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獨生子女政策催生基因編輯嬰兒說開去（下）

中國科學家賀建奎最近聲稱自己造出了世界上首批基因編輯（Crispr）嬰兒（一對雙胞胎），掀起軒然大波。在上期的節目中，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談到，中國存在一種邪惡科學，尤其是中國實施了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本身就帶來了很多惡果。中國共產黨和其意識形態把自己定位爲神，它可以沒有敬畏、沒有底線。而人類本身是個非常微妙的複合體，如果稍微不慎，引起連鎖反應帶來的後果有時會超越我們的想象，無論是氣候變遷，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還是人口生殖行爲本身。

如果您沒有收聽到上一期節目的話，我們在這裏再簡單地向您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的署名文章說，中國在大多數技術方面都表現出色，但在基因編輯和“設計嬰兒”方面，它具有額外的優勢：整個人口已經習慣於將生殖操縱作爲進步的工具。當然，這指的是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而這一切到“設計嬰兒”之間並不遙遠。對基因編輯嚴重濫用的過度開放心態，可能會被證明是獨生子女政策最不幸的遺產。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也指出，北京——先是將頭部移植到新身體的方案，然後是世界上第一隻克隆靈長類動物，現在又有了經過基因編輯的嬰兒。近年的這些科學消息給人們帶來了從不安到震驚的各種反應，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涉及中國科學家。

夏明教授說，因爲科學對人的干預涉及很多未知領域，現在都沒有明確答案，人類應該採取比較保守的方式，不做任何可能有惡果的事情。而現在中國的這些科學家沒有遵循這些倫理，在倫理、宗教、社會以及政治層面上，都沒有進行一個健全和完整的討論和思考。”

在這種情況下，夏明教授說，中國科學家要進行這種基因改造的工程、對人的生命進行操縱，第一個邁入禁區採了禁果：

“在中國，很多科學家沒有意識到根本的倫理道德，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失。在西方國家，倫理學滲透到幾乎每一個學科。比如在我們的政治科學裏，就有公共倫理學，政治家和國家公務員也有公共倫理道德需要遵守。作護士有護士倫理學，商學院有商學倫理學，另外有爲哲學家、藝術家和社會工作者等開的各種倫理學，還有教育倫理學、醫學倫理學等等。”

所以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有兩大倫理體系，它們的表達詞彙不同。夏明教授說：

“一個是道德（morality） 一個是操守（ethics），兩個詞在中文裏都翻譯成倫理或者道德，但兩者其實有區別，道德是從拉丁文而來的，操守是從希臘文而來。道德更強調對整個宇宙和上天而言，對上帝而言，就是我的所作所爲要符合世界普世價值，比如不殺人、不偷盜。這是一個最高的倫理道德。”

而操守是相對於人的職業而言，夏明教授說：

“比如我們做教授就會有很細的規範，你不能剽竊、不能在寫作過程中造假，你在採訪過程中要保護被採訪人的隱私；對弱勢羣體作採訪時，你不能傷害他們。另外在教學過程中，不要對學生進行誤導，這都是我們的職業規範。可以看到，在西方國家有一套普世的倫理道德觀，而這在中國恰好都非常缺乏。”

所以夏明教授說，中國的科學家如果在信息學科或者非常前沿的新興學科進行探索，是非常危險的，因爲他們沒有繫好安全帶，沒有一個防護體系來保證他們不做惡，保證他們不給這個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賀建奎本人也說過，在實驗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些差錯。如果有的話可能會（把萬一產下的不健康嬰兒）處理掉。這裏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於對生命的討論，就是什麼時候生命開始出現，這在中國還沒有進行過系統的討論。在美國，我們可以看到，禁止墮胎是個很有爭議的問題。墮胎又涉及到什麼時候可以墮什麼時候不可以墮。隨着科學的不斷髮展，現在人們認爲從懷孕的那一刻起就不應該墮胎。”

但是在中國就沒有過這種爭議，夏明教授舉例說：

“比如有一次我在飯桌上，跟一些非常有女權主義思想的知識女性一起討論了很多女性話題。結果一位很有名的女作家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在座的每個人墮過多少次胎？結果發現在座的所有女性都墮過兩次到三次胎。就是說在中國，很多女性把墮胎當作一種避孕或者作爲一種避孕失敗的解決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國即使作爲女性本身，作爲具有母親原始衝動和原始慈愛的女性本身，也沒有認識到生命應當受到敬畏，尤其是自己的肉體，誕生出一個偉大的生命，怎麼樣能夠得到呵護？”

當然，夏明教授指出，這裏不僅涉及到我們個人的生命延續，而且涉及到其他人生命的延續：

“所以你如果作爲一個醫生護士，你爲什麼可以把8、9個月的胎兒強制引產、或者注射引產藥物，用鉗子把嬰兒在子宮內扼殺，再把她拉出來？有的胎兒拉出來沒有死，還要打針促死亡。當然，中國還有喫胎盤和喝嬰兒湯現象。對胎兒的處理則是扔在垃圾桶裏，隨便作爲垃圾倒掉，這在中國非常常見。對人的生命和尊嚴沒有敬畏，這是中國社會的常態。”

如果引申下去，夏明教授說，我們還可以看看人與動物的關係：

“因爲中國人對生命沒有敬重，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國人對動物也沒有憐憫之心。比如玉林的狗肉節大量屠殺狗，還有喫果子狸和猴頭，喫生猛海鮮，比如活魚在餐桌上還在動，然後大家大快朵頤享受美食。”

夏明教授認爲，中國從上到下都需要一個徹底的討論和反思，否則，中國人就無法真正進入一個文明狀態。他接着說：

“當然這裏還涉及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有人把科學變得很邪惡，但另一方面，我們的邪惡本身又可以用科學來解釋。英國劍橋大學著名精神病理學家、教授西蒙-科恩寫了一本書叫《惡的科學》。根據他的研究發現，其實我們很多人之所以變得冷血和殘酷、之所以對其他人沒有同情心、或者虐待動物，這與人的心理、生理和腦神經的病理有關係。你會發現在我們的人羣中有各種性格，比如自戀情結、自閉症、阿斯伯格綜合症，另外還有各種社會變態者。”

而在中國，沒有一套幫助我們心性得到調適的穩定的政治、經濟、倫理和教育，以及心理學體系的構建，所以夏明教授說，在中國人們更容易受到邪惡的影響：

“就是我剛纔說的，自戀症自閉症，或者心理變態、社會變態者這些人羣的比率非常高。中國人的精神疾病其實隱藏很深，而且我們沒有把它作爲一個問題提出來。比如毛澤東，他之所以能夠看到犧牲那麼多人，淚都不掉一顆，而且他可以犧牲他自己的家人、家人都可以死光。而所有跟毛澤東在一起的女人最後都沒有好下場。把他推上權力頂峯的人，把他推上皇帝寶座的農民，或者爲他打下江山立下汗馬功勞的將軍、元帥，都被餓死或迫害致死。中國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毛都不會真正反思和掉下一滴眼淚。”

正是因爲中國沒有倫理教育、沒有宗教的提醒，因此難於營造出有強烈同情心的人，傳統美德也受到侵犯。夏明教授說：

“孟子說過要有五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不忍之心等等。而中國人放棄了溫良恭儉讓的教育和不忍之心的教育，同時把強調心性的所有的宗教，不斷從人們的生活中驅趕掉。無論是毛澤東、鄧小平，還是今天的習近平，其實都沒有心性上的任何同情心，是硬心腸，他們殺起人來或者迫害人時，都沒有任何惻隱之心。所以你可以看到爲什麼毛澤東可以做出這麼多在其他人看來都是不忍之事的事情。鄧小平可以命令軍隊荷槍實彈進入北京，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和學生進行屠殺。再看習近平，他知道有150多個藏人自焚，都無動於衷。他還把100多萬維吾爾族人、哈薩克族人和穆斯林關在再教育營，他覺得這是他的一個偉大功勞，是一個現代化工程。因此在中國的這種社會政治環境下，也就不奇怪爲什麼科學家可以幹很多在西方人看來是非常殘忍或者邪惡的事情。”

可惜的是，中國的科學家、知識界，以及中國的整個權力層，都喪失了這種自我反省的能力，夏明教授說：

“在西方國家，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就是自我反思。你的靈魂，其實可以從你的肉體中脫離出來，你的靈魂就會成爲一個遠離你的客觀的旁觀者。它在審視你，對你進行某種判斷，你若干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它就會來不斷地敲擊你的良心，最後讓你收斂或者改弦更張。但在中國我們發現，大家其實都喪失了靈魂，也就沒有辦法聽到靈魂的敲擊聲。我想引用一個印度思想家的評論，就是當我們在矇昧狀態時，我們以爲自己是一個有良心的肉體，而我們只有到了啓蒙的真理狀態，纔會認識到，我們其實只是一個有肉體的良心、有肉體的靈魂，而不是有靈魂的肉體。”

而這就意味着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缺失，還沒有進入一個啓蒙狀態。夏明教授說，我們甚至連印度思想界裏面談論的矇昧的狀態都不是：

“如果我們認爲我們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肉體，我就把這種狀態叫做邪惡狀態，這一點非常可怕。”

那麼，賀建奎造出基因編輯嬰兒的動機到底是什麼？夏明教授表示：

“一些科學家是要獲得個人的榮耀和名利地位，自我膨脹，這會使許多科學家走偏鋒，幹別人不敢幹的事，想別人不敢想的事，沒有底線，沒有敬畏，中國許多科學家已經誤入歧途。”

此外，夏明教授說，中共不僅對中國人的外部環境進行控制，而且對內在肉體進行控制：
“中共想控制人們的思維，對我們細胞的喜怒哀樂，都想控制。比如，中國政府對女性肉體的控制，實施強制計劃生育，在女性生理週期對女性進行體檢，如果發現懷孕就強制墮胎，或者扣工資扣獎金罰款等等。可以看到中國政權喜歡深入到我們的肉體，對我們生理的運行進行直接控制。又比如對異議人士，會使用被精神病的方法，所以你看到向習近平像潑墨的董瑤瓊，就被關到精神病院。”

夏明教授說，中國有很多異議人士最後都死在監獄裏，比如劉曉波、彭明，要麼是被心臟病，要麼是被肝癌。

夏明教授最後表示，賀建奎做基因編輯嬰兒，既有他個人名利的驅動，同時也有國家政權的驅動。如果兩者沒有相互的支持和需求的話，賀建奎就不會在人體研究的領域裏走得這麼遠，走得這麼邪。

美國紐約時報今年1月2日的報道說，賀建奎目前被隔離在深圳一所大學的招待所，並被十餘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看守。過去數週以來，關於賀建奎是否被軟禁的傳言四起。他所在的大學和中國政府都對他的境遇緘口不提，中國國內的媒體都遵照宣傳部門的指示，在起初的一波報道之後，對賀建奎一事保持沉默。紐約時報援引共同創辦因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Vienomics) 的劉朝煜的話說，賀建奎給公司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他對我們公司的員工、合夥人和投資人都是極不負責任的”，“他在公佈這個事情前並沒有跟我們商量，我們都是突發處理。”

劉朝煜是2015年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認識賀建奎的。紐約時報的報道援引劉朝煜的話說，賀建奎有一種“先做後說”的風格，“他內心的真實驅動，我個人感覺是名利”。

賀建奎曾於去年11月底在香港的會上表示，他對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稱他的目標是設計不會感染HIV的嬰兒。但許多科學家指出，還有其他更簡單的方法可以保護嬰兒免受HIV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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