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状元魔咒 中国教育怪象

2017-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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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7日,吉林省理科高考裸分第一名刘默涵(左)在考场外卖起了“状元笔记”。(public domain)
2016年6月27日,吉林省理科高考裸分第一名刘默涵(左)在考场外卖起了“状元笔记”。(public domain)

中科院最新调查显示,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1000多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也没有一位成为顶尖人才。他们如今都过着平凡的日子,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首先不禁要问:这几十年的教育怎么了?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中科院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在调查了全国100位科学家、100位社会活动家、100位企业家和100位艺术家之后,发现除了科学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有一定关系外,其他人所获的成就和学校教育根本没有正相关关系。”

有关教育专家认为,创新不是靠教育出来的,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创新型人才。首先,他们成为高考头名,只是应试教育会作题的“状元”而已,只能说明他们的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学习计划性较强,而在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没有得到多少反映。

其次,高考状元们喜欢在学习知识中追求完美无缺,在考试中过分看重分数,使思维处于一种僵化的神经质般的模式上。反映到将来的工作上,他们更过分看重僵死的书本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又视学习现成知识为一种享受,而对其它则看得比较淡漠,而这种思维严重影响到了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

第三,许多高考状元们对来自上方的指令,往往能够苛刻地按要求完成,而在完成任务时又常常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思维是对来自应试教育做现成试题而又想获得完美答案的一种重复。

第四,高考状元们只是在应试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而他们却又往往以这一次成功,引以为一生的骄傲。过分地回顾过去,却丧失了以后为更高远目标努力的动力。

第五,高考状元们的家庭背景往往不太理想。他们在学习上心无旁骛,梦想摆脱某种困境。一旦实现理想,却又陷入了没有目标的窘境,而在就业上却又得不到家庭和社会更为理想的指导,结果好多人也就听天由命。

本台记者就此首先采访到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他说:“我们国家对状元一直有一个心结,状元是直接当官的,和现在培养人才形式不同,但心态并没有转过来。可以说,高考状元第一名,实际上与第十名在聪明程度上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是我们怎么来看,在过去30多年里,高考状元仍然是最优秀的一批人。但最优秀不等于说他过后就能够是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但是他应该说,现在我们很少看到高考状元最后沦落到社会底层的是没有的。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

另外,刘开明先生指出,我们不能用当时考试的成绩来衡量后来的成就,这之间不一定挂钩。后来的成就不仅是他学习的能力和考试的能力,或者说是聪明程度,更多的可能是与他的勤奋,运气和机会有很大关系。所以高考状元只能说在那个时候他的考试分数高,但不等于他是最优秀的。他还表示:”另外我们的教育确实要反思,就是我们的教育不太鼓励独立的思考。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思想的解放仍然非常不够。直到现在中国学术界在信息自由的探讨和辩论上,仍然禁锢重重,缺乏学术自由。最明显的就是由于互联网的防火墙,中国学者很难与国际的学术思想交流,而学术领军人物的知识背景一定是多元化的,一定是跟国际一流人才有丰富的交流和对撞,才能出大的成就。所以中国现在并不具备这个环境。”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过去也曾经说过,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


刘开明先生认为,看看中国的情况,过去中国人出了诺贝尔科学家,但1949年以后培养的人是没有的:“49年以后整个教育体系和思想环境并不鼓励独立创新,导致我们即使有很优秀的人,也很难脱颖而出”。

刘开明先生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没有状元,与中国很不一样。状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选拔官员的一种考试制度,与现在的教育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无法类比:‘中国过去文人只有做官才能有出路,是向上流动的唯一方法,所以人们都很重视状元。现在不一样,我们高考所谓第一名,没有立刻就能当官而且也不见得会有相似的机会。”


所以,在刘开明先生看来,高考第一名和成为领军人物不是一个同样的概念,而且,高考的第一名和第一千名,在智商和知识结构上都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必要特别突出第一名。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状元沦为社会下层,这些人基本还是在社会的中上基层,大部分都是社会的专业人士,应该说是成功人士和优秀者。杰出的科学家或领域的领军人物,毕竟是特别少的,有很多因素在里面起作用。”

刘开明先生最后列举他自己为例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初中高中时,成绩都很差,考大学考了三次才考上。后来我觉得我跟其他一次考上大学,成绩非常好的,并没有什么区别。马云考大学也考了三、四次,考的也是杭州师院一个普通地方高校,但最后成为非常杰出的人。我觉得,考试成绩好,并不说明一切。”

的确,有教育专家这样说,应试教育,虽然可以生产出一流的技术人才,却无从培养出真正的科学精神,无法造就创造未来的天才。知识不如能力,能力不如品质。当学生离开学校时,带走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理想的追求。学校要让孩子天性有展现的空间,智慧有表达的机会,美德在学习中扎根,梦想在勤奋中实现。一所学校看得见的是校园,看不见的是共同的价值观和师生的行为方式。学校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培养学生从情感开始而不是从知识开始。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让人想到诺贝尔奖项的获得者们,那些对社会做出卓越贡献,或做出杰出研究、发明以及实验的人士,美国是获得诺贝尔奖项最多的国家。就美国的教育系统和人才培养制度,我们采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他说:

“我们在美国常常可以听到,没文化的当老板,有文化的打工,因为有文化的可能会背上专业包袱,必须在专业的领域里有成就。其实教育在美国不是传授专业技能的问题,专业技能主要是硕士和博士,高考考的是普通教育,不说明什么问题。”

但王军涛先生同时表示,中国的教育的确存在很多问题,高分不是高能,所谓高考状元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另外,普通教育培养人的全面素质,不培养特别专业型的人才。许多专业性的带有博弈型和竞争型的人才,比如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军队将领等等,不是高考能考出来的。还有艺术家,是要有天赋。

从总体上说,王军涛先生认为,他觉得高考状元与后来专业领域的成就没有必然联系:“在美国实际上当老板是当得很辛苦的。 当一个国家制度比较稳定时,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比制度不稳定的国家对制度的适应力要好得多。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人才的适应性差,这样的制度培养出来的人,很多就变成了心理上或学问上的残疾人了。即,有些人的脑残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原因。

实际上,王军涛先生说,在中国,录取人时更看重人的教育背景,西方则更注重绩效来录取人。他举例说,美国最好的大学总有大约25%的名额留给有特殊资质的特殊人才,有创造性的人,考分不要很高。但次一等的大学就完全靠考分。中国的高考当然就是完全靠考分说话的。所以美国最好的大学很多有创造力的人才会出来。

显然,中国的应试教育培养不出创造性人才,那么所谓创造性究竟是什么?王军涛先生说:“创造性包括对一个社会的适应程度。而所谓成就也有复杂的标准。中国的制度对人才是摧残的。要把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样的人放到中国,早就被摧残了。中国的一流科学家也不会搞政治,也就造成中国的一些人才在国内得不到承认,在国外才得到承认。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失败。中国的文化也缺乏创造性,不光反映在教育方面,也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王军涛先生表示,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很大,流氓比有文化的人吃香,赖活着比好活着要吃香。你说是教育的失败?还是社会的失败?他接着说:“说到流氓文化,比如刘邦和项羽,谁更好一些?这就很难说。刘邦比项羽更是小人。实际上,中国五四文化对君子文化压抑人性也是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中国流氓文化中的流氓,很多也并不真是流氓,不过是传统社会中的正人君子,看不惯新的文化行为。”

不过话又说回来,王军涛先生认为,人才培养的失败其实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失败,也许中国的教育不成功,但是中国一些大学的教育水平超过美国。如果一定要归结到教育上的话,那么正正经经的教育到了乱世都是会失败的。

总结中国高考状元出不来顶尖人才,王军涛先生归结为三点。第一,高考考的是普通教育,普通教育出来的尖子不一定是专业尖子;第二,一个国家的教育和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是不是相适应,如果不适应的话,人才就出不来。社会的问题比教育的问题更严重,是对人才的摧残和浪费。第三,中国的教育也还存在很多问题,只是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下,很难看出来,至少在政界,顶尖人才不一定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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