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是中国女性在社会与职场中四处碰壁的现状和原因。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向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中国5位女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抓捕后的近况。
迄今为止，5名女权活动人士郑楚然、李婷婷、武嵘嵘、韦婷婷和王曼，仍被拘押在北京，家属仍然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未被告知抓捕理由。5名女权活动人士的代理律师要求依法安排会见当事人，但至今仅有李婷婷一人被允许会见律师。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就5位女权公益活动人士被抓捕一事作了披露和探讨。
与中国当局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版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发表了题为“在社会与职场中四处碰壁的中国女性”的长篇文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权益鼓与呼。
纽约时报的文章首先列举北京一位女大学毕业生的职场经历。这位女大学生对自己在中国光大银行当出纳的工作感到自豪。一年半后，她和一名与自己同时入职的男同事一起申请晋升。
那名男同事得以如愿以偿，她却没有。领导找她谈话说，“你们女孩子重视工作是好事。但你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找男朋友、结婚和生孩子上。”
后来这位女大学毕业生辞职了。她说，“我能在能力上竞争，却无法在性别上竞争。”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常被亚洲女性当做典范。在共产党执政的头几十年，女性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毛泽东说女性能“顶半边天”开始，政府便煞费苦心地把女性描述成与男性地位平等。
最近，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繁荣一方面为女性创造了机会，但也促进了长期被压制的传统价值观的复苏。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称女性应主内；妻妾制度在当代重现，富裕的男性养起了情人；女性面临着很大的早结婚压力。
旅居德国的独立评论人士，关注妇女问题的史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中国妇女目前已经限于依赖男人的境地，还不如毛泽东的时代。包二奶养小三的妻妾成群的现象，是男女传统角色的回归，以往的一夫多妻制，讲究的就是所谓“包”。
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对此有同感，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妇女目前的地位非常糟糕，妇女卖淫人数达到2000万的历史最高水平，有钱的男人妻妾成群，中国妇女目前的状况可以说是倒退到100年前的境地。
纽约时报援引中国知名女权主义者冯媛的话说，“媒体上一直在宣传成功女性的个例，但总体上女性没有在经济领域发展的空间，” “女性的地位并未得到改善，在一些领域还倒退了。”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在职场，社会主义时代的平等主义被公开的性别歧视所取代。在部分情况下，性别歧视甚至被法律加深了。
张菁女士说，中国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政府主要把精力放在经济发展方面，领导者都认为经济发展好了就行了，妇女和人权问题都是次要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但之后呢？中国妇女的境地每况愈下。她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搞活了经济的同时，也把妇女打下了十八层地狱，连花瓶的地位都没有了。
目前在美国纽约的陆军，是中国反性别歧视民间公益组织杭州蔚之鸣理事，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各种数据显示，中国女性近30年的地位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陈亚亚女士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方针政策其实对女性发展并不利，特别是习近平鼓励女性在家中发挥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许英，曾代理过多起女性受歧视的案例，包括中国首例性别歧视案胜诉的当事人黄蓉，就是由许英律师代理。她说，在中国，男女不平等有多少年的传统，要改变需要时间，现在要完全扭转也不可能。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和男性相比，中国劳动力大军中的女性正在节节败退。在职业阶梯每上升一步，她们所占比例会随之稳降。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44.7%，但“负责人”职位中的女性只占25%。
而在最高领导层，她们的比例进一步降低。
“我们称之为‘粘地板’”，纽约时报援引中国知名女权主义者冯媛的话说，“虽然我们这里也有玻璃天花板，但大部分女性甚至从未离开过粘地板。”
据《纽约时报》查阅的企业记录显示，在中国的300强公司中，女性董事不足十分之一，明显少于美国和欧洲很多地区的女性董事所占比例。而在欧洲最大的610家公司中，女性董事约占18%。
尽管拥有女性董事的长处在全球商界被广泛接受，但在中国，这个观点不为商业领袖所理解。这种情况在国企特别明显。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这与中国政府最高层级中女性人数极少的状况也相吻合。在处于权力之巅的政治局常委会7名成员中，从未有过女性。在规模更大的政治局，只有过25名女性委员。在省级政府的62个高级职位中，几乎没有女性。这些职位是将来成为高级领导人的试验田。而共产党领导的官方妇联却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了维持党的控制和传统价值观，而非促进女性地位上。在商界身居高位的女性中，也很少有人做大量努力，扩大女性的规模。
张菁女士说，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政府做了一些面子上的工作，NGO组织也开始有一些发展，但世妇会后，又开始倒退。她说，中共建政以来，总共出过4个女省长，但时间都很短暂，政治局常委则没有一个女性。人大女代表的比例一直在17%到21%之间上下徘徊。中国妇女参政议政人数少，政府也不鼓励。虽然在4，5年前，联合国认为中国妇女参政议政情况不佳，曾拨款2000多万美元，与中国妇联联手促进中国妇女参政议政，但后来也没有取得显著效果。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实际上，造成这种悬殊差异的部分原因，是认为女性应该早早地结婚，并在生完孩子后将精力集中在家庭上的强大文化假设或是传统观念。但也有一些人表示，传统观念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的宪法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劳动法也禁止性别歧视，但这些法律很笼统，几乎无法实施。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中国企业丝毫不掩饰招聘广告中的性别歧视。有时，法律本身就在为歧视撑腰。中国法律规定，女性的退休年龄要早于男性，这是因为女性应该照料家中的老幼和病患。
尽管一些中国知名大企业也有少数女性高管，然而，这些女性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孤军奋战。而且，不少成功女性的一些观念，却与男性没有太大区别。
纽约时报援引中国一名32岁的女建筑师的话说，她为一家德国公司设计汽车经销门店，很少能见到与自己同级别的女性。最近，她去广州出差时难得地遇到了一名女性客户。这位新经销门店的女负责人给她的忠告是，“你现在应该去做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也就是“找一个丈夫。”
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说，中国妇女在就业，职场竞争，参政议政和家庭诸方面面临种种歧视，但在中国，许多涉及到妇女解放运动，反对性别歧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NGO组织，却受到政府打压,最近中国警方抓捕5位女权活动人士就是一例。
对于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打压，中国反性别歧视的民间公益组织杭州蔚之鸣理事陆军先生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本来政府部门，商业部门和民间组织三方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支柱，但在中国，长期以来许多代表中国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比如妇女和儿童的民间组织和公益人士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反受到歧视和打压，政府做不了或不愿做的事，也不让民间公益组织去做。
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最后表示，今年9月份，全球妇女峰会将在中国召开，她认为中国不配做这次峰会的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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