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妇幼论坛:新冠疫情危机之下 中国近乎顺从的一代何去何从?


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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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4月24日,一名儿童戴着口罩走过武汉街头。(法新社)

最早源于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动摇了一些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政府的信心。学生们涌入社交媒体,为抗击疫情的中国医生组织捐赠,工人们走上街头,要求赔偿封城造成的失业损失,年轻的公民记者们在YouTube上呼吁言论自由。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新冠病毒的爆发将中国的年轻人动员起来,向一代人发出了行动呼吁,而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对执政的共产党的议程近乎顺从的一代。

只要党提供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和向上流动性,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威权主义交易中履约,许多中国年轻人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愿意放弃政治自由。新冠病毒已暴露了这种交易的局限性。

现在,中国有许多愤怒不安的年轻人,正在反击政府试图掩盖失误、拒绝让民间社会提供帮助的努力。
一些人已公开站出来讨论遮掩的代价,将矛头直指审查制度以及对吹哨人噤声的作法,将他们的亲身经历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诉求。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这场疫情唤醒了一代人,其后果可能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界定性效应,并可能破坏中共赖以生存的社会稳定。

武汉疫情打破了年轻人与政府的默契?


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先生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武汉肺炎疫情会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以前所谓没有想法的、没有什么觉悟的年轻人人,会获得新的感触。陈奎德先生说,据他对国内年轻朋友的了解和网络上的信息,纽约时报的文章有相当的代表性:

“中国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比较平顺,在默许之下和政府达成某种协议,比如有些事情不要做,还有大外宣的政治宣传,很多人对此是无所谓,来换取自己生活的优裕,是有这样一种默契。”

没有言论自由 岁月不会静好


孙春兰视察武汉开元公馆,住户开窗怒吼物业造假。(视频截图)
孙春兰视察武汉开元公馆,住户开窗怒吼物业造假。(视频截图)

但是,疫情的大爆发使社会各阶层都不再是局外人,全球受到的巨大震动,无异于一场战争。陈奎德先生说:

“人们死亡、家人无法送葬见面,这是年轻人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也从来没有见过的。而且他们知道政府开始对疫情的隐瞒,特别是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同时,他们对互联网也相当熟悉。他们过去觉得言论自由也不那么重要,只要生活安稳、经济上过得去,言论受到一些限制也没有关系,认为是必要的一些代价。”

然而,现实挑战了这些年轻人过去这些潜在的想法,陈奎德先生说:

“他们才知道,没有透明度、没有言论自由、能知道什么能想什么全部受到政府控制,会带来如此惨烈的后果。”

陈奎德先生说,这些年轻人现在终于明白,没有言论自由,岁月不会静好,甚至会危害生命。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经历的磨难多、危机多:

“现在的年轻人经历了反恐战争和金融风暴,也经历了新冠状病毒疫情,而这对全球政治、经济,以及个人自由冲击非常大。所以,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在21世纪进入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时候,野心越来越膨胀,但是现实却越来越残酷,给他们的空间也越来越小。这种冲突和受挫感不仅是中国的年轻人、也是全球跨世纪的年轻人都会感受到的,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变革。”

的确,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指出,随着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许多国家的年轻人肯定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对政府的信任、经济保障、生活方式等。

但这些问题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共鸣,因为这一代年轻人对中国在共产主义革命后几十年里的贫困和动荡基本上是陌生的。

新冠危机激发年轻人公民意识?


陈秋实近期前往武汉疫区,通过油管上传一系列视频说明当地情况。(陈秋实社媒图片)
陈秋实近期前往武汉疫区,通过油管上传一系列视频说明当地情况。(陈秋实社媒图片)

那么,新冠病毒引发的危机,是不是激发了中国年轻人参与政治的意识和公民社会的觉醒呢?夏明教授说,这让他想起2008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却没有结出硕果,反而有很多倒退。那么今天处于疫情下的中国公民社会,会不会也是昙花一现?夏明教授说:

“新冠病毒目前已经影响了近200个国家,世界经济遭遇到比2008金融危机大得多的危机,而且整个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停顿和负增长。另外一个更麻烦的是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发展曲折,但都还是在往前走。但今年第三世界国家恐怕会遭受二战以来最大的重创,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对它什么时候结束和未来走向,我们目前难有判断。”

但在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又与病毒到来之前的诸多危机联系在一起。夏明教授说:

“比如修宪、腐败倒退、对法律权利和个人自由进行控制、经济下滑、国进民退以及投资环境对外商越来越不利等等。社会矛盾和危机也在加剧,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红利消失,道德沦丧,社会冲突越来越多。”

疫情之下 凸显中国道德伦理体系崩溃

夏明教授说,中国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中国的道德伦理体系已经崩溃, 有人自私地囤积资源自我享受,更有甚者,有些年轻人巴不得美国在整个疫情中全部灭国。夏明教授接着说:

“我们看到中国有社交媒体欢呼美国疫情的增长,连美国司法部长巴尔都转了推,就是中国有工人用口罩擦鞋,说反正是卖给美国的。一些国家拿到的从中国进口的口罩好多是空盒子、或者塞的是纸,还有的可能是用过的口罩。疫情之下,社会出现两极分化,有人变成圣人,有人变成恶人;有人变得更良善,有人变得更恶毒。”

而中国社会中的年轻人,正好面对了这种两极分化的撕裂过程。夏明教授说:

“所以我对到底中国的年轻人会不会把中国推向一个好的方向,从而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好的参与者和国际大家庭的成员,至少在疫情当下的此时,我还看不出明确走向。”

中国年轻人的未来与世界格局紧密相连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如果要撬动中国的发展,要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格局里面:

“就像俄国木制的洋娃娃,一个套一个。中国尽管是一个大国,但仍然置身于全球大的壳体里面,中国的任何变动,一定会和大外壳的壳体形成互动,有时是恶性循环,有时是良性循环。而良性循环不会是单方的努力,而是多方的共振,这就是世界格局。”

诚然,中国有不少年轻人在这场疫情引发的全球互动中是走在前面的,比如,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李泽华以公民记者身份前往武汉报道疫情,他采访了无法回家的农民工和火葬场工作人员。在他发的最后一段视频中,25岁的李泽华敦促同龄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

而武汉的另一位年轻公民记者陈秋实目前仍杳无音信。

当今年轻人与8964时的年轻人有哪些异同?


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网络视频截图)
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网络视频截图)

但纽约时报的报道同时指出,与发动了导致政府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民主抗议活动的大学生不同,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充斥着官方宣传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对现状几乎从未表现过不满。

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先生评论说,这一代年轻人当然和8964的年轻人不同:

“8964时的年轻人受到80年代的熏陶,有相当正面的思想, 但对社会的复杂性和与世界的联系不如今天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有互联网等各种现代通讯方式,包括到海外留学,他们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多,西方世界会与中国年轻人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产生某种互动。”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就此表示,8964时的年轻人是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献身精神:

“今天的年轻人考虑的多是当下自己遇到的痛苦和危机,包括事业受挫、前途渺茫等。而8964的年轻人处于中国进入开放的时期,是向前和有期盼的。今天的年轻人早已经是第二代独生子女,他们的个人主义可能强得多,对个人前途会思考更多,个人利益受到伤害,他们才可能会反抗。但是中国80年代培养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更有理想主义的情怀。”

与国际社会互动使年轻人可能成为一股变动的力量


陈奎德先生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缺乏经验、单枪匹马,也没有很强的意愿或者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但是他和国际社会进行互动,就可能成为改变中国的重要力量,大家不应低估这一点。陈奎德先生接着说:

“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变革,都受到西方影响,中国最近两百年以来的历史与西方世界和新教文明的冲击分不开。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西方好的坏的正面的负面的作用,都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年轻人和8964不同的是,他们和国内外潮流的互动更多,内外呼应的作用也更大,如果封闭国门就很容易失败。”

舵手的引领对今天的年轻人有多重要?


在夏明教授看来,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要在当下的风暴和危机中找到方向,需要舵手引领:

“而这些舵手恐怕还必须是80年代培养出的一代中国人,特别是上个世纪79届、80届的大学生,他们没有受到文革或者文革以前的洗脑,也就是中国现在从50岁到60岁之间的这批人,包括像任志强、许志永和许章润。现在的年轻人必须与他们对接,才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比较和谐、理性、温和而又巨大的变革,这是一个最佳组合。”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有不少年轻人视野狭窄,基本上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患得患失,对全球局势了解甚少:

“人们说他们是脑残、是小粉红,觉得岁月静好,世界一直都会美好下去。就像我们在美国读的《谁动了你的奶酪》这本书,小老鼠到仓库里便每天啃啃奶酪,满足于每天都可以吃饱睡觉。但是奶酪不是天天都会在那里的,某一天是会消失、会被别人拿走的。同样,很多年轻人不明白,全球的动荡和发展在影响每一个人,个人的美梦无论多美好,就像沙滩上堆起的城堡一样,海水一来就会被荡涤得无影无踪。”

经济是唤起年轻人政治觉醒的决定性因素?

疫情之下,中国年轻人面对着全球经济危机,很多人却看不到危险,夏明教授说,今天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了,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越来越不愿意奋斗和牺牲,他们的工作伦理观念也削弱了,甚至因为有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所谓大国崛起,让许多年轻人心态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自以为是: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中国的年轻人把全球给中国的好意和良善通通毁掉以后,就会自食其果。所以有人说,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星巴克咖啡、还骂着美国,那你现在可能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食物可吃,那你就继续去骂美国吧。”

而在中国,可能没有工作、也没有食物可吃,并非杞人忧天。

据本台日前报道,新冠疫情之下,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四大城市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今年急降超过三成,这对今年破纪录的874万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坏消息。除了工厂停工,农田无人耕种,中国危机四伏,社会弥漫着恐慌情绪。

随着外资企业大量撤离,中国企业停工和失业问题日趋严重。

28岁的彭伦(音)是广州一名服装经销商。疫情之后,最近他与数百人上街游行,要求降低商家的租金。纽约时报的文章援引他的话说,他和妻子买食物和交房租的钱快用完了,“不再有人来买东西。我们靠什么活呀?”

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可能是年轻人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能否持续的决定性因素。纽约时报援引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 研究中国年轻人的教授刘凤淑的话说,虽然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可能转瞬即逝或遭审查,但失业问题更难掩盖。

世界工厂消失 年轻人失业潮开始

对此,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先生评论说:

“当然,通过中共巨大的宣传网和五毛,也许会淡化一些人前一段受到的巨大的精神震撼,但是经济上的事情一定会有影响。现在全世界要与中国脱钩、去中国化这样一个潮流还会继续,全世界遭到的灾难越大,对中国问责的声音也会越大,而这一定会在经济上表达出来。脱钩是最先的最自然的表达,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会从此开始消失,许多年轻人的失业问题都会出现。”

另外,还有全球对中国的追责和要求赔偿,陈奎德先生认为,虽然赔偿可能不会在法律上真正或很快有结果,但会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中共原来的那套可以安抚老百姓的所谓小康计划和脱贫计划等将完全落空:

“所以短期和长期的震撼让年轻人不得不开始思考生存问题。中国这样一种经济和政治架构,为什么一再发生重大事件,包括萨斯事件、以及过去发生的大饥荒?这些思考都会促使他们觉醒。过去他们不太愿意过问这些事情,现在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改善他们物质和精神的生存环境。”

夏明教授也表示,中国的年轻人在历史和现实的变动中要思考,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更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历史的涌动可能会带来毁灭,也可能会带来重生。夏明教授说,如果把握得好,历史会出现伟大的复兴,这是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可能对中国年轻人能够抱有的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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