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鼓励师是性歧视? 在中国说出ME TOO的代价

201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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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累累被迫停止反性骚扰活动(受访者提供)
张累累被迫停止反性骚扰活动(受访者提供)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就以下两个话题进行探讨:一是在中国说出ME TOO的代价;二是程序员鼓励师职业是性歧视或者性消费?

听众朋友,您是否听说过程序员鼓励师这个职业呢?在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高科技行业正在寻找这样的人。要求:必须漂亮,知道如何吸引不善于社交的程序员,会做放松性按摩等等。

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前登载了题为“程序员鼓励师?中国科技公司里的漂亮女孩”的文章,文章说,这一职业在中国被称为“程序员鼓励师”。这个职业兼有心理学家和啦啦队员的性质,这些女性被雇来与程序员搭讪,为他们做按摩,缓解他们的巨大压力。在一个很大程度上固守性别刻板印象、相信男性程序员是“宅男”或没有社交生活的书呆子的社会里,这种工作正在不断增加。

现年25岁的申悦就是中国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鼓励师,她说,“程序员们真的需要有人时不时地和他们聊天,为他们组织活动,减轻压力。”

申悦拥有北京一所大学的土木工程学位,但她拒绝透露自己的薪水,但雇佣申悦的人力资源部表示,申悦的月薪约为6000元人民币。

申悦有着长长的黑发、白皙的皮肤,会化上红色的眼影上班,脸上随时带着微笑。她的主要工作是在前台服务、组织社交活动、购买茶歇的零食以及与程序员聊天。她会把一个程序员叫到会议室里,问他,“你要加班吗?”,然后聆听他的各种不满。

申悦自己说,“我觉得挺新奇的,” “因为之前没有见过这种岗位。”

不过,中国科技行业对这种职业已经开始产生质疑。纽约时报的报道说,40岁的王捷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于其他创业公司对女性的“物化”,他表达了不同意见。

一些科技公司使用“漂亮的女性”来吸引男程序员进公司,这让他感到困扰。去年十月,他在中国版的Quora问答网站知乎发帖称,如果西方公司也发布类似的广告,在他们的国家是会被起诉的。

但王捷发现人们的观点很难改变。有几个人回复了他的帖子,说他这是小题大做。

“男生说,这有什么,美女多工作比较开心有什么问题吗,”王捷说。“有女生说,我是女生我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在北京的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这一职业本身肯定是一种性别歧视:

“当然有的人可能没有感觉到,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感觉到就不是歧视。按照联合国公约,对歧视的界定就是任何对妇女不利的,不利于性别平等的对妇女的任何排斥,都是歧视。所以象这样一种性别职业的分工,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再比如企业招聘时男性优先,都属于性别歧视。”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当事人申悦的话说,她不认为她的工作带有性别歧视。她说:“现在很多女权主义的想法都太偏激了,”“我觉得女性只要独立、自强、自重,就可以了。”

徐娇龙是该公司为数不多的几名女程序员之一,也会找申悦按摩。她并不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问题。在她看来,这只是“一个分工”。但她开玩笑说,公司也可以考虑招一个男的来鼓励一下女程序员。

冯媛女士对此评论说:

“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歧视,并不说明其中没有歧视。这样一些职业的产生,明显是鼓励女性去做,而接受服务的是男性。这种非常僵化,非常鲜明的性别安排就说明,它只不过是过去那种老掉牙的性别分工的一种实质上的翻新,无非是披上了一个时髦的名词而已。”

冯媛女士说,中国的性别歧视表现在诸多方面,有愈来愈多的人能够识别,但很多招聘者包括受聘者本人却还没有意识到。所以本应当有坚定理念的管理者的水平,落后于社会的一般水准。

就此,本台记者还采访到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他表示,严格来说,这是把女性作为一种性消费,在工作职场上确实构成一种歧视: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可能会构成就业歧视的案件。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人把这个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因为性消费,性歧视和性骚扰,是中国职场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确实,刘开明先生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性别差异非常大,男性偏多。在这种情况下有女性进去,就与当年战争时期的慰安妇类似,只是说这种叫轻色情,隐性色情,这在互联网公司里是普遍现象。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最近的一个周五,申悦找到了公司里的程序员郭振杰。28岁的郭振杰在办公桌旁放着一张折叠床。申悦问他,他的腰是不是还是因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而疼痛。他说是的,在过去的几个晚上他都是10点、11点才下班。

申悦对郭振杰说,“公司的意思是要给你按摩一下,但是有可能我手法不太好。”两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郭振杰坐着,站在他身后的申悦开始给他按摩肩膀。

“确实很舒服,”郭振杰说着,申悦轻柔地用一个拍打按摩器打着他的后背。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对于一些创业公司来说,职工里有一名程序员鼓励师是吸引男程序员的诸多福利之一。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圈中,程序员的岗位有着很大需求。

当被问到性消费与性行为的关系界定,刘开明先生表示:

“性消费不需要有性行为,就像互联网上的裸体表演,美女照片,但不是色情行为或活动,可能仅仅构成比如性别歧视。如果女性愿意被消费,从女权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歧视,但是不一定会构成性骚扰。”

刘开明先生说,甚至有的女性愿意做程序员鼓励师这个工作,认为工资高,活也不累,他接着说:

“在一个以男性程序员为主体的工作环境里,有几个漂亮女性为他们端茶倒水,按摩按摩,因为有轻松的性消费,可能起到缓解工作压力和气氛的作用。但的确我们很难对此下一个明确定义。”

中国的色情互联网是最大的性产业,盈利也最大。 刘开明先生说,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都通过各种隐性的性暗示,来吸引流量和用户,包括很多视频网站,也通过性暗示,性吸引,来获得广告和点击率,成为一种正常的性消费。他认为,实质上这也是一种性歧视,是把女性作为消费品。

在中国的关注女权问题的滑瑞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说:

“这个事情我很关注,我非常反对某些职业,只能让某些人或者某个群体来做,或某些人从事特定职业。因为象我们残障人士特别是视障人士,大部分人都在做按摩,我就特别注意这种隔离式的就业。比如我经常坐飞机,我就觉得空姐大多都是女性。其实现在很多人坐飞机都是带着大包小包,很瘦弱的女孩子就要给人提东西拿东西,很辛苦。而且很多空姐容易受到性骚扰。这种工作只让女性来做的话,也不利于这一职业的发展。”

滑瑞女士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这个职业是开放的,谁愿意做可以通过考核、招聘等程序,而不是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觉得这个职业适合女性,或适合残障人,或者多大年龄的人适合,而觉得其他人不能做。这样会限制这个职业的发展,同时对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不公平。

另外,滑瑞女士说,并非所有的男性都是希望让女性来为自己服务的,应当考虑到一些少数人的需求,同时让市场来调节,她接着说:

“我觉得要看双方的权力关系,如果提供服务的人是被迫的,或者是感觉不舒服,那就是一种去消费她的性别的职业。但如果这个人只是提供专业服务,就没有关系。我之前是做推拿的,很多男性顾客就不太愿意让男性来做,那也不能说他们是来消费你这个女性的性别身份。如果你觉得别人在消费你的性别身份,你可以选择不做;对你有性骚扰的时候,你完全应当拒绝。”

滑瑞女士说,她的感觉是,如果你刻意引导让女性来做这一职业,那是有问题的。但如果女性愿意做,男性也特别希望女性来做,就可以。因为这是市场的调节,供求关系合理合法。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尚不清楚有多少公司雇佣了程序员鼓励师。根据百度运营的找工作网站“百度百聘”的数据,仅有七家大的公司目前在为该职位进行招聘,大多数都是在规模较小的初创公司,这类招聘启事曾经有很多。

在中国的高科技行业,男性主导着最高管理层。阿里巴巴由11人构成的董事会中,只有一名女性。在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五人董事会中无一人是女性。游戏、社交媒体企业集团腾讯的董事会中也没有女性。与之相比,推特(Twitter)的九人董事会中有三名女性。脸书(Facebook)的九名董事中有两名是女性。

像其它行业一样,中国的科技公司在招聘启事中对性别偏见颇为直白。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 的调查,百度、阿里巴巴及腾讯均多次发布招聘启事,夸耀公司里有“漂亮女孩”。

据纽约时报披露,今年一月,阿里巴巴表示正在为旗下的电商平台淘宝寻找销售经理,要求最好是年龄为28至35岁之间的女性,“个人形象、谈吐良好。”

去年11月,百度为一个市场推广职位打出广告,要求由于会有“出差”及其它原因,最好是男性。

两家公司后来都在招聘启事中撤下了对特定性别的说法。

阿里巴巴表示,该公司对不论性别,提供平等就业有着明确指导方针,并且“将更加严格审核招聘启事,确保其符合我们的政策。”该公司还表示,阿里巴巴18名创始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并且女性领导人占该公司管理岗位的三分之一。

百度表示,该公司四万名员工中,有45%是女性,这在中层及高层职位中也得到了体现。该公司在一封邮件声明中称,“我们重视女性员工在各个层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腾讯也在一则声明中表示,该公司重视多样化背景,并为上述招聘启事致歉。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对此评论说:

“招聘启事中歧视女性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行业,包括政府部门,都有年龄歧视,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相貌歧视,户籍歧视等等,在中国不当作回事。招聘广告中招35岁以上的几乎找不到,没有户籍也找不到工作,还有很多单位要求身高和相貌。”

刘开明先生说,近几年国际劳工组织和NGO组织,以及学术界做了很多推动工作,但收效并不明显,中国整个国家和民族没有这方面的平等就业观念。

在中国说出ME TOO的代价

众所周知的北大女学生岳昕事件发生后,岳昕遭到校方多种形式施压,还威胁不让她毕业。4月23日,岳昕在自媒体发表一篇题为《致北京大学师生和北大外国语学院的一封公开信》的署名文章,称其在依法申请北京大学公开沈阳性侵女学生事件详情后,不断受到校方施压,并严重影响到日常的学习生活,进而造成其滞留家中无法返校,其母亲情绪崩溃,家庭关系紧张。而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却删除相关信息,有中国用户将岳昕的公开信嵌入到区块链中,声援北大学生岳昕的海报开始出现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

去年秋天,由美国好莱坞发起的ME TOO运动受到全世界关注,当时中国显得格外安静——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有些中国人甚至趁机吹嘘,官方《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一篇评论文章宣称,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指控,这反映了文化差异:“中国男人被教育要保护他们的女人。”

但是,没过多久,中国女性就开始发声。

岳昕并不是第一位遭到中国政府打压的女权主义者。三年前,著名的女权五姐妹就因为反对性别歧视和性骚扰,而遭到当局拘禁。

最近几周,在北京大学的一些关于岳昕和她的请愿的学生聊天群中,有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大学的党委认为整个事件是一场政治运动,校内学生已经开始串联,也有和校外势力的串联。”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将抗议活动称为外国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经常使用的一种贬低策略,但说它是一场政治运动并没有错。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六四民主运动的诞生地。北大三角地的海报上有人这样写道,岳昕是在践行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的精神,号召学生们鼓起勇气,质疑那些只关心维持稳定的当局和管理人员。

在北京的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表示:

“我觉得首先,确实在中国说出ME TOO的代价很大,这篇报道说的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例子,还有很多没有报道的ME TOO以及遭遇的困难,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正常的现象是社会的管理者应当欢迎这样的声音,因为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对于性骚扰的重视,对于性骚扰在文化上的反思,以及健全反性骚扰的政策和机制。”

冯媛女士说,北大学生岳昕实际上是走在了当局和管理者的前面,中国的ME TOO运动始终是从行动者和当事人走在前面的角度在进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

“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西方更严重,中国实际上还是个男权社会。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面,应该说这种性骚扰,包括性侵害的问题都比较普遍。我们这两年看到很多恶性事件,象老师性侵幼女,少女,都不少见。”

但中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大维稳”的环境里,刘开明先生说:

“在这个环境里,任何所谓要站出来说‘我也是’ME TOO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一些既得利益者。比如北大这个事件,它就可能影响到北大在处理教师过程中他们的作为,影响到学生对北大的评价,因此当局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考虑。”

刘开明先生说,中国官方整体上在看民间这种运动时,更多是从维稳的角度,即只要你不给我惹麻烦就行。官方觉得岳昕事件还是在惹麻烦,比如之前政府对一些女权活动人士的拘留,也是如此。在政府看来,惹麻烦的不是女权主义本身,而是所谓他们认为给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那么,北大学生岳昕事件引发了多少社会震动?刘开明先生表示:

“这个事件不仅是个ME TOO的问题,更是一个师德问题。 在中国,师德问题比较牵动神经。北大是中国第一高等学府,中国的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长非常关注这类事件,包括我自己,我特别关注我女儿在学校是否受到性骚扰的类似问题。这样的事情一旦曝光,学校没有作出很好的处理,显然会引起巨大的社会不满,因此北大必须面临这种压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看来,各方似乎已达成某种和解。岳昕在发信声称她受到骚扰几天后,宣布自己回到了学校,但她提出的公布沈阳强奸案真相的要求仍未得到回复。

刘开明先生对此表示,岳昕回到学校,肯定是受到很大公众舆论的压力而导致。

中国渐渐抬头的“我也是”运动在不断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被指控强奸、后来到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教授沈阳被开除,学术界的其他一些人也因为类似的指控而丢掉了工作。这场运动能蔓延到校园之外吗?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这很难讲。但这不会是学生第一次发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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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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