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妇幼论坛:反送中运动促香港年轻人成为“抗争专家”?

20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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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香港警察走过被破坏的立法会大楼外面。(美联社)
一名香港警察走过被破坏的立法会大楼外面。(美联社)

香港今年6月份爆发一系列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及道歉,但风波并未平息。7月1日是香港移交22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共建党98周年,香港“反送中”示威运动在这一天升级,民众冲击并占领了立法会大楼。

连日来备受攻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强烈谴责示威者以极暴力方式冲击立法会,批评他们目无法纪,无助社会寻求共识。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因为立法会大楼遭到破坏,未来两周立法会不能举行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反《逃犯条例》运动逐步升级,除了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主要大型集会游行外,年轻的示威者在没有任何组织带领和呼吁下,发起了形形色色的抗议活动,有外界评论认为他们开始成为抗争专家。

美国《洛杉矶时报》分析称,香港因为以往大型的游行示威经验,发展出新的运动模式,而香港的示威者“就像人工智能般会自我完善”。


香港警方在香港立法会大楼一个破损的玻璃外执勤。(美联社)
香港警方在香港立法会大楼一个破损的玻璃外执勤。(美联社)

目前香港的示威模式分成两种,一种是由“民阵”举办传统的集会游行活动,自2003年起,“民阵”每年均发起“七一”游行,近期发送中的两次上百万人游行,同样由“民阵”发起。

另外一种抗争模式则是没有领袖的自发活动,示威者通过网络平台响应号召,组织和参与低成本、策略快速的示威活动,例如围堵警察总部、税务大楼等政府机关,冲击立法会,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停止运作。

香港有专家把这种抗争模式称为“野猫式抗争”,即有针对性地短暂影响政府运作,使林郑月娥余下任期推行争议性政策的难度加大。但也有人认为,这些“野猫式抗争”会影响民生的不合作运动,建制派人士不断抨击示威升级会导致“民意逆转”,而且运动能持续多久令人怀疑。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首先谈到,香港和大陆毕竟不一样:

“因为英国殖民香港90多年留下了健全的法律体系,由此产生的私有制,使香港社会有强大的社会资本、独立的律师、教会和大学,还有言论自由,这决定了香港人能够组织和行动起来,而且香港也有反对党,这些都在这次运动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香港青年之所以反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公民权利意识的独立成长。香港回归之前是英国殖民地,青年人也没有掀起过大规模的运动来争取民主自由,而英国尽管给了香港自由,却没有给香港以民主,没有给香港的立法会和总督直选的机会。夏明教授说:

“香港回归已经20年,恰好是一代人的成长。也就是说,这一代抗议的主体青年人,既没有生活在殖民地的形态下,同时又接受了历史留给他们的自由的遗产,所以他们的抗争就非常本土和发自内心,而香港的主体性公民意识就是要捍卫他们生活中已经像空气一样习惯的自由和法制。这是香港人和中共发生冲突的最主要原因。”

有分析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受到全球关注,香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重要地位,中国政府目前看来不得不对香港问题采取审慎态度。夏明教授对此表示: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与全球形成良性互动,而且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等各种枢纽都在香港集聚,跨国公司的许多总部也在香港。而媒体在大陆越来越没有自由,香港就成为他们的主要据点。因此,如果中国政府在香港出现大的错误,可能会损伤其整体利益。所以,中国政府目前比较谨慎。”


一名女子在清理香港立法会大楼外的一个场地。(美联社)
一名女子在清理香港立法会大楼外的一个场地。(美联社)

据媒体披露,在香港这次规模巨大的反送中运动中,至少有两名示威者自杀,有记者多次追问,然而林郑月娥却始终避答问题。夏明教授说:

“两个香港年轻人跳楼自杀事件,令人揪心。首先我们不鼓励任何人去这样结束生命,今年五、六月份,我在台湾探访台湾的自由民主之路,台湾也出现过自焚自杀,也出现过枪杀他们的领导人,也出现过游行、静坐示威和与军警发生冲突,英雄和烈士确实为我们赢得了很多自由,自由并非没有代价。”

再来对比中国大陆的抗争,夏明教授说,8964之所以有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学生绝食,否则六四学运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

“同样,今天香港的抗争之所以能够牵动大家的心弦,很重要的就是有这些愿意为民主自由牺牲的人。这种精神令人想起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香港青年的抗争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我觉得这也使香港的抗争成功成为可能。”

夏明教授日前曾在苹果日报上就香港反送中运动发表评论员文章,谈到一个政府实施善政的重要性:

“善政就是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习近平应该以不忍之心看待当前香港事态的发展。香港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活口,为什么不留下这个活口给中国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呢?”

有专家把香港年轻人这次反送中的抗争模式称为“野猫式抗争”,有人认为,这种模式会影响民众的不合作运动。建制派人士不断抨击这些示威者,说香港年轻人不见好就收的话,会导致民意逆转,以前因为警方使用催泪弹等而对示威者表示同情的,可能会转为谴责的态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6月30日,有近17万香港市民冒雨出席“撑警集会”,支持香港警察维持秩序,他们高呼口号,表达“撑警队,护法治,保安宁”的诉求。就此,夏明教授评论说:

“因为香港有丰厚的社会资本,其社会运动就容易收放自如,因为他们不是乌合之众。另外,香港作为一个七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有两百万人口出来抗议,也就是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这显示出建制派并非铁板一块。其实,香港过去有许多建制派包括李嘉诚,都认为中共的一国两制可以走出一条路,但最后很多人对此是失望的,包括李嘉诚。以脚投票就已经表达了对一国两制的高度失望。”

所以夏明教授认为,香港政府现在丧失了法治原则:


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示威人士冲进香港立法会大楼在墙壁上留下涂鸦标语。(美联社)
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示威人士冲进香港立法会大楼在墙壁上留下涂鸦标语。(美联社)

“而这不仅危害香港年轻人,也危害建制派,甚至也危害到那些从大陆到香港的占15%到20的所谓新香港人。这些人中有很多在大陆得到既得利益的高官,与中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把香港作为藏金的地方,进可攻退可守,这些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纠缠,使习近平在香港做事就不那么容易。”

但是这种抗争是不是像有些建制派说的,就是无目的地把香港这个城市瘫痪而影响这个城市的生活呢?夏明教授说:

“我相信不是这样。从香港的雨伞运动到今天,香港的年轻示威者收放自如,这点与当年中国的八九学运就不一样。八九学运时,我的主张是达到一定的目的后就回校园,所以我们在上海就进行了这种模式。但后来北京的镇压使中国的民主进程被悲剧性的拖延。”

夏明教授说,他相信香港年轻人的智慧,不会重复8964时的悲剧:

“我相信他们会以野猫式或者闪电般的抗争,在节假日展示他们的实力,影响公众舆论,但同时又不使香港城市瘫痪,不影响国计民生,但有时会让政府陷入局部瘫痪。你可以看到,现在香港人的认同已逐渐偏离了中国大陆,这种抗争是会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的。”

夏明教授说,香港现在的发展有几个不同方向,不幸的是我们看到香港反送中爆发,引发一股新的撕裂中国的潮流。他接着说:

“有人说,把香港分出去,我认为,香港人有活路,中国人就有活路。香港作为一个大都市,就是现代社会的高度合作与分工,就像法国社会学家所说,是一种有机的团结,不是一种无机的叠加。深度的合作需要有规模,所以现在是经济规模越大越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城市大都会的聚积、有全球化的出现。”


香港立法会大楼外面玻璃上的涂鸦。(美联社)
香港立法会大楼外面玻璃上的涂鸦。(美联社)

而香港这次声势浩大的抗争,其实是全球化的产物,夏明教授说:

“香港的抗争是为中国找一条活路,而不是香港与中国大陆形成你死我活的对立。我不知道习近平现在知不知道香港的事件、或者说知道了以后他的决策是否获得党内的一致拥护?我希望外在民主力量的压力能够引发中国精英阶层的分化,就像香港的建制派已经出现分化一样,这样对香港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伴随着7月1日反送中运动升级、香港抗议者冲进立法会大楼遭到警方清场,英国政府7月2日对中国提出警告,并表示英国支持香港民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本周二的记者会上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的态度坚定不移。中方要求英方深刻反思错误言行的后果,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参与运动的香港大学生陈同学(化名)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即使有政治力量在背后策动,但她们认为反送中运动的参与者会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行动,不会轻易被煽动,“更与外国势力无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8964学生领袖之一王军涛先生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香港这场运动就像人类政治史上所有大规模的运动一样,主要是治理者的失误或者失败造成,所谓别有用心的人和外国势力,不足以发动起这么大的运动。”

而修改逃犯条例,确实破坏了香港的法制,王军涛先生说:

“对此,香港大律师公会已经作出了司法分析,港府无视这些分析,想强行通过逃犯条例而激起民愤,所以才产生了这样大规模的抗争。而香港执政者又对这种抗争毫无感觉,这使民众开始采取更加激烈的方式。所以这一事件的起因与外来势力没有关系,主要是香港政府的失误,刺激出这种民变。”

第二,关于这次运动是否有组织、又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浩大声势,王军涛先生说:

“我觉得在研究社会运动时,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一定是有组织的;另一种是这种运动能大规模发展,特别是在治理者事先没有知觉或者其他各界都没有知觉的情况下一哄而起,是有宏观因素的。如果是第二种的话,一般属于突发骚乱。但第一种更可以解释为一种持续的运动、特别是能持续几年到十几年的运动。”

而香港这次运动是介于二者之间,王军涛先生说:

“因为香港的抗争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从2003年的七一抗议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开始,到后来的占中运动,此外,还有选举中的一次次的合法动员,都在积聚一种不满情绪。当一批批的不满者持续增长时,实际上就有组织了。这种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都不重要,主要是这些活动人士达成了共识。”

这次反送中抗议活动规模之大,应该说绝大多数参与者并不是在原来这个组织之中,社交媒体对运动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王军涛先生说:

“北京七六年和八九年的民主运动,那时候也没有社交媒体,那时候的学生运动虽然也有一些组织,但都是临时召集人,都是在运动中形成组织,就是先有运动后有组织。所以香港这场运动持续下去后,一定会产生自己的组织,而且会由此产生一些骨干。”

谈到这次香港抗争运动的发展趋势,香港理工大学讲师李峻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政府如果在未来几周不作出重大让步,这些示威不会停,”他说,“政府只能期望示威者累了,不再搞下去。”王军涛先生对此表示:

“香港的执政者显然想用拖的方式,示威者当然不会干,他们可能要采取更激烈的方式,迫使香港政府表态。通常这种政治运动和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即要不然是镇压、要不然是全面答应他们的要求。想拖的话,只会使运动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激烈,因为这么大的运动,想无声无息地收场不大可能,一定要大多数参与者满意才行。”

而在8964时,其实多数人觉得运动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候,就该收。王军涛先生说:

“所以到6月3号中国政府决定镇压的时候,多数参与者已经离开广场。但如果政府真的镇压,那么他们马上又感到很愤怒,他们觉得这场运动的起因源自于政府的不当决定和错误,而政府非但不去纠正错误,反而进行镇压。6月3日那天当中国政府镇压的信息传出来时,北京老百姓倾城出动进行抵抗。”

所以,王军涛先生认为,如果香港局势持续发展、政府真的镇压,会激起民变,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也许会激起更大民意反弹,就像1989年一样。

王军涛先生最后表示,香港这次运动要想没有交代是不可能的。港府拖的结果可能使抗议规模一次比一次小,但人们会更加坚决、也许会用更激烈的方式采取行动。他说,当年很多革命都是这样发生的,就是统治者采取一些回应,多数人觉得不满意,但同时认为长期这样不正常的生活也不行,要回归正常生活。但如果你真的镇压少数坚决的行动者的话,他们会回到街上,甚至进行革命。

据本台最新消息,香港发生第四起涉及“反送中”的命案,一名女子跳楼自杀并留下遗书,表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多家高校的学生会拒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闭门会面邀请,批评政府选择性对话,并提出两大会面条件。第一,不追究6月9日起的反修例示威活动,第二,公开与香港各界对话,媒体必须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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