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婦幼論壇：從病患家屬殺女醫生 看中國惡性醫患衝突的背後…

去年12月24日，北京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楊文，被一名患者家屬持刀刺死。據悉，兇手孫文斌95歲的母親住在該院，病患家屬疑因對治療費用和效果感到不滿，曾向有關部門投訴未果，憤而持刀行兇。

據一名醫師轉述，孫的家屬曾跟警察說：“他4、5天前就說要殺了她，刀在3天前就備下了”。

一名參與搶救楊文的醫師發文指出，孫文斌95歲的母親患有癌症和腦中風，長期臥牀。去年12月4日送醫後，由楊文首診，家屬簽字拒絕一切檢查治療，僅要求輸液，每天都會因爲一點點的病情變化和懷疑用藥，不停吵鬧、辱罵和威脅。

該事件被媒體披露後，迅速成爲網絡熱點，人們紛紛呼籲關注中國嚴峻的醫患關係。但官方顯然不希望楊文事件擾亂了祥和的社會氛圍，該事件視頻被屏蔽，相關報道也在各大網站不見了蹤影。

據相關統計，2008-2018年十年間，中國大陸媒體報道過295起傷醫事件，有362名醫護人員受傷。自2001年以來，有至少50位醫務工作者因爲暴力傷醫事件而死亡。傷醫事件在世界上時有發生，但像中國這樣頻繁卻很少見。

楊文事件發生後，有人認爲中國應該制定更加嚴厲的法律，打擊醫鬧和傷醫事件。去年12月28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將於今年6月1日實施。當天，在回答有關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問題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法規司司長趙寧談及楊文醫生被扎傷致死一事，稱“這不是醫療糾紛問題，而是非常嚴重的刑事犯罪，對任何形式的傷醫事件零容忍。”

中國醫療資源分配的“2080”原則

但許多中國網民卻認爲，楊文醫生被刺死事件，折射出中國現行制度以及醫療體制的不合理，醫患關係緊張只是問題表象。

在北京的中國社會活動人士胡佳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說：

“我本人也是自費醫保社保，按比例報銷，比如我每年看門診要花2000塊錢以上，才能報60%，主要是進醫保目錄的那些項目和藥物，如果是不在裏面的進口藥還要自費。我在過去三年間因爲胰腺炎住過幾次院，每次都要花費上萬元人民幣，作爲普通老百姓醫療負擔很重。”

另一方面，中國最好的醫療資源不是用在中國公衆身上，而是用於黨政官員和公務員的健保以及公費醫療上，即2080原則。胡佳先生說：

“2080原則就是80%的資源用於20%的黨政官員身上，最好的醫生要爲黨政官員服務。每個三級甲等醫院裏面都有所謂幹部病房，這種幹部病房不是說生病了纔去住，而是幹部每年去進行體檢、保健和休養恢復等等，幹部病房就像是五星級酒店的套間，有最好的專家來會診。黨政官員所用的藥品，只要世界上有、又不對中國禁運的話，都是不計成本地進口，費用一天可以幾萬幾十萬的花。而老百姓門診要花幾萬塊錢，生大病的話，20萬、30萬醫保就封頂了。”

胡佳先生說，幾年前有報導說有一箇中產家庭，家裏人患了感冒，引起併發症，被送到ICU病房護理，結果把家底掏空：

“而我的朋友、六四傷殘者齊志勇，因爲住了一個月醫院，一年的醫保額度就基本耗空。再提到這次案例，老百姓爲什麼那麼在意在哪裏能儘量多報一點？其實醫保也不是全額報銷，而是按比例，不像公務員是全額，普通老百姓當然會非常計較。那個殺人的患者家屬也有一把年紀了，不應該是衝動的人，可見這些問題在他心裏積聚已久。醫院對他家人的健康和治療確實有一些瑕疵，由醫生個體來承受這種形式的報復，也太過份，但沒有哪一方是絕對的對或錯。”

中國醫療腐敗導致醫患關係緊張

此外，中國的醫療腐敗和黑箱作業，比如醫生收紅包、拿藥廠回扣等，都讓老百姓不滿。胡佳先生接着說：

“李克強曾經說，要把醫療辦成像支柱產業一樣，而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是不能成爲產業的。中國的醫院都是政府開的，尤其是三級甲等醫院都歸國有，所以過度用藥和不必要的昂貴檢測，比如CT、 B超及核磁共振等都需要收費，從醫生和醫院的角度來講無法避嫌。醫院的理由是做這些檢測比較保險，有利診斷，可是醫保並不全面覆蓋這些檢測和藥品。”

而除了最好的單給領導幹部服務的醫生外，一般醫生每天都要接診很多病人，胡佳先生說，有時病人等了兩個小時，醫生只用一兩分鐘就打發了。這些他都經歷過，因爲他每個月都要陪他80多歲的媽媽去醫院到三個科室進行檢查：

“所以當老百姓經濟壓力大、又感覺沒有獲得優良和有效的醫療服務時，當然會不滿。你掛不上專家號找不到好的專家，因爲那些專家成天給領導幹部會診，護士也都圍着幹部病房轉。人們看病、診病和住院養病的體驗都不佳，當老百姓在擁擠噪雜的病房裏、各種痛苦相互都看得見時，醫患關係就處於緊張狀態，矛盾加劇後就演變成激烈衝突。”

中國病人看病像點菜

在美國的獨立評論人士李洪寬先生對此深有同感，他說：

“這個慘劇要挖根源，首先是醫療收費制度不合理，老百姓不敢得病，一住院基本上傾家蕩產。病人去看病就像去餐館喫飯一樣點菜，這個慘劇的主人公帶着老母親去看病，要求這個要求那個，主要是從經濟上考慮，避免多付錢。而在正常情況下，幾乎所有國家都一樣，進了醫院要聽醫生的，醫生根據專業知識和職業道德制定治療方案。”

但中國的情況就複雜得多，李洪寬先生說，因爲確實有醫生和醫院把病人當賺錢對象，比如讓病人作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化驗，所以中國人怕看病、不信任醫生。

據孫文斌的姐姐告訴媒體：他們和醫院的另一矛盾在於能否將母親從急診科轉爲住院治療，但得到的回應是醫院沒牀位。而急診，意味着無法使用醫保而需要自費，檢查要自費，所以家屬拒絕檢查；住院後可以用醫保，家屬想住院之後再檢查，加上孫家經濟情況又不好、母親的情況每況愈下，這些都在刺激孫文斌，所以他認爲，“想住院又不讓咱們進，醫院就想置咱們於死地，讓咱們把錢都花在這兒，傾家蕩產”。病患家屬簽字拒絕一切檢查，僅僅要求輸液，看來也是怕花錢加重經濟負擔。

而在美國就不一樣，李洪寬先生說，美國醫生負責看病不負責收錢，醫生可以放心大膽治療：

“在中國各行各業騙子太多，有些醫生開各種化驗單時，病人首先想到的是：你這不是讓我多花錢坑我嗎？病人對醫生基本道德產生懷疑，這是新問題。現在醫患之間沒有基本信任，主要由濫收費造成。”

李洪寬先生說，本來病人家人就情緒緊張，要是再老擔心你在收費上坑他，病人家屬就會表現非常極端：
“有些人會情緒失控，而且這個殺人的病患家屬是蓄謀帶着刀去的。最近有醫院開始進行安檢，這樣醫院成本又高了，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莆田系與百度勾結 拿病人當提款機

胡佳先生表示，他在北京已經看到有醫院增加了保安措施：

“而且這些保安與派出所和公安局聯動，進行所謂打擊醫鬧，專門針對對治療結果不滿而到醫院討公道要求賠償的病人或家屬。這不得不讓人想起莆田系，就是醫院把科室和診療外包給非專業人士，其實就是騙錢斂財害命的一個羣體，包括像北京武警總醫院這樣的軍隊醫院，都有這種現象，發生大量草菅人命的事情。”

而且，胡佳先生說，莆田系還與百度相互勾結，搜索時莆田系總是排在前面，把走投無路的患者和家人引入歧途。這樣，老百姓不僅有自己看病時的不良體驗，還看到帶有官方色彩的坑蒙拐騙，拿人生命不當回事，拿病人絕症作爲提款機，胡佳先生說，這也是社會普遍現象。

正如網上有評論所指出的，縱觀中國，病人殺醫生，被告殺法官，學生殺教師等惡性事件不斷髮生，無法僅僅依靠刑事制裁解決。孫文斌在殺害楊文醫生時並非不知道殺人的後果，他是將對社會的怨氣極端地發泄到楊文的身上。所以，殺害楊文醫生的兇手並非僅僅是孫文斌，應該說政府和執政黨同樣也是兇手。

中國醫院基礎設施設置不合理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則對比了中美醫療體制的不同。他說，他半年前做手術，住了九天院，賬單是16萬美元，個人付了不到3000美元，這也讓他思考很多。他說，首先中國醫院基礎設施的設置不合理，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但在美國醫院分佈比較平均。第二，美國的私人診所和國家補貼的大的診所及醫院是分開的，常見病看私人醫生和醫療診所，只有急診纔會去急診室。而且美國醫院一般不會讓病人久住，有各種項目幫助病人處理手術後的恢復等等。

但是在中國，夏明教授說，大部分資源都集中在醫院，無法分散醫院的功能，不管大病小病都到醫院去看，或到醫院急診室掛號。夏明教授接着說：

“對比一下你會看到中美體制的不同，中國的醫院超負荷運作，醫生承擔病人的數量驚人。美國醫生一天可能看10個病人，而中國醫生據說有的一天要看兩、三百人，這在美國看不到。”

中國醫院權力不受制約

中國醫院的權力沒有受到相應制約，導致醫患矛盾層出不窮，而美國醫院受到各種機構監控，不大會出現這種情況。夏明教授接着說：

“美國醫院是與保險公司和各種醫保聯繫，而在中國看病，現金流量比美國多得多。比如在美國動手術等一般不涉及現金交易，醫藥費主要由保險公司處理，而保險公司與醫院就有制約關係。醫院的操作規程會按規範來做，如有違反就會與保險公司有糾紛，此外還設有兩層申訴機構，所以醫患矛盾和衝突在上訴過程中就能解決，病人權益會得到較好保護。有任何矛盾，也不會成爲病人與醫生之間的矛盾。”

中國醫生有醫霸心態 直接與病人的錢打交道

但在中國就不一樣了，夏明教授說，在中國是先掛號後交費，交了費之後，很多還要送紅包，美國就不存在送紅包現象：

“在美國做完手術可能會給醫生一些象徵性的小禮物，不會有現金，更不會有幾千幾萬的現金。但在中國，病人排隊拎着禮包要塞紅包，這就讓中國的醫生與錢打交道太多，而且中國醫生不僅與錢打交道，更是與病人的錢打交道，這樣病人和醫生的衝突就變得更直接，這在美國就沒有。中國醫院的收費制度，以及缺乏保險公司和各種申訴仲裁機構的制約，使所有矛盾激化成病人、病人家屬與醫生的衝突，暴力就變得不可避免。”

因此，夏明教授說，中國的醫院在半市場化和官僚控制下，有一種醫霸心態以及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傲慢，這是中國醫患衝突的一個重要根源。

改善醫患關係從何做起？

在美國的獨立評論人士李洪寬先生說，政府如果真想解決醫患問題，首先要改革醫療保險制度，使人們不至於得個大病就擔心傾家蕩產:

“首先制度設立要科學，讓大衆心甘情願去參與，保險費用不能太高，要讓人看得起病。其次，要從整體上改善醫患關係。中國社會是個人情社會，如果是陌生人與陌生人打交道，很多人守不住專業道德。有什麼事兒要儘量找個熟人辦，比如去看病要找熟人朋友轉彎抹角、至少跟醫生打個招呼，這樣醫生能夠比較公平合理，不會任意宰你，否則陌生人之間就是所有人都防着對方會爲了多賺錢而宰你。近20年來，中國醫院醫生的費用和藥品價格漲得太快，大概比房價漲得還要快，老百姓承受不起。”

李洪寬先生說，本來家人得病就很緊張勞累，病人和家屬還要時時刻刻防着醫生和賣藥的騙人，擔心被坑，有些人就會走極端。所以我們在中國看到越來越多的醫鬧現象。

在胡佳先生看來，中共一黨專制體制是最需要改變的，如果老百姓手中有選票，對醫院的監督就會多起來，媒體也會進行報導：

“現在醫患事件出現，要麼進行新聞封鎖、大量刪帖和封號，要麼就是所謂輿論導向，堅持官方的觀點，都是老百姓無理、醫院和醫生是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中國醫患關係緊張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沒有反對黨，而中國又是民間組織和公民社會不發達的地方，各種維權組織受到打擊，比如像毒疫苗那些受害孩子的家長，不是就被抓起來了嗎？毒奶粉受害家長不是被判了刑嗎？”

胡佳先生說，這次悲劇不會是最後一個，在中國這種制度下，醫患關係的不信任和緊張仍然會長期存在，不論醫院僱多少保鏢、與派出所有多少聯動，還是會製造出悲劇。而悲劇中的受害者因爲一些過激的行爲，也可能變成加害者。但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其實都是普通人在付出代價。那些在高幹病房中享受安保措施、享有西方官員不能想象的優渥待遇的人，他們是感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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