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婦幼論壇：紅會的黑箱操作:從郭美美入獄到“新冠病毒外交”中的中國紅十字會

幾個月前，爲抗擊肆虐武漢的病毒，海內外捐款如潮水般湧來，執政的共產黨將這些捐款轉給了一個它信任的組織：中國紅十字會。

它有着人們熟悉的紅白標誌，看起來就如同任何一個紅十字會組織一樣，在世界各地以政治中立和獨立的姿態奔赴災難現場，部署醫療人員，籌集資金。

但這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區別：中國紅十字會是由中國共產黨建立、資助和掌管的。

美國紐約時報日前發表文章指出，在武漢，該慈善機構的官員很快就在官僚主義、相沖突的指令和混亂之下失去行動力。在武漢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數千萬美元的資金沒有得到使用，一堆堆的防護裝備躺在一個龐大的倉庫裏，與此同時，絕望的醫護人員在“裸奔”的情況下與病毒作鬥爭。

等到官員們開始分發救援物資時，他們把成千上萬的口罩送到沒有爲冠狀病毒患者提供治療的私營診所，優先向當地官員而非醫療工作者發送物資。有的物資不合格。

現在美國的資深公益活動人士楊佔青先生對此深有同感，他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表示：

“當初疫情那麼緊張，那麼多的物質都堆着，他們也不願意去發放。有醫院不得不到紅十字會去領的時候，紅十字會的人態度很差，還刁難。”

紅會的糊塗賬和黑箱操作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在發生自然災害時，中國政府在慈善捐贈方面往往讓紅會處於近乎壟斷的地位。但紅會跟中國許多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一樣，它的官員通常缺乏專業知識，而集中的權力有可能延誤在現場的決策。

在武漢，這樣的問題很快凸顯出來。該慈善組織沒有物流網絡來分發物資，但卻不願讓其他組織提供幫助。

到1月30日，紅十字會籌集了超過5600萬美元，但僅使用了760萬美元，公衆的憤怒情緒隨之上升。楊佔青先生對此評論說：

“這種現象一直存在。從汶川地震開始的很多類似這種大災大難，紅會有這種特權去發出募捐、接受善款。然而資金非常不透明，本來應該專款專用，比如這筆用於疫情、那筆用於地震，沒用完的錢按道理應當退回，用在其他地方也要公示，但最後都不了了之，時間一長人們也就忘記了。所以每次捐給紅十字會的鉅額款項，只是象徵性的發一些，剩下的不知去處，就是一個黑洞。”

對武漢危機的管理不善，重新喚起了人們十多年來對紅十字會的批評。紐約時報的文章說，該組織曾經因挪用中國藝術界人士超過1100萬美元的善款而遭到廣泛抨擊。公衆對紅十字會的憤怒在2011年沸騰，當時一名自稱爲該組織工作的女子在網上發佈了與跑車的合影以及豪華手袋的照片。許多人猜測，這個名叫郭美美的人的奢侈生活方式是靠紅會善款維持的。

郭美美雖然說她與該組織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事件暴露了一些與紅十字會有聯繫的神祕組織，這些組織一直在從事營利性項目。紅十字會後來表示將解散這些附屬組織，郭美美也被判刑5年。

事件過後，捐款驟降了約60％，被醜聞影響的紅十字會經常被叫做“黑十字會”。

紅十字會已成中共大外宣一部分

在美國的人權組織中國婦權負責人張菁女士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說，郭美美事件過去了近10年，紅會依然是我行我素：

“這次武漢疫情爆發後，紅十字會出來說要發放口罩等醫療物資。但做得那麼不到位，也沒有受到處分，更不用說負刑事責任了。中國從全世界收購的口罩等抗疫物資，就放在紅十字會，上面說是戰略物資不讓動。”

張菁女士說，中國紅十字會已經不是國際上真正救死扶傷的紅十字會，而成了中國大外宣的一部分：

“黨要說的而又不好意思說的、黨要做的而又不好意思做的，就由紅十字會說、去做了。世衛等聯合國的組織都受到中共控制，那麼自己眼皮底下的紅十字會，中共難道不會控制和利用嗎？”

中國的紅十字會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慈善團體，也不是救死扶傷的非政府組織。張菁女士說：

“它就是中共控制下的爪牙四處出擊，作用與黨媒差不多，爲中國政府打造形象。現在非政府的公益組織在中國越來越少，而中國的紅十字會卻變得越來越重要。當中共媒體和外交受到外界質疑時，中國的紅十字會就作爲形象大使在全世界到處走，變成黨的宣傳和外交工具。”

中共借紅十字會打壓NGO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在中國擁有9萬個分會的紅十字會，是中國最富的慈善機構之一，而該組織的主導地位限制了可能挑戰共產黨的獨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

楊佔青先生說，中國紅十字會不僅爲政府塗脂抹粉，同時還危害社會，打壓真正的NGO組織：

“中國紅會的存在導致很多真正的公益機構無法去做事，募捐只能由紅十字會發起或經其同意。紅會對外援助雖然以民間的名義，但它與民間沒有任何關係，完全由政府操縱。所以中國紅十字會其實就是中國政府的一個遮羞布，並通過它來打壓N G O組織。”

在武漢疫情中，如果NGO組織或者醫院想發佈募捐信息，都要經過紅十字會同意。楊佔青先生說：

“中國紅十字會也就要雁過拔毛，與它合作的公益機構，紅十字會都要從中提成，還要收10%的管理費，這是公開的祕密。紅會還私下裏倒賣物資。”

在楊佔青先生看來，中國的紅十字會就是打着公益機構的名義、行使着政府的職責、危害公共利益的個人貪腐機構，於公於私都不是一個正常的機構和組織。

紐約時報的報道援引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中國政治專家霍利·斯內普(Holly Snape)的話說：“（中國紅十字會）有一個內置的中共決策者系統，因此雖然可能與政府有一個稍微清晰的界限，但仍然越來越多地由黨領導。”

楊佔青先生對此表示，中國政府現在把真正的民間組織都打壓完了，剩下的紅會就是官方的NGO：

“其實他們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待遇一樣，也由財政撥款，是政府拿去裝點門面和欺騙國際社會的招牌。中共對外宣稱說，你看我們中國也有NGO、也有公益機構，我們不僅沒有打壓，並且他們還活得很好。這就決定了中國紅十字會的官僚、腐敗和不透明。”

中國紅會是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指出，作爲全球公益機構的國際紅十字會，有全球規範和網絡。但是中國的紅十字會並不隸屬於國際紅十字會：

“就像中國的天主教會是三自愛國教會、不屬於梵蒂岡一樣，中國的紅十字會也不由國際紅十字會管轄。它是中共下面的一個機構，是黨建立的外圍組織。所以中國這些所謂非政府機構，在西方學術研究裏被稱作G O N G O，就是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 Government Organized NGO) 這頗具嘲諷意義。”

中國紅十字會既不獨立也不透明，同時也不受國際規範的約束和國際媒體的監督。夏明教授接着說：

“中共官員在其中安插他們的家屬，中國的紅十字會不僅爲政治服務，還是官員中飽私囊的工具。比如郭美美的炫富事件就暴露出中國紅十字會內部的問題和貪腐。另外，四川原來的省委副書記李春城，他的妻子也是成都紅十字會的領導人，夫妻都是在做政治操控，爲自己的權力和私利服務。”

中共打壓公民社會而陷入塔西佗陷阱

夏明教授說，中共面臨的一個大的困境,就是謊言說多了，沒有人再相信。他接着說：

“本來非政府組織在社會發揮的積極作用，就是幫助政府建立公信度、在政府和人民中間形成一個第三方。這個第三方公正透明，能夠讓政府的政策得到執行，同時讓政策變得更良善。同樣，非政府組織也可以把老百姓較好地組織起來，與政府能進行某種配合。這就是2008年時中國公民社會的覺醒，中國公民社會參與了2008年的四川救災，也參與了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組織和支持。”

但是，中共卻對公民社會懷有恐懼心理。夏明教授說：

“中共把公民社會永遠想成是陰謀、是海外勢力插手的結果、是顏色革命的工具，因此把公民社會基本全部消除，把民間非政府組織全部變成由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所以中共失去了公信度，沒有人再相信其謊言，付出的代價就是它無法走出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是一個政治學理論，得名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權力失去其公信力，無論如何發言或是處事，社會均將給予其負面評價。

中共以重複和替代法把西方文明和創新用來維護專制政體

而中國政府對待一切由西方國家發明的美好的東西，無論是組織形式，還是各種技術、理念，其採取的策略第一是重複，第二是替代。夏明教授說：

“比如說你有臉書推特、有亞馬遜，他也搞出阿里巴巴、淘寶和微信；你有谷歌，他搞出一個百度。也就是說，任何西方文明有什麼好的創新，他馬上就會重複。同樣對國際紅十字會，中共說我們也可以建立我們的紅十字會，國際上還有生態自然、動物保護組織和文化遺產保護組織等，他就說我們也相應建一些這樣的組織。但重複並不是中共的終極目標，因此第二就是替代你，用你美好的名字打造出他自己的品牌，而不受母體的領導和約束。”

因此，夏明教授說，無論是中國的天主教會還是紅十字會，它們與其最早的母體沒有垂直領導關係：

“同樣，他也不允許他新創造的東西橫向地與其他國家的兄弟組織，有一種平行、開放與合作的透明關係，而成了由黨壟斷、控制和包養的體系，既不擔負責任，也沒有橫向的相互監督，因此無法與普世價值接軌。然後他打着這些牌子，把自己的私貨通通放進去。”

所以你會看到淘寶賣假貨、而馬雲成爲代言人，夏明教授接着說：

“馬雲成爲中共大外宣和一帶一路的工具，百度原來與谷歌還並行過一段時間，最後百度就把谷歌趕走，然後百度就開始對內容和關鍵詞進行清理，把以前它不得不接受的東西全部清理掉，包括我們個人的作品和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現在百度變成一個爲党進行宣傳服務的地下工作者，所以騰訊、百度和微信，都是中共建立全方位大數據網絡監控的推手。”

面對全球索賠 紅會外交不可缺

中共紅十字會在習近平上臺後，越來越多地被派往海外，幫助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該組織是中共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參與者，爲這個由國家主導、在亞非歐各地打造經濟和地緣政治聯繫的計劃增加了一點人道主義色彩。

現在，紅會也是中國成功抗擊新冠疫情的使者。該組織的醫學專家正在意大利、伊朗和伊拉克等國家分發抗疫物資、提供建議。該組織的領導人擁護中國的抗疫策略，並敦促各國採取更爲積極的行動。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這些做法正在幫助中國反擊來自國際社會的批評，即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掩蓋、淡化病毒的嚴重性，從而加劇了疫情的蔓延。

夏明教授說，中共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紅十字會成爲其新冠病毒疫情外交的一部分：

“因爲這次中共遭遇了建政70週年以來最大的外交失敗，讓全世界都與其離異，中共在全世界製造出犧牲者，很多犧牲者會變成他的仇家和敵人。我們也看到全世界現在染疫最嚴重的一些國家，這些國家組成的聯軍遠遠超出清政府當年面對的八國聯軍。”

夏明教授說，現在全球疫情肆虐，許多國家和組織已經向中共提出索賠，中共現在面臨極大的外交困境：

“中共如何來解套呢？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成這樣：第一，病毒的出現我是無辜的，我沒有在裏邊干預，即是要甩掉責任；第二，我抗疫有功，是爲全球做了貢獻的；第三，我早就對全球做出了預警；第四，我現在已經防疫成功，我可以騰出資源、包括醫務人員來幫助你。”

而中共就想通過紅十字會來做這些工作。夏明教授說：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中國的使館和官方機構、包括他的孔子學院在全世界都成了過街老鼠、臭不可聞時，中共就打出靚麗漂亮的紅十字會標牌，因爲在全世界沒有幾個人，真正知道中國紅十字會的背景和組織結構。大家一看到紅十字會的標記，就以爲是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的一部分，是非營利機構、是爲全人類利益服務的，讓人們很快放鬆警惕，容易獲得別人的好感和認同。”

夏明教授最後表示，中共目前正面臨外交危機，在其傳統的工具和體系已經失去信譽，在被美國和歐洲國家包括臺灣等追責的情況下，中國就用紅會外交，幫助塑造其全球抗疫領導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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