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妇幼论坛:红会的黑箱操作:从郭美美入狱到“新冠病毒外交”中的中国红十字会

20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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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网络图片)
郭美美(网络图片)

几个月前,为抗击肆虐武汉的病毒,海内外捐款如潮水般涌来,执政的共产党将这些捐款转给了一个它信任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

它有着人们熟悉的红白标志,看起来就如同任何一个红十字会组织一样,在世界各地以政治中立和独立的姿态奔赴灾难现场,部署医疗人员,筹集资金。

但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红十字会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资助和掌管的。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文章指出,在武汉,该慈善机构的官员很快就在官僚主义、相冲突的指令和混乱之下失去行动力。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数千万美元的资金没有得到使用,一堆堆的防护装备躺在一个庞大的仓库里,与此同时,绝望的医护人员在“裸奔”的情况下与病毒作斗争。

等到官员们开始分发救援物资时,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口罩送到没有为冠状病毒患者提供治疗的私营诊所,优先向当地官员而非医疗工作者发送物资。有的物资不合格。

现在美国的资深公益活动人士杨占青先生对此深有同感,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

“当初疫情那么紧张,那么多的物质都堆着,他们也不愿意去发放。有医院不得不到红十字会去领的时候,红十字会的人态度很差,还刁难。”

红会的糊涂账和黑箱操作


 虽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试图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但围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信任危机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慈善捐助的热情。(AFP Photo)
虽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试图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但围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信任危机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慈善捐助的热情。(AFP Photo)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发生自然灾害时,中国政府在慈善捐赠方面往往让红会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但红会跟中国许多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一样,它的官员通常缺乏专业知识,而集中的权力有可能延误在现场的决策。

在武汉,这样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该慈善组织没有物流网络来分发物资,但却不愿让其他组织提供帮助。

到1月30日,红十字会筹集了超过5600万美元,但仅使用了760万美元,公众的愤怒情绪随之上升。杨占青先生对此评论说:

“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从汶川地震开始的很多类似这种大灾大难,红会有这种特权去发出募捐、接受善款。然而资金非常不透明,本来应该专款专用,比如这笔用于疫情、那笔用于地震,没用完的钱按道理应当退回,用在其他地方也要公示,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时间一长人们也就忘记了。所以每次捐给红十字会的巨额款项,只是象征性的发一些,剩下的不知去处,就是一个黑洞。”

对武汉危机的管理不善,重新唤起了人们十多年来对红十字会的批评。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该组织曾经因挪用中国艺术界人士超过1100万美元的善款而遭到广泛抨击。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愤怒在2011年沸腾,当时一名自称为该组织工作的女子在网上发布了与跑车的合影以及豪华手袋的照片。许多人猜测,这个名叫郭美美的人的奢侈生活方式是靠红会善款维持的。

郭美美虽然说她与该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事件暴露了一些与红十字会有联系的神秘组织,这些组织一直在从事营利性项目。红十字会后来表示将解散这些附属组织,郭美美也被判刑5年。

事件过后,捐款骤降了约60%,被丑闻影响的红十字会经常被叫做“黑十字会”。

红十字会已成中共大外宣一部分


红十字会发放救援物资不力,遭到舆论批评。(变态辣椒)
红十字会发放救援物资不力,遭到舆论批评。(变态辣椒)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郭美美事件过去了近10年,红会依然是我行我素:

“这次武汉疫情爆发后,红十字会出来说要发放口罩等医疗物资。但做得那么不到位,也没有受到处分,更不用说负刑事责任了。中国从全世界收购的口罩等抗疫物资,就放在红十字会,上面说是战略物资不让动。”

张菁女士说,中国红十字会已经不是国际上真正救死扶伤的红十字会,而成了中国大外宣的一部分:

“党要说的而又不好意思说的、党要做的而又不好意思做的,就由红十字会说、去做了。世卫等联合国的组织都受到中共控制,那么自己眼皮底下的红十字会,中共难道不会控制和利用吗?”

中国的红十字会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慈善团体,也不是救死扶伤的非政府组织。张菁女士说:

“它就是中共控制下的爪牙四处出击,作用与党媒差不多,为中国政府打造形象。现在非政府的公益组织在中国越来越少,而中国的红十字会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中共媒体和外交受到外界质疑时,中国的红十字会就作为形象大使在全世界到处走,变成党的宣传和外交工具。”

中共借红十字会打压NGO


图片: 中国国务院日前推出新文件,规定以诽谤造谣损害慈善组织将受到法律严肃追究。图为在世界红十字日,将压岁钱捐给红十字会的小学生。 (法新社资料图片)
图片: 中国国务院日前推出新文件,规定以诽谤造谣损害慈善组织将受到法律严肃追究。图为在世界红十字日,将压岁钱捐给红十字会的小学生。 (法新社资料图片)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中国拥有9万个分会的红十字会,是中国最富的慈善机构之一,而该组织的主导地位限制了可能挑战共产党的独立、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杨占青先生说,中国红十字会不仅为政府涂脂抹粉,同时还危害社会,打压真正的NGO组织:

“中国红会的存在导致很多真正的公益机构无法去做事,募捐只能由红十字会发起或经其同意。红会对外援助虽然以民间的名义,但它与民间没有任何关系,完全由政府操纵。所以中国红十字会其实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遮羞布,并通过它来打压N G O组织。”

在武汉疫情中,如果NGO组织或者医院想发布募捐信息,都要经过红十字会同意。杨占青先生说:

“中国红十字会也就要雁过拔毛,与它合作的公益机构,红十字会都要从中提成,还要收10%的管理费,这是公开的秘密。红会还私下里倒卖物资。”

在杨占青先生看来,中国的红十字会就是打着公益机构的名义、行使着政府的职责、危害公共利益的个人贪腐机构,于公于私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机构和组织。

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中国政治专家霍利·斯内普(Holly Snape)的话说:“(中国红十字会)有一个内置的中共决策者系统,因此虽然可能与政府有一个稍微清晰的界限,但仍然越来越多地由党领导。”

杨占青先生对此表示,中国政府现在把真正的民间组织都打压完了,剩下的红会就是官方的NGO:

“其实他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一样,也由财政拨款,是政府拿去装点门面和欺骗国际社会的招牌。中共对外宣称说,你看我们中国也有NGO、也有公益机构,我们不仅没有打压,并且他们还活得很好。这就决定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僚、腐败和不透明。”

中国红会是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指出,作为全球公益机构的国际红十字会,有全球规范和网络。但是中国的红十字会并不隶属于国际红十字会:

“就像中国的天主教会是三自爱国教会、不属于梵蒂冈一样,中国的红十字会也不由国际红十字会管辖。它是中共下面的一个机构,是党建立的外围组织。所以中国这些所谓非政府机构,在西方学术研究里被称作G O N G O,就是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 Government Organized NGO) 这颇具嘲讽意义。”

中国红十字会既不独立也不透明,同时也不受国际规范的约束和国际媒体的监督。夏明教授接着说:

“中共官员在其中安插他们的家属,中国的红十字会不仅为政治服务,还是官员中饱私囊的工具。比如郭美美的炫富事件就暴露出中国红十字会内部的问题和贪腐。另外,四川原来的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他的妻子也是成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夫妻都是在做政治操控,为自己的权力和私利服务。”

中共打压公民社会而陷入塔西佗陷阱


夏明教授说,中共面临的一个大的困境,就是谎言说多了,没有人再相信。他接着说:

“本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是帮助政府建立公信度、在政府和人民中间形成一个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公正透明,能够让政府的政策得到执行,同时让政策变得更良善。同样,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把老百姓较好地组织起来,与政府能进行某种配合。这就是2008年时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中国公民社会参与了2008年的四川救灾,也参与了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和支持。”

但是,中共却对公民社会怀有恐惧心理。夏明教授说:

“中共把公民社会永远想成是阴谋、是海外势力插手的结果、是颜色革命的工具,因此把公民社会基本全部消除,把民间非政府组织全部变成由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所以中共失去了公信度,没有人再相信其谎言,付出的代价就是它无法走出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是一个政治学理论,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权力失去其公信力,无论如何发言或是处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

中共以重复和替代法把西方文明和创新用来维护专制政体

而中国政府对待一切由西方国家发明的美好的东西,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各种技术、理念,其采取的策略第一是重复,第二是替代。夏明教授说:

“比如说你有脸书推特、有亚马逊,他也搞出阿里巴巴、淘宝和微信;你有谷歌,他搞出一个百度。也就是说,任何西方文明有什么好的创新,他马上就会重复。同样对国际红十字会,中共说我们也可以建立我们的红十字会,国际上还有生态自然、动物保护组织和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等,他就说我们也相应建一些这样的组织。但重复并不是中共的终极目标,因此第二就是替代你,用你美好的名字打造出他自己的品牌,而不受母体的领导和约束。”

因此,夏明教授说,无论是中国的天主教会还是红十字会,它们与其最早的母体没有垂直领导关系:

“同样,他也不允许他新创造的东西横向地与其他国家的兄弟组织,有一种平行、开放与合作的透明关系,而成了由党垄断、控制和包养的体系,既不担负责任,也没有横向的相互监督,因此无法与普世价值接轨。然后他打着这些牌子,把自己的私货通通放进去。”

所以你会看到淘宝卖假货、而马云成为代言人,夏明教授接着说:

“马云成为中共大外宣和一带一路的工具,百度原来与谷歌还并行过一段时间,最后百度就把谷歌赶走,然后百度就开始对内容和关键词进行清理,把以前它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全部清理掉,包括我们个人的作品和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现在百度变成一个为党进行宣传服务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腾讯、百度和微信,都是中共建立全方位大数据网络监控的推手。”

面对全球索赔 红会外交不可缺

中共红十字会在习近平上台后,越来越多地被派往海外,帮助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该组织是中共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参与者,为这个由国家主导、在亚非欧各地打造经济和地缘政治联系的计划增加了一点人道主义色彩。

现在,红会也是中国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的使者。该组织的医学专家正在意大利、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家分发抗疫物资、提供建议。该组织的领导人拥护中国的抗疫策略,并敦促各国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些做法正在帮助中国反击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即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掩盖、淡化病毒的严重性,从而加剧了疫情的蔓延。

夏明教授说,中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红十字会成为其新冠病毒疫情外交的一部分:

“因为这次中共遭遇了建政70周年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让全世界都与其离异,中共在全世界制造出牺牲者,很多牺牲者会变成他的仇家和敌人。我们也看到全世界现在染疫最严重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组成的联军远远超出清政府当年面对的八国联军。”

夏明教授说,现在全球疫情肆虐,许多国家和组织已经向中共提出索赔,中共现在面临极大的外交困境:

“中共如何来解套呢?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成这样:第一,病毒的出现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在里边干预,即是要甩掉责任;第二,我抗疫有功,是为全球做了贡献的;第三,我早就对全球做出了预警;第四,我现在已经防疫成功,我可以腾出资源、包括医务人员来帮助你。”

而中共就想通过红十字会来做这些工作。夏明教授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中国的使馆和官方机构、包括他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都成了过街老鼠、臭不可闻时,中共就打出靓丽漂亮的红十字会标牌,因为在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中国红十字会的背景和组织结构。大家一看到红十字会的标记,就以为是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一部分,是非营利机构、是为全人类利益服务的,让人们很快放松警惕,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和认同。”

夏明教授最后表示,中共目前正面临外交危机,在其传统的工具和体系已经失去信誉,在被美国和欧洲国家包括台湾等追责的情况下,中国就用红会外交,帮助塑造其全球抗疫领导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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