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員鼓勵師是性歧視? 在中國說出ME TOO的代價


2018.05.18
張累累被迫停止反性騷擾活動(受訪者獨家提供).JPG 張累累被迫停止反性騷擾活動(受訪者提供)

在今天的節目裏,我們將就以下兩個話題進行探討:一是在中國說出ME TOO的代價;二是程序員鼓勵師職業是性歧視或者性消費?

聽衆朋友,您是否聽說過程序員鼓勵師這個職業呢?在北京,充滿活力的中國高科技行業正在尋找這樣的人。要求:必須漂亮,知道如何吸引不善於社交的程序員,會做放鬆性按摩等等。

美國紐約時報不久前登載了題爲“程序員鼓勵師?中國科技公司裏的漂亮女孩”的文章,文章說,這一職業在中國被稱爲“程序員鼓勵師”。這個職業兼有心理學家和啦啦隊員的性質,這些女性被僱來與程序員搭訕,爲他們做按摩,緩解他們的巨大壓力。在一個很大程度上固守性別刻板印象、相信男性程序員是“宅男”或沒有社交生活的書呆子的社會里,這種工作正在不斷增加。

現年25歲的申悅就是中國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員鼓勵師,她說,“程序員們真的需要有人時不時地和他們聊天,爲他們組織活動,減輕壓力。”

申悅擁有北京一所大學的土木工程學位,但她拒絕透露自己的薪水,但僱傭申悅的人力資源部表示,申悅的月薪約爲6000元人民幣。

申悅有着長長的黑髮、白皙的皮膚,會化上紅色的眼影上班,臉上隨時帶着微笑。她的主要工作是在前臺服務、組織社交活動、購買茶歇的零食以及與程序員聊天。她會把一個程序員叫到會議室裏,問他,“你要加班嗎?”,然後聆聽他的各種不滿。

申悅自己說,“我覺得挺新奇的,” “因爲之前沒有見過這種崗位。”

不過,中國科技行業對這種職業已經開始產生質疑。紐約時報的報道說,40歲的王捷是一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對於其他創業公司對女性的“物化”,他表達了不同意見。

一些科技公司使用“漂亮的女性”來吸引男程序員進公司,這讓他感到困擾。去年十月,他在中國版的Quora問答網站知乎發帖稱,如果西方公司也發佈類似的廣告,在他們的國家是會被起訴的。

但王捷發現人們的觀點很難改變。有幾個人回覆了他的帖子,說他這是小題大做。

“男生說,這有什麼,美女多工作比較開心有什麼問題嗎,”王捷說。“有女生說,我是女生我都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在北京的婦女權利工作者馮媛女士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認爲,這一職業本身肯定是一種性別歧視:

“當然有的人可能沒有感覺到,但是我們不能說沒有感覺到就不是歧視。按照聯合國公約,對歧視的界定就是任何對婦女不利的,不利於性別平等的對婦女的任何排斥,都是歧視。所以象這樣一種性別職業的分工,限制了女性的職業發展,再比如企業招聘時男性優先,都屬於性別歧視。”

不過,紐約時報的報道援引當事人申悅的話說,她不認爲她的工作帶有性別歧視。她說:“現在很多女權主義的想法都太偏激了,”“我覺得女性只要獨立、自強、自重,就可以了。”

徐嬌龍是該公司爲數不多的幾名女程序員之一,也會找申悅按摩。她並不覺得這個工作有什麼問題。在她看來,這只是“一個分工”。但她開玩笑說,公司也可以考慮招一個男的來鼓勵一下女程序員。

馮媛女士對此評論說:

“有的人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歧視,並不說明其中沒有歧視。這樣一些職業的產生,明顯是鼓勵女性去做,而接受服務的是男性。這種非常僵化,非常鮮明的性別安排就說明,它只不過是過去那種老掉牙的性別分工的一種實質上的翻新,無非是披上了一個時髦的名詞而已。”

馮媛女士說,中國的性別歧視表現在諸多方面,有愈來愈多的人能夠識別,但很多招聘者包括受聘者本人卻還沒有意識到。所以本應當有堅定理唸的管理者的水平,落後於社會的一般水準。

就此,本臺記者還採訪到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他表示,嚴格來說,這是把女性作爲一種性消費,在工作職場上確實構成一種歧視:

“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和歐洲,可能會構成就業歧視的案件。但是在中國卻沒有人把這個作爲一個問題來看,因爲性消費,性歧視和性騷擾,是中國職場上普遍存在的問題。”

確實,劉開明先生說,中國互聯網公司的程序員性別差異非常大,男性偏多。在這種情況下有女性進去,就與當年戰爭時期的慰安婦類似,只是說這種叫輕色情,隱性色情,這在互聯網公司裏是普遍現象。

紐約時報的文章說,最近的一個週五,申悅找到了公司裏的程序員郭振杰。28歲的郭振杰在辦公桌旁放着一張摺疊牀。申悅問他,他的腰是不是還是因爲長時間的伏案工作而疼痛。他說是的,在過去的幾個晚上他都是10點、11點才下班。

申悅對郭振杰說,“公司的意思是要給你按摩一下,但是有可能我手法不太好。”兩人都咯咯地笑了起來。

郭振杰坐着,站在他身後的申悅開始給他按摩肩膀。

“確實很舒服,”郭振杰說着,申悅輕柔地用一個拍打按摩器打着他的後背。

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對於一些創業公司來說,職工裏有一名程序員鼓勵師是吸引男程序員的諸多福利之一。在中國蓬勃發展的科技圈中,程序員的崗位有着很大需求。

當被問到性消費與性行爲的關係界定,劉開明先生表示:

“性消費不需要有性行爲,就像互聯網上的裸體表演,美女照片,但不是色情行爲或活動,可能僅僅構成比如性別歧視。如果女性願意被消費,從女權角度來說可以說是歧視,但是不一定會構成性騷擾。”

劉開明先生說,甚至有的女性願意做程序員鼓勵師這個工作,認爲工資高,活也不累,他接着說:

“在一個以男性程序員爲主體的工作環境裏,有幾個漂亮女性爲他們端茶倒水,按摩按摩,因爲有輕鬆的性消費,可能起到緩解工作壓力和氣氛的作用。但的確我們很難對此下一個明確定義。”

中國的色情互聯網是最大的性產業,盈利也最大。 劉開明先生說,幾乎所有互聯網公司都通過各種隱性的性暗示,來吸引流量和用戶,包括很多視頻網站,也通過性暗示,性吸引,來獲得廣告和點擊率,成爲一種正常的性消費。他認爲,實質上這也是一種性歧視,是把女性作爲消費品。

在中國的關注女權問題的滑瑞女士也就此談了她的看法,她說:

“這個事情我很關注,我非常反對某些職業,只能讓某些人或者某個羣體來做,或某些人從事特定職業。因爲象我們殘障人士特別是視障人士,大部分人都在做按摩,我就特別注意這種隔離式的就業。比如我經常坐飛機,我就覺得空姐大多都是女性。其實現在很多人坐飛機都是帶着大包小包,很瘦弱的女孩子就要給人提東西拿東西,很辛苦。而且很多空姐容易受到性騷擾。這種工作只讓女性來做的話,也不利於這一職業的發展。”

滑瑞女士說,最理想的狀態是這個職業是開放的,誰願意做可以通過考覈、招聘等程序,而不是說人們按照自己的想象,覺得這個職業適合女性,或適合殘障人,或者多大年齡的人適合,而覺得其他人不能做。這樣會限制這個職業的發展,同時對從事這個職業的人也不公平。

另外,滑瑞女士說,並非所有的男性都是希望讓女性來爲自己服務的,應當考慮到一些少數人的需求,同時讓市場來調節,她接着說:

“我覺得要看雙方的權力關係,如果提供服務的人是被迫的,或者是感覺不舒服,那就是一種去消費她的性別的職業。但如果這個人只是提供專業服務,就沒有關係。我之前是做推拿的,很多男性顧客就不太願意讓男性來做,那也不能說他們是來消費你這個女性的性別身份。如果你覺得別人在消費你的性別身份,你可以選擇不做;對你有性騷擾的時候,你完全應當拒絕。”

滑瑞女士說,她的感覺是,如果你刻意引導讓女性來做這一職業,那是有問題的。但如果女性願意做,男性也特別希望女性來做,就可以。因爲這是市場的調節,供求關係合理合法。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尚不清楚有多少公司僱傭了程序員鼓勵師。根據百度運營的找工作網站“百度百聘”的數據,僅有七家大的公司目前在爲該職位進行招聘,大多數都是在規模較小的初創公司,這類招聘啓事曾經有很多。

在中國的高科技行業,男性主導着最高管理層。阿里巴巴由11人構成的董事會中,只有一名女性。在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五人董事會中無一人是女性。遊戲、社交媒體企業集團騰訊的董事會中也沒有女性。與之相比,推特(Twitter)的九人董事會中有三名女性。臉書(Facebook)的九名董事中有兩名是女性。

像其它行業一樣,中國的科技公司在招聘啓事中對性別偏見頗爲直白。根據總部位於紐約的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 的調查,百度、阿里巴巴及騰訊均多次發佈招聘啓事,誇耀公司裏有“漂亮女孩”。

據紐約時報披露,今年一月,阿里巴巴表示正在爲旗下的電商平臺淘寶尋找銷售經理,要求最好是年齡爲28至35歲之間的女性,“個人形象、談吐良好。”

去年11月,百度爲一個市場推廣職位打出廣告,要求由於會有“出差”及其它原因,最好是男性。

兩家公司後來都在招聘啓事中撤下了對特定性別的說法。

阿里巴巴表示,該公司對不論性別,提供平等就業有着明確指導方針,並且“將更加嚴格審覈招聘啓事,確保其符合我們的政策。”該公司還表示,阿里巴巴18名創始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並且女性領導人佔該公司管理崗位的三分之一。

百度表示,該公司四萬名員工中,有45%是女性,這在中層及高層職位中也得到了體現。該公司在一封郵件聲明中稱,“我們重視女性員工在各個層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騰訊也在一則聲明中表示,該公司重視多樣化背景,併爲上述招聘啓事致歉。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對此評論說:

“招聘啓事中歧視女性的現象在中國非常普遍,幾乎所有的行業,包括政府部門,都有年齡歧視,地域歧視,性別歧視,相貌歧視,戶籍歧視等等,在中國不當作回事。招聘廣告中招35歲以上的幾乎找不到,沒有戶籍也找不到工作,還有很多單位要求身高和相貌。”

劉開明先生說,近幾年國際勞工組織和NGO組織,以及學術界做了很多推動工作,但收效並不明顯,中國整個國家和民族沒有這方面的平等就業觀念。

在中國說出ME TOO的代價

衆所周知的北大女學生嶽昕事件發生後,嶽昕遭到校方多種形式施壓,還威脅不讓她畢業。4月23日,嶽昕在自媒體發表一篇題爲《致北京大學師生和北大外國語學院的一封公開信》的署名文章,稱其在依法申請北京大學公開瀋陽性侵女學生事件詳情後,不斷受到校方施壓,並嚴重影響到日常的學習生活,進而造成其滯留家中無法返校,其母親情緒崩潰,家庭關係緊張。而北京大學有關部門卻刪除相關信息,有中國用戶將嶽昕的公開信嵌入到區塊鏈中,聲援北大學生嶽昕的海報開始出現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

去年秋天,由美國好萊塢發起的ME TOO運動受到全世界關注,當時中國顯得格外安靜——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紐約時報的報道說,有些中國人甚至趁機吹噓,官方《中國日報》(China Daily)的一篇評論文章宣稱,中國就沒有類似的指控,這反映了文化差異:“中國男人被教育要保護他們的女人。”

但是,沒過多久,中國女性就開始發聲。

嶽昕並不是第一位遭到中國政府打壓的女權主義者。三年前,著名的女權五姐妹就因爲反對性別歧視和性騷擾,而遭到當局拘禁。

最近幾周,在北京大學的一些關於嶽昕和她的請願的學生聊天羣中,有這樣一條消息:“北京大學的黨委認爲整個事件是一場政治運動,校內學生已經開始串聯,也有和校外勢力的串聯。”

紐約時報的報道稱,將抗議活動稱爲外國思想影響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經常使用的一種貶低策略,但說它是一場政治運動並沒有錯。

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也是六四民主運動的誕生地。北大三角地的海報上有人這樣寫道,嶽昕是在踐行一百年前五四運動的精神,號召學生們鼓起勇氣,質疑那些只關心維持穩定的當局和管理人員。

在北京的婦女權利工作者馮媛女士表示:

“我覺得首先,確實在中國說出ME TOO的代價很大,這篇報道說的是比較顯而易見的例子,還有很多沒有報道的ME TOO以及遭遇的困難,這是不應該出現的現象。正常的現象是社會的管理者應當歡迎這樣的聲音,因爲只有這樣的聲音才能夠促進整個社會對於性騷擾的重視,對於性騷擾在文化上的反思,以及健全反性騷擾的政策和機制。”

馮媛女士說,北大學生嶽昕實際上是走在了當局和管理者的前面,中國的ME TOO運動始終是從行動者和當事人走在前面的角度在進步。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也就此談了他的看法:

“這個問題在中國比西方更嚴重,中國實際上還是個男權社會。在這樣的男權社會里面,應該說這種性騷擾,包括性侵害的問題都比較普遍。我們這兩年看到很多惡性事件,象老師性侵幼女,少女,都不少見。”

但中國現在確實處在一個“大維穩”的環境裏,劉開明先生說:

“在這個環境裏,任何所謂要站出來說‘我也是’ME TOO的行爲,都會影響到一些既得利益者。比如北大這個事件,它就可能影響到北大在處理教師過程中他們的作爲,影響到學生對北大的評價,因此當局不是從受害者的角度來考慮。”

劉開明先生說,中國官方整體上在看民間這種運動時,更多是從維穩的角度,即只要你不給我惹麻煩就行。官方覺得嶽昕事件還是在惹麻煩,比如之前政府對一些女權活動人士的拘留,也是如此。在政府看來,惹麻煩的不是女權主義本身,而是所謂他們認爲給社會造成的不穩定因素

那麼,北大學生嶽昕事件引發了多少社會震動?劉開明先生表示:

“這個事件不僅是個ME TOO的問題,更是一個師德問題。 在中國,師德問題比較牽動神經。北大是中國第一高等學府,中國的很多孩子都是獨生子女,家長非常關注這類事件,包括我自己,我特別關注我女兒在學校是否受到性騷擾的類似問題。這樣的事情一旦曝光,學校沒有作出很好的處理,顯然會引起巨大的社會不滿,因此北大必須面臨這種壓力。”

據紐約時報報道,目前看來,各方似乎已達成某種和解。嶽昕在發信聲稱她受到騷擾幾天後,宣佈自己回到了學校,但她提出的公佈瀋陽強姦案真相的要求仍未得到回覆。

劉開明先生對此表示,嶽昕回到學校,肯定是受到很大公衆輿論的壓力而導致。

中國漸漸抬頭的“我也是”運動在不斷取得出人意料的結果。紐約時報的文章說,被指控強姦、後來到南京大學和上海師範大學任教的教授瀋陽被開除,學術界的其他一些人也因爲類似的指控而丟掉了工作。這場運動能蔓延到校園之外嗎?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之下,這很難講。但這不會是學生第一次發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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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編: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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