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查出“大三陽”被孤立 女大學生宿舍燒炭自殺

今年4月10日，天津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大一學生吳昕怡，在學校單間宿舍燒炭自殺。4月30號，中國媒體新京報以“燒炭自殺女大學生最後的125天”爲題，披露了這一事件。

據新京報報道，在吳昕怡的媽媽陳小玲眼裏，女兒溫順乖巧；在校園裏，新生吳昕怡愛聽歌，喜歡讀書，總和同學一起去圖書館。

在一次義務獻血之後，吳昕怡發生了變化。

去年11月底，學校組織大一新生義務獻血，她被確診爲大三陽，乙肝病毒攜帶者。

讓陳小玲擔憂的是，女兒的室友也知道了檢查結果。

吳昕怡告訴媽媽，“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機放在別人桌上，大家會把她們的東西趕快收走。”

高超是吳昕怡高中的同桌、最好的朋友。她鼓勵昕怡多和同學溝通，告訴大家乙肝病毒攜帶者沒那麼可怕。

吳昕怡對高超說，她努力過，但有室友用短信回覆她：“我們知道，但還是很害怕”。

同學張晴和吳昕怡住同一個樓層，她聽說，上學期，吳昕怡的一名室友總到別的宿舍住，還悄悄告訴別人她得了乙肝。

陳小玲建議女兒請假回家，調整一下身體和情緒。

回家休養的吳昕怡按醫生的囑咐早睡早起，希望能好起來回學校上學。

臨近開學，吳昕怡接到學校通知，要複查。今年3月初，陳小玲帶女兒去醫院複查，檢驗報告顯示，乙肝病毒DNA下降了2個值。但身體的好轉沒能讓吳昕怡順利返校。

陳小玲回憶說，學院的領導在電話裏跟她說，得開一個“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的證明。

“這個證明沒法開。”林必定對學校的要求感到奇怪，這位福鼎市醫院傳染科主任回憶，吳昕怡曾找她請求開證明，“這不需要證明，2007年、2010年衛生部都發過文件，不得拒絕乙肝病毒攜帶者入職、入學。”

陳小玲的說法是：學院領導告訴她，如果孩子堅持要來，學校只能給她調單間宿舍。“還讓寫一個書面材料，說明她是自願住單間的。”

4月20日，這份抬頭是“父母說明書”的複印件顯示，“吳昕怡同學在接下來的大學生活將單獨居住，本人自願承擔一切關於‘由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身份’而產生的身體及精神問題的後果。”說明書的末尾用括弧補充，“在單獨居住期間產生的身體及精神的後果自願承擔”。

但校方不認爲這份“父母說明書”帶有強迫性，認爲住單間“是學生和家長自己的決定。”

在陳小玲看來，女兒被“隔離”了。

這讓吳昕怡的好友高超覺得可怕，“她絕不是個獨來獨往的人。”在高超的記憶裏，吳昕怡是喜歡和同學一起爬山、看電影，紮在同學堆裏說笑的姑娘。

起初，吳昕怡用讀書去適應獨居的生活。3月12日，她在朋友圈寫道：每天要在必要時間關機去圖書館，“沉潛是爲了更好的崛起。”

她曾試圖在同學們的印象中“崛起”。但讓同學們注意到的是，除了上課和集體活動，吳昕怡總是一個人。整個下半個學期，她都獨來獨往。

最後的時日，她一個人起牀，一個人喫飯，一個人上下課。

4月10日那天，吳昕怡沒有去上一早的英語課。

如同大學校園裏一次正常的逃課，沒人在意。

在單獨的宿舍裏，她用一盆炭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她獨居的第34天。

人們在宿舍裏發現了吳昕怡的遺書：“史鐵生說：‘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儘管深有感觸，可是我覺得人生好長，看不到終點。”

一個19歲的花季女孩就這樣孤獨地走了。

在中國，乙肝病毒攜帶者受到歧視不是新問題。儘管中國法律明確規定，不得在就業，就學等諸方面歧視乙肝病毒攜帶者，但現實中的隱形歧視仍然存在。有網友說，學校同學對吳昕怡的恐懼和疏遠，以及學校強行要求其單獨居住，沒有提供必要的幫助，反而給了她二次傷害，都是釀成吳昕怡自殺的幕後推手。

中國社會活動家，維權人士胡佳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這一事件是這些年來乙肝病毒攜帶者受到歧視的後果最嚴重的一個案例，而中國又不象海外，胡佳說，海外各種反歧視運動一般由民間組織來推進，而中國的NGO 組織則成了政府的假想敵，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歧視，無疑政府要負責任。同時，吳昕怡所在的大學也應當負責任，胡佳說，學生生病不是羞恥之事，不是犯罪，不應當被學校視爲異類另類，校方對乙肝知識要麼渾然不知，要麼極端自私，將其隔離住單間，這是對一個花季女孩精神上的摧殘。

就乙肝病毒的傳染途徑，我們請教了目前在美國馬里蘭州行醫的金福生大夫。金大夫說，乙肝是通過血液，性交及母嬰傳染，完全不影響就學就業，這位女大學生應當得到校方的幫助，而不是採取隔離讓其住單間的做法。他說，中國有大約10%的人是乙肝病毒攜帶者，不能把這麼多人都隔離。時至今日，金大夫說，中國高等學府對乙肝病毒攜帶者採取這樣的歧視態度令人喫驚。

胡佳說，原來中國在錄用公務員時要查乙肝，後來由於民間組織的強烈呼籲，表面上取締了這項檢查，但這樣的歧視仍然暗中存在。

胡佳說，在天津師範大學這樣的公立高等院校，對乙肝病毒攜帶途徑的瞭解似乎還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水平，普通民衆更可想而知。他說，政府有責任來向公衆宣傳乙肝病毒的傳染途徑，消除人們不必要的顧慮和恐懼。

作爲一個乙肝病毒攜帶者，胡佳說，他尤其對這一悲劇的發生感到心痛，並深深憂慮這個花季女孩的悲劇不是最後一個。

中國民間公益組織北京益仁平中心理事，現在美國的陸軍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乙肝歧視十多年前在中國特別嚴重,當時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爲它關乎到有一億人左右的乙肝病毒攜帶者生存和發展的權利。

陸軍說，這種情況一方面與行政部門攬政以及他們沒有真正把法律政策落實有關，另一方面在政府之外缺乏民間公民社會的監督。但現在的情況是公民社會發展在最近這一兩年裏嚴重倒退，而這主要來自於政府政策的變化，導致公益組織被封，公益人士被抓。陸軍說，這樣不利於社會問題的解決，也不利於對弱勢羣體的保護。

陸軍說，從過去這些年中國的政治現狀看，中國政府不會去主動關注弱勢羣體的權利，而主要把重點放在GDP上，因此反對對弱勢羣體的歧視，主要還是靠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

好聽衆朋友，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最近河南信陽市救助站的一個化名爲樂樂的13歲男孩疑因遭受虐待後飢餓死亡成“乾屍”的事件。

新京報的報道說，據男孩父親稱，孩子走失半年，看到救助站的死亡公告後到殯儀館認屍時，見到的是皮包骨頭的“乾屍”，且身上多處傷痕，疑爲遭虐待被餓死。信陽民政局回應稱，男孩系因病搶救無效死亡，救助站無責。

4月29日上午，中國民政部新聞發言人表示已向河南省民政廳致電瞭解情況，並督促調查、覈實。

男孩父親王新紅稱，樂樂於2001年出生，智力比同齡人較低，但識別家人和地址並無問題，且身體一直無礙，“他不太愛學習，愛和同學打鬧，只好休學在家。”

王新紅說，去年10月2日，兒子樂樂離家後未歸，家人一直尋找，並於10月4日報警，但始終杳無音信。

事件發生後，樂樂的父親除了質疑樂樂曾在救助站受到虐待被餓死，還質疑警方發現孩子後爲何不聯繫他們，同時質疑救助站爲何不幫助尋親？救助站稱他們在救助樂樂的過程中沒有過錯，並稱男孩由於有“智障”，無法提供姓名等信息。

中國民間公益組織北京益仁平中心理事陸軍評論說，中國在兒童權利保護方面有很多問題，政策少，機構也少，兒童的權利和福利得不到有效保障。而當侵害兒童權利的現象發生後，又沒有有效的追究機制，因此缺乏震懾力。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救助站就是形同虛設，今後悲劇還會發生。

中國社會活動家，維權人士胡佳說，中國的所謂救助站本身就值得質疑，他說，中國的救助站多由政府設立，與收容類似，利用救治之名幹其他勾當。來自政府部門的冷血，視生命爲草芥，因此出現這樣的事也並不聳人聽聞。

胡佳認爲，如果救助站由民間和慈善團體來辦會更好，因爲他們更有愛心。而政府開設的救助站只拿此當飯碗，爲了編制和解決就業問題。有些人既沒有專業技術，也沒有服務的意識，還經常發生毆打和虐待孩子的現象，非但不能救助，反而造成傷害。所以在胡佳看來，最重要的還是體制造成的問題。

據悉，近年來，中國各地不斷曝出救助站的負面新聞，而此次涉事的信陽市救助站也曾在去年被曝一名受助者“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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