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对以下两个话题进行探讨，一是中国自闭症患儿人数众多，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服务；二是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通婚越来越困难。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就如同精神卫生一直得不到重视一样，中国对自闭症儿童的认知和治疗也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值得庆幸的是，自闭症在中国开始受到关注。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据有关专家估计，在中国，患自闭症的人口可能数以百万计。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题为“中国自闭症患儿人数众多”的文章。文章说，河南省宁陵县的中学老师李丽娟发现，儿子长到2岁多的时候依然不会说话。于是，她带着孩子去医院求医，被告知孩子患有自闭症。
她在家乡无法找到治疗自闭症的专家，也找不到能满足孩子特殊需要的学校。最终她发现了专门治疗自闭症的北京的一家机构。
她和现年5岁的儿子今年2月份搬到北京，以进行3个月的应用行为分析治疗。她的儿子已有了明显改善，比如能自己穿衣服，但李丽娟还是为他的未来担忧。
中国有很多人与李丽娟有着类似的担忧。自闭症是一种发育障碍，患者会表现出社交缺陷。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过去10年中,中国个政府已经承认自闭症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并向受影响家庭提供了一些支持。自闭症是今年5月17日中国助残日的主题。中国科学家对这一疾病的研究也开始变得活跃。他们同外国科学家合作研究导致自闭症的基因因素。
专家说,要为自闭症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干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应用行为分析治疗会提高孩子的社交技能,方法是强化可取的行为,并忽视不可取的行为。但在整个中国大陆,只有数名通过职业认证的治疗自闭症的行为分析师。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3100多名行为分析师。
在美国，应用行为分析治疗通常是在治疗师与孩子之间进行的。但在中国，由于专家太少，自闭症治疗机构都采用教授父母的策略，这样父母就能在家治疗孩子。
就中国自闭症患者的情况，广州康宁心理热线的心理咨询师詹春云大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闭症的发病率在上升，一般1到3岁是始发年龄，主要是交往障碍和语言障碍，学习能力也受到影响，对个人的发展和家庭都带来不利。他说，由于自闭症的病因不明，因此在治疗上有一定难度，包括美国，治疗也主要停留在行为训练上。但国外一般有政府资助。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经费不足，国家拨款只占6%到9%。在胡教授看来，中国自闭症患者人数增多，也许与现在物质发达，人际交往越来越困难有一定关系。他说，以往人们住大杂院，现在人与人交往成本很高，人际关系复杂，使儿童从小就不愿意进入成人世界。
北京教师刘天义对此有相似的看法，他说，现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协调。宅男宅女越来越多，住对门都可能不认识，人们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多。另外，网络的出现使人们连门都不用出，甚至有90后的孩子都不下床，把一切东西都买好，就在床上打游戏。这都为儿童自闭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刘老师说，现在中国人特别是孩子们的精神卫生和健康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督和保障，更缺乏治疗的渠道。
广州康宁心理热线心理咨询师詹春云大夫表示，从他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患自闭症与父母和家庭环境也有一定关系。比如父母关系不好，经常吵架打架或冷战，使孩子缺乏安全感；再一个是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有问题，过分保护或过分忽视。
从这个意义上说，詹大夫表示，心理治疗会对自闭症起到很好的作用，他们有很多这方面成功的个案。但是，詹大夫担心，现在许多人不知道心理干预对自闭症的治疗作用，因此出现两个极端，一是往大医院跑，但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二是往培训机构跑，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心理治疗是通过改变父母和家庭环境，孩子的状况也会得到改善。詹大夫说，药物治疗取得的效果非常有限，所以现在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很少康复，是因为方向不对，没有做适当的心理治疗。
詹春云大夫特别指出，在中国，整个社会对自闭症的认识有误区，不少自闭症被误诊，典型的例子是把很多智力受损，精神发展迟缓的孩子也误诊成自闭症。
詹春云大夫说，对自闭症的认识和治疗的方向很重要，深入的心理治疗可以改变很多东西，这方面应当引起重视。他希望在自闭症的心理治疗方面有更多的人才，来帮助更多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詹大夫最后表示，与智能低下不一样，自闭症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维汉通婚越来越困难的现象。
近年来在中国，维汉冲突时有发生，而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通婚的日益艰难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维汉冲突的加剧。
日前，法新社就此发表文章，文章开头援引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古丽（Aygul）的话说，直到结婚那天她才跟父母坦白自己交了汉人男朋友，并且要和他结婚。一年后，阿依古丽的父亲依旧因为女儿的婚事而恼怒不已，他甚至在北京的地铁里拳脚相加的教训了阿依古丽一顿。这名26岁的网站女编辑说："他们一直逼我在父母和丈夫之间做出选择，并且要我离开他。"
法新社的报道说，在目前偏见日益加深和暴力不断发生的背景下，维汉通婚少之又少。北京统治下的新疆维吾尔人积怨已久，他们称自己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受到严格的限制，部分人甚至盼望独立。
相反，中国政府却认为它为该地区带来了发展和繁荣，并指责极端伊斯兰分子勾结境外势力从事少量但却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去年一年就造成200多人死亡。
法新社的报道称，官方媒体卖力宣传维汉通婚--作为"民族团结"的标志。
不过，"民族团结"几个字在新疆境内的宣传海报上尽管随处可见，但是这些信息却与几百年来的分化格格不入。
阿依古丽说："我12岁开始，妈妈就一直告诉我：'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不要找汉人男朋友'。""但是我上的学校是一所汉语学校，大多数同学和朋友都是汉人。"
她的汉族丈夫肖禾是一名30岁的翻译。他已经遵循伊斯兰教规不再吃猪肉，为了给阿依古丽的父母留下好印象，他还手写了一封三页纸的维吾尔文信，但一切都徒劳无功。
汉人明先生与来自克拉玛依市的维族姑娘阿曼（Ahman）结了婚，当他第一次与女方父母见面时也遭遇了类似的反应。
明先生说："她爸爸对我说：'如果你娶了我的女儿，我就和她断绝关系'。"他的妻子还是少年时就因为交了一个汉族男朋友而受到维族同学的攻击。她补充说："我的父母认为我嫁给汉人是件丢脸的事。"
法新社的报道说，维汉双方通常都抱怨文化或宗教的不同造成分歧。但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 维吾尔文化专家芬蕾（Joanne Smith Finley）认为，造成维汉分歧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政治。
按照芬蕾的解释："中国在新疆发掘石油、天然气、黄金和玉，将维吾尔人边缘化，使其成为贫困且被剥夺权利的社会人群，这种背景下，如果一个中国人娶了一个维吾尔妻子，维吾尔人就会将婚姻视为中国对维吾尔人家园所做所为的缩影。"
那么，汉人对自己的儿子找了个维族媳妇又作何反映呢？前面提到的明先生父母的反应是典型的汉人对维吾尔人的态度：充满偏见和偶然的种族歧视。明先生说，"我的父母认为维吾尔人都是小偷或者高价卖切糕的骗子，"这名28岁的国有企业经理如是说。
这两对接受法新社采访的夫妇说，自己的婚姻之所以维持下来了是因为他们在北京生活。
肖禾说："对我们而言，在新疆结婚和生活是不可能的事，社会压力实在太大。"
一些人认为当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鼓励维汉通婚。
在邻近的和田，许多人认为文化差异是不可逾越的。一位开餐馆的维吾尔人说："除非女方皈依伊斯兰教，否则我永远不会让儿子娶一个汉族老婆的。""即使她信了伊斯兰教，我也会担心她不遵守我们的传统，不好好照顾我们的孙儿。"
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表示，汉人饮食文化里猪肉的地位将会成为主要的争执问题。他说："我只会娶汉人，如果我娶了维族老婆，我们就永远不能一起吃饭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没什么共同点。"
法新社的报道说，与汉人结婚的维吾尔人要么比较富裕、接受更多教育--因为他们通常去的是汉语学校，上的也是新疆之外的大学，要么就是非常贫困，主要来自密集的农业区，那里的汉人一般会说维吾尔语，而且尊重当地风俗。
就维汉通婚越来越困难的事实，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说，这个问题首先有其历史原因。他说，目前维汉之间僵硬对立的关系和族裔之间的相互仇恨，主要是中共用高压手段对待维族人所导致，造成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维汉冲突，而维汉之间通婚困难的状况是这一冲突的反映之一。
所以，陈奎德指出，造成维汉通婚的主要责任者是中共当局。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共借助国际反恐斗争，用高压手段压制少数族裔的正当要求，造成目前这个状况。
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也就此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他表示，维汉通婚越来越困难是个事实，这与一般异族通婚困难有相似之处，比如文化和宗教的不同。但现在维汉通婚困难最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比如在50年代初，曹长青说，汉人在新疆的比例占5%，而现在则占到约50%。王震当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其中起了作用，导致维汉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这中间双方都有责任，但根本问题是北京政权的政治高压和专制。
曹长青说，按道理，不同族裔之间的通婚本来很正常，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两人相爱，却因为政治背景受阻碍，实在令人难过。
新疆社科院的相关研究显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56个民族中，维吾尔族是族际通婚率最低的。有配偶人口中，1.05%为族际通婚，而维汉通婚率仅有0.6% 。
但是，有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回族的族际通婚率比维吾尔族高出13倍，当然这也是因为回族说汉语，而且回族人更多地生活在中国的中心区域。
请您收听节目并发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妇幼论坛节目主持人梒青的推特 (TWITTER)
地址是:HANQING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