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0国集团全球峰会将于今年11月份在土耳其召开。二十国集团成员包括：八国集团成员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以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和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
日前，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汤森路透基金会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对20国集团近万名妇女的调查发现，如何平衡家庭生活与工作，是20国集团国家的妇女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这项调查，多达44%妇女有这样的顾虑。
路透社报导，30岁的高升铉(Kook Seung-hyun，译音)是个身怀六甲的韩国职业妇女，她得应付3个吃力的角色，才能符合传统的家庭期望与现代韩国的经济现实。 目前担任金融顾问的她说：「韩国妇女要担心家事、育儿，还得烦恼家计，这实在很令人难过。」她这席话道出许多20国集团国家妇女的心声。
汤森路透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项调查称，在20国集团中的俄罗斯以及5个亚洲国家中，就有4个国家的妇女表示，这是她们在职场上面对的最大问题。这4个国家分别为韩国、印度、中国与日本。 20国集团的另一个亚洲国家印尼的妇女则表示，她们最关注工作时间有没有弹性。
即将为人母的韩国职业女性高升铉说，她担心难以兼顾家庭责任，以及几乎没有弹性、工时超长的工作。她说：「要是无法妥适安排好，就会拿到很糟的考绩，连带影响工作升迁，接着就得被迫离职。这是个恶性循环。」 她说，加上首尔居大不易，一个家庭得赚取双薪，才应付得过来。
专家表示，文化期望值高、难以找到费用适中与品质良好的托幼机构、以及公司缺乏弹性工作制，是造成妇女身心俱疲的主因。 调查称，如果20国集团领导人有意在2025年以前，达到将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减少25%的目标，就得设法帮助妇女解决家庭生活与职场取得平衡的问题。20国集团去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会议上指出，这样将可增加超过100万名妇女进入职业领域。
调查还披露，有三分之一的20国集团的妇女在工作场合受到性骚扰，其中大部分妇女保持沉默，而如果说有人敢于发声的话，那就是印度妇女还比较能够打破沉默。汤森路透基金会的调查显示，性骚扰在职业妇女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中名列第三，第一位是家庭和职业的兼顾和平衡，第二是男女性别收入的不平等。调查说，20国集团中的土耳其，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妇女，最担心工作场合的性骚扰；韩国，俄国，德国和英国的妇女在性骚扰方面的担心最少。
因为倡导女权和反对性骚扰而遭到中国政府打压的著名女权五姐妹之一，大姐武嵘嵘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个调查很有意义，因为这三个问题都是她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媒体对此的报道很少，作为普通的中国女性又无力与外界抗争，因为没有好的载体能让他们讲出真话。
谈到中国女性面临的性骚扰问题，武嵘嵘女士说，在中国，性骚扰的取证非常困难，而对受害者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支持。所以，受害者既要有勇气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又要去面对后续的明枪暗箭和媒体的报道，受害者孤立无援,面临困境，维权艰难。
武嵘嵘女士希望今后在遏制性骚扰的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取证过程中，要避免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在这方面，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心理专业人士要多给予支持和指导。
河北独立评论人士，诗人李楠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说，说到男女收入上的不平等，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工作家庭两者兼顾的压力，真的就是咬咬牙自己克服。李楠女士说，象一些欧美国家，经济条件好，妇女可作全职太太，较少存在这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物质生活没有达到一个男人赚钱足够养家的地步，那么女人承受的压力就必然大。
李楠女士对中国男女平权的未来不表乐观，她说，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渊源，男女平权在中国其实实现不了。
近年有主张妇女回归家庭的论点。对此，李楠女士认为这未尝不是一条路，但必须是物质条件上去，经济压力减少才有可能。现在中国的一些高级白领可能有条件过这种生活，但一般中等收入以下的家庭那是想也别想，农村更不行。
谈到反对对女性的性骚扰，李楠女士说，女权五姐妹以及替她们辩护的王宇律师因为反对在公共场合的性骚扰，都遭到抓捕。在李楠女士看来，中国性骚扰问题严重，中国很多男人低级下流，说黄段子是常态。特别是在酒桌上当着女性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与整个国民素质有关。而且值得指出的是，性骚扰不仅仅是身体的接触或碰撞，语言方面的骚扰也是性骚扰的一种形式，而在中国，许多女性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亚洲国家一般都存在妇女地位低于男性的传统，过去6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虽然状况有所改善，但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妇女所面临的处境，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上没有太多的支持，而实际上主要是由企业或家庭自己来应付目前妇女所面对的就业与家庭，生育与就业这类难题。上面提到的韩国的例子在中国也很普遍。刘开明先生说，在城里，受教育程度较好的女性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她们要比男性有更多的付出。当出现比如生育问题时，政府完全没有任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或单位就不太愿意招聘女性，也不愿给予女性高的职位，这样就影响到女性的成长和其社会地位的改善。
而另外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低技术的女性，处境会更糟糕。刘开明先生说，比如很多女性，特别是其中许多从农村进城的女性，她们也面临生育问题。而且她们没有办法从政府得到任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放弃工作，回归家庭。这对她们的经济独立及持续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在欧洲，刘开明先生说，特别是妇女地位较高的北欧，实际上也面临妇女生育的问题，但在出现问题时，主要由政府承担妇女生育期内的费用和开支，这样就免除了企业的沉重负担，而企业也就愿意给妇女保留职位。在升迁时也不会过多考虑生育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刘开明先生说，在男女收入不平等问题上，在高技术高报酬的行业里不明显，相反在低技术低报酬的行业则很明显。但有些行业如劳动密集型行业也不太明显。比如制衣和电子行业，体力活不突出，女性会因心灵手巧和忍耐性强而能有较好的收入。
但从整体上看，刘开明先生认为，女性确实因为结婚生孩子，使得她们的技术积累以及职位的升迁会遇到障碍，最终影响到收入水平。他强调，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行业，女性的收入和晋升机会都明显少于男性。
刘开明先生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与女性的才能和智慧不相符合。他说，特别是在80年代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家庭对孩子的投资，特别是在教育上的投资是不遗余力的，不分男孩还是女孩，特别是在城市。那就是说，女孩子受到良好教育时，她的成长比较迅速。但可能由于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对女性繁衍后代所需要承担的精力和付出，重视和支持不够，导致她们在技术上，职业上和升迁方面可能处于劣势。
谈到妇女是否应当回归家庭，刘开明先生认为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决定，到底应该是妇女还是男人回归家庭。为了子女成长，一个家庭如果两个人都把重心放在事业上，可能家庭内部就会有缺失，特别是在子女教育上。所以，刘开明先生说，如果是重视子女教育和家庭生活品质，如果一个人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家庭，这无可厚非。至于到底是谁应当回归家庭，每个家庭会作理性分析。收入更高的，在社会中更容易发挥其长处，有助于家庭向上流动的人，可能主外；在外部发展机会更少的人更多主内，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也看到确实有不少这样的家庭。
刘开明先生说，如果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足以养家糊口的时候，有一个人要回归家庭，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即女性在外部受到的阻碍，上升空间会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能女性回归家庭是一个现实。但这同时并不等于说，女性应该回归家庭。在刘开明先生看来，女性仍然需要有经济独立，需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她回归家庭，家庭是她一个事业的话，她也应当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自己事业的空间。现在在中国，包括其它国家，都出现自由职业者，比如独立的咨询顾问，艺术家等，可以在家上班。这样虽然以照顾家庭为主，但仍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男的也可以这样做。
刘开明先生说，他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女的在外打拼风风火火，男的在家，也有自己的空间，不是完全依附型的。他说，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无论是在外还是回归家庭，他不赞同任何一方依附于另一方，完全没有独立的事业空间和经济地位。
说到中国的性骚扰问题，刘开明先生说，可能因为他接触的范围，他认为在中国，性骚扰并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当然，刘开明先生认为，在性骚扰上，中国对受害者的保护不够，对什么是性骚扰的界定也不明确。比如说有的女性可能对言语觉得不舒服，但在现实中，我们确实也看到，很多女性也用很多非常粗俗的语言或让男性很不舒服粗口话，这种现象很普通，包括时下流行的所谓极为粗俗的“屌丝”，也变成时髦。至于说中国男人爱讲粗话和黄段子，刘开明先生认为，不是中国男人爱讲黄段子，而是1949年后，中国整个的绅士文化被嘲弄，讥讽和摧毁，而地痞文化和粗俗文化在流行，特别是这几年，被人们普遍接受，这可能也是上面李楠女士提到中国的多数男人爱说粗俗黄段子的原因。
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向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二十国集团的背景。二十国集团成立于1999年，成员国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利益平衡，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二，国土面积占全球的６０％，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９０％，贸易额占全球的８０％。
中国将是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主办国，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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