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陈小武性骚扰

201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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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陈小武教授在北京工商大学作学术报告。(Public Domain)
北航陈小武教授在北京工商大学作学术报告。(Public Domain)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罗茜茜,日前在微博上实名举报该校副教授陈小武持续性骚扰多名女学生,引发中国网络热议。

2018年的第一天,罗茜茜在微博发表文章,标题是《我要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指自己12年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曾被副导师陈小武性骚扰,形容对方“霸王硬上弓”,但未得逞。

罗茜茜的文章形容说,“在他手下读书的几年,是我人生的噩梦”,她为此患上抑郁症,一直要服用药物,直到获得出国机会。“我开始是对科研有着极大兴趣的,”罗茜茜写道:“经历他这种极品导师以后,我从此和科研是陌路了。”

罗茜茜表示,去年底在网站“知乎”出现一些匿名讨论,指控陈小武曾经性骚扰其他女学生;在与其他受害者取得联络后,决定向学校举报,也获得学校回应,承诺跟进。
罗茜茜的文章刊发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方在同日发表声明,称对有关举报“高度重视”,已展开调查:“(校方)已暂停陈小武的工作…有关情况一经查实,将坚决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而被指控的北航计算机学院教授陈小武,则已向《北京青年报》表示,自己“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一切以学校调查结果为准,并称事件涉及个人名誉,他会保留一切合法权益。
该事件在中国大陆的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罗茜茜的举报文章,一天之内就获得了300万阅读量。那么,目前罗茜茜事件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又如何呢?本台记者采访到中国青年女权活动人士熊婧女士。她表示:“自罗茜茜举报后,高校的学生就给自己的母校写信,希望能够重视校园性骚扰问题,比如在学校开展反性骚扰的教育,目前已有40多所高校参与。罗茜茜的举报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有3000多人签名,想要做这一事件调查的联署,但媒体现在已对此进行了屏蔽。不过尽管审查很厉害,还是有很多人关注,包括也有媒体仍然在报道。”

熊婧女士说,目前的情况是,北航是想等风头过了,就静悄悄地进行处理:“北航也只是就调查这一事件回应过一次,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因此目前还不知道结果。现在网上的联署签名也在不断被删帖,参与联署签名的学生也被谈话,所以还是会面临很多挑战。但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运动,我们还在拭目以待,这一运动也显示出中国青年女性的力量。”

据海外媒体报道,现居美国的罗茜茜表示,事件发生在十多年前,法律追溯期已过。这次在网上实名披露该事件,是希望促成母校、以至中国的高校校园,建立防范性骚扰的机制。她还表示,自己之所以鼓起勇气作实名举报,是深受美国社会的“我也是”Metoo 运动的鼓励,称“它给了我很多勇气。”

去年,美国好莱坞大牌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的新闻曝光后,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呼吁曾受性骚扰或性侵的女性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经历,获得全球各地大量女性响应。据Hashtracking的统计,在过去一个月内有近190万使用MeToo的推文。
但在亚洲,MeToo响应者寥寥无几。这次北航女博士罗茜茜的举报,可以说是首宗引发广泛回响的MeToo行动。

中国青年女权活动人士熊婧女士说,其实在中国,性骚扰是普遍现象,很多人对此都很关心:“就像美国的Metoo 一样,有一个人打破了沉默,就会引起很多的回应,因为性骚扰问题在中国太普遍了,大家都是感同身受,非常愤慨。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基础在,所以罗茜茜的事件出来后,才能得到这么多的关注。人们想借此作一些改变。”

此外,在熊婧女士看来,以往中国的性骚扰问题,主要是公共空间的性骚扰,与现在有权力关系的性骚扰还不一样:“比如,在中国大学的本科阶段,女学生的在校人数已经超过50%。但是学校的老师和学校的体系,相应来说没有跟上,对女生有歧视性言论,比如有人抱怨女生占了很多考研究生的名额,这与高校中的性骚扰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是性别歧视的温床。”

北航博士罗茜茜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校园缺乏防范性骚扰机制,还有导师对学生学术生涯的否决权太大,在国内高校要换导师,按现行制度也很难……”罗茜茜认为,在中国的高校里,学生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熊婧女士表示,2015年,女权五姐妹曾经因为反性骚扰反家暴等受到打压,中国政府对性别问题也是分不同议题来对待。她说:“中国的反家暴现在通过了有关法律,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议题。高校性骚扰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空间。虽然在性骚扰问题上有一定的法律规定,但规定过于宽泛,只是一句话,没有具体细则,也没有可操作性。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在大学对反对有权力关系的性骚扰上进行推动,另一方面进行公众教育,提升整个社会反性骚扰的意识。”

与中国相比,目前旅居美国的罗茜茜在她的举报文章中强调说,“美国在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法规和举报机制,而我们中国没有…如何在性骚扰发生前对潜在骚扰者构成震慑力,如何在被骚扰中勇敢对骚扰者说NO,如何在被性骚扰后取证自保,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我的曝光不能止于曝光。”罗茜茜写道。 “希望这次维权,能让更多人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说我也是(MeToo)。”

我们就此还采访到美国耶鲁大学退休教师康正果老师,请他介绍一下美国大学里的相关情况。他表示:“我们耶鲁校长最近刚刚就好莱坞和美国政府一些人控告性骚扰,对全校老师和教职工发了一封长信。而且每个学年开始时大家都会收到警方关于性骚扰的一封信,老师要每年去上培训课,看相关录像等等。比如说话时身体接触的距离,过了线就可能是性骚扰了。老师还要回答有关如何管理下属和学生的问题,填写是还是不是,年年如此。涉及范围不仅是男老师和女学生,还包括女老师和男学生,以及同性恋,比如男老师和男学生等等。”

康正果老师接着举例说,他认识的一位同性恋男教授,被班上女学生举报性骚扰,说这位教授只对男学生好,对女生置之不理和疏远。他接着说:“我还有一位同事,为人谨小慎微,因为对学生太热情,过年时给每个人送了卡,卡上有上半身裸露的地方,就被举报是性骚扰,差点把工作丢了。”

而且,学校一般也不赞成老师和异性学生在校外吃饭。康正果老师说,如果有问题,可以中午在学校12个餐厅的免费午餐上谈。哈佛大学则有明确规定,老师不得与学生在外就餐。所以一般老师在这些方面都比较谨慎。至于和学生在办公室谈话时要不要开着门,耶鲁没有要求。有的老师有戒备心,把门半开着。而美国其他不少大学是要求老师在办公室和学生谈话时要开着门。

康正果老师说,美国学校对学生告发性骚扰采取鼓励的态度,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在这种问题上都是压制:“在课堂上讲话如果违反了习近平的条条框框,马上举报就是被赞扬和接受的。而如果你要举报著名教授或者校方的某个领导有性骚扰,则被压制。这与美国不同,中国只需要举报和维稳有关的问题,对敏感问题包括性骚扰这样的问题,官方一直不鼓励且是压制,因为这种东西都指向当权派。 所以美国最近从好莱坞掀起这样一阵反性骚扰的风,是个很好的现象。”
康正果老师说,他记得有一个中国的校长对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人说,他愿意让女儿到美国去读研究生,就是害怕他的女儿被导师骚扰。中国大学校园里的性骚扰,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并非是一两个人。

MeToo运动的发展,与女权意识被唤醒分不开。而在中国,虽然女权运动也曾经十分蓬勃,但近年却遭遇打压,性骚扰成了潜规则,反对性骚扰的呼声受到压制,中国当局近年来不但大力打击公民社会,对象包括维权律师、异议人士、非政府组织等等──女权活动人士也受到有针对性地打压。2015年三月,“女权五姐妹”因计划宣传反公共交通性骚扰活动被刑拘,就是个例子。康正果老师对此评论说:“因为,中国社会的民间或弱势群体,只要形成任何一种对抗的声音,对中共的一党专制或者维稳都是一种冲击。反对性骚扰,捍卫妇女尊严和个人的权利,在政府看来是不稳定因素,牵一发而动全局,所以政府绝对不会助长这个事情。加上中国媒体没有言论自由,如果这个火苗烧起来会很快封网压制,不让传播开来。”

近年来,中国高校内老师性侵、性骚扰学生的案例并不鲜有。上月,江西南昌大学两名毕业生匿名举报,该校国学院副院长曾分别“猥亵”、“性侵”二人,最终被指控的教授,以及被指曾要求受害者“顾及学院名誉”私了的院长均被免职。有专家分析认为,类似事件频发,其中一个主因是中国的法律没有要求高校负起提供相应的责任。2016年,非政府组织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调查访问近7000名大学生,受访女性中有75%表示曾受到性骚扰;报称曾受骚扰者,有超过一半选择沉默、不作举报,其中有六成说是因为“报告了也没有用”。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高校、尤其是研究院阶段,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学术前景、论文发表机会、甚至能否毕业,均有几乎独断的权力,加上校园相应处理机制缺乏,使学生不敢反抗或声张。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成为完全清静之地。但据我所知,大学中存在这种现象毕竟很少,不会比任何其它性质的单位更多。为什么?因为大学总体上说管得更严,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往往至少是一方要受到处分甚至是开除,还有社会名誉的损失。而大学教授往往社会地位较高,人们还是爱惜羽毛的,因此这样的事情毕竟不会太多。就如人们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对学生有这样行为的毕竟是极少数。“

胡教授说,他在大学工作几十年,也就听说过一两起这样的事情,但是教师有好几千人,毕竟还是少见。但有些人据此夸大,认为可能大学的教授个个都是这样,因为大学教授有这个方便,经常与女学生接触,有的人甚至骂大学可能就成了淫窟之类的,他认为这是以偏概全。

当然,胡教授说,大学确是社会的一部分,肯定也受到社会的影响。但毕竟大学就是大学,可能比一般的公司要安静得多。因为公司的老板是没人管得住的,好歹大学的教师有人管。胡教授接着说:“机关干部当然也有人管,但干部搞情人在有些地方也是地位的显示,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大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毕竟是所谓教书育人,不管做得如何,至少外表上还得这么做,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所以北航即使出了这样的事情,北航也有好几千个老师,出了一个也用不着把它夸大,并依此类推,好像所有的教授都是这样。”

但胡教授同时表示,无论如何,中国大学都应当完善防御性骚扰的规则。他说:“我还没有听说中国有这方面的规则,的确应该制定。就像官与商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制定了很多规则,比如如何避免官商勾结,有的国家甚至规定了不可单身宴请等等,或者送礼必须是多少钱以下,不能有礼品往来等等,还有官员卸任以后,多长时间内不能在相关领域内到企业中就职等等。发达国家有很多避免官商勾结的规定。而中国这方面就比较少。当然近几年反腐也制定了一些,但是实际上还远不如西方国家那么严格。同样在大学里面,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具体的规则,而在中国,这些都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来做这方面的限制。也许以后会开始逐渐制定这方面的规则。”

现在人们普遍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妇女在公共领域拥有多少权利,性骚扰问题是一个指标。在中国传统上,男人爱说黄段子,妇女则既不敢怒,又不敢言,成为了潜规则。还有女性受害者怕被说成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也许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国的性骚扰是比较严重的,与中国的传统也不无关系:“一方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颠覆了传统,但另一方面,女性在中国又会受到很多风俗和潜规则等无形力量的制约。比如在中国,可能处女更吃香,在中国,女性可以出嫁的年龄很短,女人就是要小鸟依人等等。这与西方观念不太一样,而且女人一般也要比男人小,女人在中国30岁还嫁不出去,以后就很难嫁出去。这些世俗的看法和无形的约束,可能也会使得很多人即使遭到了性骚扰,也会守口如瓶,因为怕名誉受到损害后可能一辈子就嫁不出去了。在中国的女孩可能都有这样的危机感,且比西方强烈得多。中国年龄大一点的女人一般就无人问津了,所以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名声。“ 因此,胡星斗教授认为,与其说这种现象与传统有关,还不如说与中国的现实有关,即女性仍然处于一种不利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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