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权"成立十年 筚路蓝缕艰苦维权

201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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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博闻社)
中国妇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博闻社)

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9月23日在纽约举办庆祝成立十周年座谈会,藉此祭奠在中共专制和男权社会迫害下所有殒灭的生命,也对那些不畏强权身陷囹圄、坚持信念前赴后继的《中国妇权》义工们致以敬意。

《中国妇权》至今已经成立了10年。10年来,从帮助被拐儿童寻亲到童养媳找家;从寺院尼姑救助女孩到农村女婴保护,从太阳村的黑幕到血淋淋的计生案例,一幕幕真实画面展示在与会者面前,其中一些人物故事的悲惨情节,催人泪下。《中国妇权》已经连续三年,出版了与中国的暴力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写实故事书籍,目的就是为了记录中国政府实施的近40年強制性计划生育国策,给妇女和孩子及家庭帶來的广泛的人权灾难,记录下这场大屠杀,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空前绝后的,以国家的名义而进行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杀人史实。

座谈会上,《中国妇权》发布了作家依娃编写的《计划生育牺牲者名单》新书,作家依娃就新书创作作了主题演讲。她说,这本书旨在以不能忘却的记忆来记录这段历史, 告诫后人不要忘记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因计生而失去生命的有名或无名的人们。她在发言中说:“今天听说有计生的受害者也来了,发生的事我们无法改变,但一定要记录下来。受害者不是个人的耻辱,因为这是一个国策。36年的国策导致那么多的中国妇女孩子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这本书于今年三月由中国妇权出版,有人说计划生育已经是历史,不会有人感兴趣。但依娃女士觉得这36年的计划生育需要好好总结。她说,虽然现在一胎化结束了,但记录计划生育血泪史实的书在国内不可能出版,所以作为作家学者记者应当把它写下来。否则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

依娃女士说, 她在编这本书时,收集了大量资料,多少家庭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妻离子散,自杀。她就把这些案例集中在一起。她说,她用牺牲者这个词汇,是想确切表现有多少人成为中国计生政策的牺牲品,就像用牛羊来作为祭品,举行仪式一样。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种统治方式,在其治下,多少老百姓无辜地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虽然他们不是烈士,但他们的死亡需要我们记录下来。

依娃女士举例说:“2013年,河北一位45岁的农民父亲喝农药自杀,他有4个女儿,一个儿子,面临6,7万元的巨额罚款。干部天天来逼债,孩子不敢上学。他死后,村干部上门送这送那,党的关怀总是出现在人死了之后。”

依娃女士说,类似案例很多,贵州一个父亲欠25000元的计划生育罚款,孩子读不了书,父亲在孩子开学第一天就割腕自杀。之后,村里修房子补助等等都来了。另外,四川一个今年已经17岁的女孩,在她妈妈当年怀她即将生产时,被拉去强迫打引产针而导致脑瘫,现在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依娃女士在她的采访中还了解到,有村政府为追上环数字政绩,村里年轻媳妇不够,有老太太被逼迫上了5次环,被称5环奥运会。

依娃女士最后表示, 在编书过程中,她一直在走访幸存者,记下他们的故事,不忘记他们。她说,对计划生育的牺牲者要有一份敬畏:“如果我们对生命,对女性没有敬畏,对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敬畏的话,那么有一天,牺牲的就是我们了。”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为依娃女士的新书写了序言。他说,依娃女士书中举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我在北京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就一直无法上户口,也无法办护照出国。最后我们交了26万元人民币,才把户口上上。我和陈光诚曾经调查过野蛮计划生育事件,写出山东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

滕彪律师还就中国大陆整体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剖析:“有人说,你为什么光看中国的黑暗面?要说中国人权没有进步也不客观,比如废除了劳教。但这些进步都是迫于社会的要求和压力,有些进步是民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因为有孙志刚案,才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进步并非中共愿意看到的。”

在一党专制的制度里,人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也就谈不上个人甚至某个群体的人权。滕彪律师说,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來,围绕着人的基本权利,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与当局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另外两名來自中国大陆的人权女律师黄溢智和陆妙卿,也在座谈会上阐述了当前中国妇女面对双重压迫的现实状况,她们谈到中国法律的残缺不全,政府公权力和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愈来愈严重的压迫,包括性別和工作歧视等。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黄溢智律师在发言中说:“我从10年前开始作实习律师,最开始是代理乙肝携带者受歧视案件。从2012年开始,我开始参与招聘歧视女性案件,比如单位招聘仅限男性或男士优先。我们接了4起这样的案件,使法院第一次把就业性别歧视写进判决书。”

2012年,黄溢智律师开始关注强制引产事件,并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她说,这是一个国家层次的暴力,但这个暴力是不成名地施加在女性身上。从此她也开始做帮助计划生育受害者的工作:“比如2013年,我曾经代理一个单亲妈妈,当时需要交33万的社会抚养费,不能给孩子上户口。我起诉了北京房山的公安局,要求他们给孩子上户口,因为无论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法还是交没交罚款,与孩子上户口没关系,孩子有上户口和上学的权利。案子之后虽然败诉,但孩子后来还是拿到了户口,这也与当时大家对计划生育问题关注有关。”

之后她们还呼吁政府公开社会抚养费的用途,并向卫计委提建议,把计划生育与户籍松绑,分开。黄溢智律师说,她们的工作对松绑和放开二胎起到了作用。她表示,正如依娃女士所说,被强制引产的人可能会被慢慢遗忘。而且到2016年放开二胎之后,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以往被强制堕胎引产的妇女的并发症,并因此而死亡的案例,责任由谁来负?特别当感觉可以生二胎是一个进步的时候,女性因为生二胎而遭受歧视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政府正面的回应。黄溢智律师说:“中国政府强制推行了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58年时,国家需要人口去发展经济,还曾经禁止国有单位的妇女去堕胎或采用避孕措施。到1979年,又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就开始控制妇女的子宫。”她说,妇女在其中完全是工具,而且计划生育又成了政府的政绩和经济来源。

在民主国家,计划生育是个正面词汇,但与中国的计划生育就很不一样。黄溢智律师说,在民主国家,计划生育是妇女的权利,关系到妇女性别的平等,有避孕措施和健康服务,女性自己可以选择,不可强制。但中国不是这样,妇女没有自主权和自由选择权,而且由此产生针对妇女的暴力。

黄溢智律师以准生证为例,就是限制妇女的生育自主权。她说:“近年来针对妇女生育的暴力在减少,但仍然间接存在,比如以你家人的福利和孩子的受教育权作为要挟,让你做所谓的检查和服务。他们没有把女性作为主体,只是当成一个要完成的任务,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需要监督。”

此外,黄溢智律师说,二胎政策与女性就业歧视很有关系,现在二胎放开后,很多女性去找工作,用人单位会担心你会否生二胎,就是女性会因为生二胎而遭受第二次歧视。她接着说:“延长产假也许会固化母亲的角色,对女性不利。有没有把妇女作为主体,考虑妇女的需求?而不是把女性当作弱者来保护。生育不仅是母亲的职责,而且是社会应当共同来承担的一个责任。”

耶鲁大学访问学者陆妙卿律师,曾经是一位商业律师,但从2012年后,她开始关注计划生育这个领域。她说:“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向我求助,说他女朋友怀孕了,计生干部要拉她去堕胎。我当时觉得做不了,自己觉得很无助。之后我就开始关注计划生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到2013年,我就连续做了几个关于计划生育的案子,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案。第一个案子是江西的一个农户,被强制结扎,我们提起全国强制结扎行政诉讼第一案。”

陆妙卿律师最后谈到最近刚发生的一个事件,关系到女性有没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今年8月31日,陕西榆林一位27岁的产妇跳楼身亡,原因是疼痛难忍,要求剖腹产被拒绝。之后家属医院各执一词,相互指责。陆妙卿律师说:“医院说家属不同意剖腹产,不签字;家属说是医院不同意。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产妇本人的意愿在这里是不被尊重的。后来医院与家属达到和解。但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但应当怎么做,让以后这样的事情少发生?作为妇女,我们怎样争取到对自己身体和生育的控制权?二胎放开后,有许多朋友和我说,以前一胎政策时想生政府不让生,现在二胎放开,老了不想生了,公婆又逼着生。所以不管生还是不生,好像都不是由女性自己说了算的。”

《中国妇权》项目策划负责人陈立群女士也在会上发言,她以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來比喻709律师的妻子们,她们在把爱情献给自己丈夫的同时,又把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了丈夫的苦难事业。她说,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妇女们加入了维权、民主转型的行列里,不屈不挠,可歌可泣。

《中国妇权》大陆项目负责人姚诚先生也在会上发言,他主要讲了以下三点:“第一点,《中国妇权》在中国妇女和儿童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成立,非常及时。第二点,通过我们在大陆的义工,《中国妇权》给了中国妇女和儿童莫大的希望,比如解救童养媳,帮助失联女孩。我们《中国妇权》在中国大陆最多达到有4000多个志愿者,得到全国十几个省寻子联盟的支持。央视曾经多次报道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背后是《中国妇权》。后来知道了,习近平上台后把《中国妇权》定为境外敌对势力,我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有7个人被捕入狱,目前在监狱中的还有苏昌兰,刘飞跃等人。”

姚诚先生说,他本人作为《中国妇权》的义工,也是从大陆逃出来的。他曾经作过两次牢,经常被抓入看守所派出所。所以大陆义工很坚强。

第三点,是目前中国妇权向何处去?姚诚先生说,未來的十年应将维权救助转移到女权运动上来。他说,许多中国妇女冲在维权前线,中国的民主,包括维权,女性的力量不容忽视。

美国国际广播协会(CUSIB)共同主席安-努南女士在发言中回顾说,1995年,她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峰会,并探访了一个地下天主教會,一位修女的哭诉,使她无法转身而忘却,从此她开始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她说,第一次认识張菁女士,是2009年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抗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监禁。随着彼此友谊的发展,安-努南女士越來越多地了解到《中国妇权》这10年来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工作。

最后,我们以《中国妇权》创建人张菁女士在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作为我们这次节目的结束语:

“艰苦维权,十年不辍,多少激情感动,成败得失;我们哭过笑过努力过,理想中的公益社会共同追求过;一路走来,荆棘丛生,回顾十年,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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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论坛节目主持人梒青的推特 (TWITTER) 地址是:HANQING8

 

(网编: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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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游客

中国宪法规定是男女平等的,而且中国政府声称"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实际做起来,却对男性是一套,对女性又是另一套.比如在退休年龄上,城市女性可选择50岁退休,但城市男性则被剥夺了这一权利.这就导致了男女极不公平了,男性的权益受到极大的伤害(即少拿十年的退休金,按现时计算就是四十多万元以上,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而且男人寿命短而退休迟是极不合理极不近人情的,对这一点,中国政府是十分清楚的.现在,中国城镇存在大量既不能退休又不能就业的男性公民(即城市里50岁失业的男性,不管他们学历经验有多高多好都没有企业单位聘用了,即使有工作岗位,也是那些最下流最贱格最吃亏最吃苦的工作,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的),他们生活素质极差,生活困难痛苦,只能靠吃老婆或老妈的退休金为生(实际是拖累了家庭经济),比同龄女性不知要悲惨困苦多少倍了!

2017-09-29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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