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整个民族会输在起跑线上?

2018-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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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在课堂上朗读的小学生们(法新社)
资料图片:在课堂上朗读的小学生们(法新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郑也夫教授,不久前发表文章,他称他自己是一个小人物,却斗胆谈一个天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不尊重孩子的生长规律,早就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郑也夫教授首先谈到素质教育,他说,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所有的“素质教育”都是空谈,是个根本不能完成的目标,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文理不通的说法。

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目前这种教育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任何愿望良好的能力训练,到最后都变成了应试工具。

素质教育提倡音、体、美,但只要不列入高考项目,根本不会有人重视;一旦列入高考,又一定会走向反面。郑教授打比方说,如果体育列入高考,学生一定会问:“考什么?”如果考游泳,那绝对不练跑步;如果考拉单杠,那绝对不练撑双杠。

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所有素质教育都会变形。

郑也夫教授表示,中国家长最喜欢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多大岁数算是起跑线呢?十岁?已经晚了。小学六、七岁?也晚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识字,就要学英语,就要上补习班。

然而在发达国家是有立法的,幼儿园不准识字、不准教算数。为什么不准呢?是因为孩子的心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发育起来,而是要让他玩耍、让他自立。

外国的教育更重视另外一些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日本幼儿园,小孩儿每天带着好几套衣服上幼儿园,随时训练孩子们脱衣穿衣,一个是为了不使孩子丧失自己皮肤和身体来调节温度的功能,二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自立。

郑教授说,我们中国的孩子,依赖性太强,唐诗能背几十首,英语单词认识几百个,可是自己不会系鞋带、穿衣服,这种依赖会对孩子的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他认为,孩子在不该认字的年龄认字、在不该算数的年龄算数,美其名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民族都输在起跑线上。

在郑也夫教授看来,一个孩子不贪玩儿,比不爱读书更可怕。他说,日后有出息的人其实小时候都是比较贪玩儿的,贪玩儿是对某种东西热忱高涨,这是一件好事,如果都循规蹈矩那就完了。

什么叫兴趣?郑也夫教授说,兴趣就是把精力不平摊,把你的精力侧重在某些方面,不需要理性的算计要把精力主要投入在哪,你的兴趣就给你做了最好的指导。一般来说你的长项和你的兴趣是贴合的。郑教授的建议是,我们的家长不要和老师同心同德祸害我们的孩子,不要助纣为虐。

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与郑也夫教授非常相熟,他赞成郑教授的许多观点:

“郑也夫教授分析的现象还是和目前整体的社会状况、考试制度和教育制度有关系。在中国,人生的轨道是要上好大学,上一流大学,非常明显的等级化,这与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也与中国过去的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读书没有其他的办法来量化,只能用考试来评判,素质教育等都是空话。你总得要有一个评判标准,但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公平的,大家能心服口服的一个竞争和评判的标准。结果搞来搞去,最后标准还是落实在考试上,就像中国过去的科举考试,以及后来的高考等等。”

陈奎德先生说,其它国家也有考试,但是在中国,一个考试就可以决定一个人是人上人,中等人,还是下等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其它国家的考试有多种多样的标准,比如美国就有非常多的评判标准,而中国缺乏这种评价体系和多元的竞争体系。陈奎德先生接着说:

“中国年轻人除了考试外,其它方面都卡得很死,不像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充满机遇,所以很多人说,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国家,就是说有不同才能的人,通过各种机遇和机会,最后能冒出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共的统治,把很多机会都扼杀掉了。”

陈奎德先生认为,郑教授所说的很多现象都存在,也不合理,这是社会的大环境和制度使然:

“在中国,如果要让孩子成为上等人或在社会上成功,社会就逼着你不得不这样干,因为外在的力量非常大,即使你批评这些现象也没有用,因为在这样强大的制度环境压力下,人们一定还是会朝那个方向走,还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陈奎德先生说,我们不能埋怨家长无知或者愚蠢,因为家长不这样做,就觉得自己的孩子输定了,而且事实上可能也是这样。

中国的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创造性人才,这样会不会导致中国整个民族输在起跑线上?对此,陈奎德先生评论说:

“中国如果基本制度有改变的话,也就是在社会控制上,与其它国家接近,情况会好一些。各种各样的人才只有在比较自由的社会里,才容易找到自己长处的发挥点,出现人才甚至创造性人才。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的路好走,就是考大学,然后到各个企业发财,或者到政府部门当官。真正有才能的人,很难找到出人头地的空间。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但却受到压抑。人们常说日本人善于模仿,但现在很多的发明包括诺贝尔奖,都是由日本人做出来。日本人过去并不擅长创造,但是二战之后,制度环境改变了,日本就冒出了大量人才。而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耶鲁大学的康正果老师认为,郑也夫教授澄清了一些问题,比如他强调知识不是能力,学了知识要转化成能力有一个相当的过程:

“读了郑教授的文章,我也在反思和回顾。比如他在谈素质的时候,我想与其用素质,不如用教养。一个人有没有教养,显然是和这个人的父母,家庭和所居住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

康老师以他自己为例说:

“我的奶妈是农村人,基本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很有志气,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她教我从不羡慕或者嫉妒别人,也不去与别的孩子攀比。我的一位老校友也谈到,一个人要做好自己,而不是与别人比。”

但中国的应试教育毕竟是一考定终身,在这种教育下,老师和家长都没有多少选择,现在的很多孩子连玩都不会了。有位父亲在网上发帖说,他小的时候,做完作业后就出去玩,天不黑不回家,肚子不饿不回家,而现在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玩,让出去玩,还要家长陪着。对此,康老师说:

“在美国的幼儿园,不会教孩子去认字,幼儿园就是要让孩子在黑板上乱画,在纸上乱画,用胶泥捏一个什么东西,教孩子各种各样的游戏,这都属于能力的培养。我生长在50年代,当时家庭作业不多,放学后,基本上都去玩了,那时也很少有学校评比和排名次。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所谓利益集团在起作用。”

在康老师看来,现在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三大利益集团在控制:

“一个就是教育的官僚体制集团,从教委教育部,一直到省教育厅,教育局,指标就是这些人定的,怎么样排名次考核得奖,因为这都和这些部长局长校长能不能升官,能不能从中得利有很大关系。第二,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官僚体系来控制教育的话,改革开放以后因为一切向钱看,教育官僚集团与教育,商业体系联系在一起,比如出版社出版各种补充教材,还有课外的培训班等等。郑也夫教授说,素质本来是一个人天生的能力,但因为办这些班可以赚钱,所以孩子们的书包就越来越沉重,各种各样的补充教材和课外辅导也越来越多。第三,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所谓学者和专家到处演讲去拿演讲费,都是和商业体系官僚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伪学者们对学生起了毒害作用。现在学生负担重,都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

不久前,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发表文章,分析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开始不爱招中国学生了。陈志武教授说,有件事再次引发了他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他说,他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时,这位教授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陈教授说,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因为这位金融教授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来许多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表现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后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表现都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陈志武教授说,虽然耶鲁大学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他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第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耶鲁大学的康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也举例说:

“我们系的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曾经招了一个中国学生,这个学生当时GRE分数最高,甚至比美国白人GRE的成绩还高,但后来让这个学生退学了,原因是论文写不出来。为什么这个学生考试的成绩那么高呢?因为他花了很多学费参加了考托福和GRE的培训班,培训班的教师把历年的题收集在一起进行猜题且相当准确。中国的应试教育就是这种教育,虽然说没有作弊,但其实也是另一意义上的作弊,是一种投机取巧。这些学生获得了好的成绩,但毕业以后缺乏创造力。中国有大量学生到美国并不是来发明和创造什么,或者能给公司带来多大利益,他们来美国就是为了留下来。”

就耶鲁大学等美国名牌大学不愿招收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

“耶鲁大学不敢说不招中国学生,但可能是这2、30年来慢慢地对中国学生形成了一些看法,今后可能招中国学生会少一些,使得中国学生的入学不象以往那么容易了。不少教授可能觉得中国学生从概率上来说,有一些长处和一些短处,看来过去对他们的长处也许看得过多,短处没有注意到,以后招生时学校会更注意这一点,我相信这可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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