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留下了什么?(下)

201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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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农村,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很少,而且农村福利很差,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农村的状况与城市完全不同,农民并不愿意少生,而中国有8亿农民。(AFP)
在中国的农村,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很少,而且农村福利很差,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农村的状况与城市完全不同,农民并不愿意少生,而中国有8亿农民。(AFP)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阴之道》作者马建,就哈佛大学经济学及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进行了探讨,森的主要观点是女权进步比计划生育效果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生育率降低的两个最有力因素,是女性受教育和就业领薪的机会,他还认为,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并非是中国生育率大幅度下跌的主要原因等等。

今天,我们将继续请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就女权进步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一胎化政策对中国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以及如何理解中国全面开放二孩的新政策等问题进行探讨。

如果您没有收听到上次节目的话,我们在这里再向您简单地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一决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

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这篇专栏文章中,阿马蒂亚·森指出,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是一次重大改革,在一个特别私密的领域中放宽了对人类自由的限制,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他说,我们需要认识到,几十年来中国生育率的大幅下跌虽然经常被归因于一胎化政策,但事实上,它与高压政策的关系较小,而与人们做出倾向于少生子女的理性决定的关系更大。森说,这种趋势尤其受益于中国女性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快速增加,赋予了女性越来越多的权利。

为了论证理性在降低生育率方面的作用,森检视了中国陷入高生育率困境到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行之间的历史。

他说,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始于1978年,但在那之前的10年,生育率已经在迅速下降——从1968年平均每名女性生育5.87个孩子大幅下降到1978年时的2.98。在经过这样的暴跌之后,随着严厉的一胎化政策生效,生育率持续下跌,但却没有暴跌——只是政策出台之前那种跌势的一个平缓延续。中国生育率从1978年的2.98下降到了现在的1.67。

森认为,很显然,在一胎化政策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中国的出生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生育率降低的两个最有力因素,是女性受教育和就业领薪的机会。

一些评论人士在谈到中国时,对其严厉措施的有效性给予了太多赞誉,而对其扶持政策(包括把重点集中在教育和医疗上,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这些方面)则太轻视。

因此,森说,尽管有一些令人痛心的报道,谈到中国一胎化政策给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困难,但目前尚不清楚,该政策对中国的整体生育率是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实上,森认为,现在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可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鉴于人们做生育决策时变得越来越理性,尤其是中国女权在不断进步,确实没有必要残酷地强制大家只生一胎。

森指出,在中国,理性决定明显在控制家庭规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他说,虽然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社会及经济成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但在有选择性地对女婴进行堕胎方面,中国属于记录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率为每100名男婴对85名女婴,而在那些很少或没有选择性干预女婴出生的国家,这个比率为100比95。

森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法律强制,独生子女政策的废除无疑是朝着这一方向的重要举措。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森在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她是赞同的,但森对中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首先,她认为,森所说的中国从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生育率已经在迅速下降的原因并非是女性受教育和理性上升,而是中国已经从60年代就开始鼓励人们少生。所以6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比例缓慢与政府鼓励计划生育有关,与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没有多大关系,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很少,尤其是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仍然很低,而且农村福利很差,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农村的状况与城市完全不同,农民并不愿意少生,而中国有8亿农民。

谈到女权进步与计划生育的关系,张菁女士说,中国女权运动进展缓慢,况且近一段时期还不断遭到政府的打压。在中国,计划生育与女权运动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人们选择少生或干脆不生,简单地说就是生不起。

而对于农民来说,在张菁女士看来,中国的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既不合理,又不公平。她说,如果城市开放二胎,农民应开放三胎,因为在农村的很多地方,本来就是可以生二胎。

对中国的城市人来说,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不是急迫的事情。张菁女士说,事实证明,两年前开放单独二胎时,人们大多不愿去登记。政府没想到,人们是怕生得起,养不起。

而农民呢,最担忧的是除了怕妻子被拉去强制流产之外,最怕的就是超生罚款,罚款让很多人倾家荡产。张菁女士说,中共在5中全会上在超生罚款的取消或松动方面没有提到一个字。

从城市人的角度来看,张菁女士说,大部分曾遭受到强制性一胎化政策迫害的人,被强制结扎和流产的,还有失独的家庭,听到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可以说真是悲从中来;而对少部分人来说,反而对政府放开二胎有感激之情,表现出长期受虐待之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她说,中国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张菁女士质问,为什么全面开放二孩,却不开放有关计生的相关资料?为什么不废除罚款制度?她呼吁,中国妇女要真相。

张菁女士举反右运动为例说,当时对右派还进行了平反,补发工资和其他补偿。现在虽然中共开放二胎政策,但还是党管控妇女的子宫,党叫你生你就生,该生时生,该扎时扎,在国家眼里,妇女就是生育机器,现在国家只是要调整机器产量。女权人士的共识是,生与不生要由妇女决定才是女权。

而且,计生委的权限越来越大,张菁女士说,从2013年开始,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计生委继续领导两系统,可见其权力之大。特别是在钱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尝到了很大甜头,每年罚款不计其数,从来没有公开过;计生人员超过一亿人,管理2.5亿流动人口的计生工作,钱都是从罚款而来。不管中央领导人怎样换届,哪一次反贪打老虎,都不会触动计生系统。2013年,有律师联名写信要求公开超生罚款数目,结果是一年至少收了168亿,去了哪里,怎么用的,都是迷。

而且,计生干部的队伍还在不断扩大,张菁女士说,贵州的毕节一次就招收了4600多名计生人员。

张菁女士说,中国全面开放二胎,对妇女并不是一个优惠,而且学者们都基本认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调整,至少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开放二胎对老龄化问题也无济于事。而要彻底改变,全面放开生育,取消超生罚款,就意味着要取消计生部门,意味着有一亿多人失业。计生的摇钱树倒了不行。因为国家要去搞国防建设,网络监控,诸如此类,最终还是体制决定。张菁女士说,中国的专制独裁的体制就是这样,一旦国家领导人犯了错误,人民要为其买单,有时甚至要花一辈子的时间,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

张菁女士说,中国现在尽管开放了二孩政策,但计划生育仍然是其基本国策。

最后,让我们以中国著名学者易富贤先生,在其专著《大国空巢》一书中对二胎方案的否定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结束语。该书从社会、经济、民族、人权、法治等诸多方面论证了中国大陆现行计划生育的巨大危害性,涉及到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遗传学、法学、医学等多方面的话题。

易富贤先生说,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台湾、韩国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从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后来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徘徊在1.1左右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从1989年的5.2剧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伊朗开始鼓励生育,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2010年生育率只有1.67。凡是曾经提倡只生二胎的地区,都已经后悔莫及。中国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生育率全部低于1.6。湖北省长阳县、五峰县以及新疆建设兵团以前与全国一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来放开二胎后,都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

易富贤先生在书中提出警告说,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面对万丈悬崖,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是“慢慢游”。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当年丘吉尔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那种政治勇气,果断停止计划生育,才可以尽收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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