查记者来说，触动禁忌会有麻烦是大家的共识，因此一些记者被迫改行从事其他报道，而不是做调查新闻，更有的记者被迫转行，不再从事新闻行业：（录音）
不过，虽然部分记者对在中国从事调查报道感到心灰意懒，但现实的需要和报道线索却不断涌现，出现了大批以网络为发表阵地的公民记者，为调查报道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被称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的周曙光对记者表示，网络记者起到了很大作用：（录音）
但他认为，“公民记者”和网民无法替代主流媒体调查记者的作用：（录音）
据了解，中国调查记者报道的线索和采访对象往往是举报者、受害人，以及知情的网民，很多值得报道的个体和公共事件因主流媒体无法调查刊登，就在网上流传，以博客等方式出现，有时候被境外媒体转载。不过，这种方式有时也能得到官方的注意。周曙光认为，整体来说，调查记者、网民和弱势群体形成的公民社会，在同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并不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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