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院裁決同性伴侶有權獲配偶簽證

香港高等法院（AFP）

在今天的節目裏，我們將對以下兩個話題進行探討，一是香港法院裁決同性伴侶有權獲得配偶簽證，二是“亞裔性格” 會讓你與哈佛無緣？

 

香港法院裁決同性伴侶有權獲配偶簽證

香港終審法院最近裁決，在該市居住的同性伴侶與結了婚的異性伴侶享有同樣的配偶簽證權，而該決定可能對在亞洲推進同性戀權利具有深遠影響。

2014年，一名希望與伴侶一道獲得簽證的英國女性對該案提起第一次訴訟，同性戀權益倡導人士曾表示，香港一直未能認可此類權利，辜負了其“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銀行和法律界開始推動讓此類權利得到認可，以吸引和留住香港這個金融、商業中心的頂尖人才。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一裁決是香港的里程碑，也是‘亞洲各地同性戀權利’的分水嶺時刻”。那名涉案的英國女子（法庭文件僅稱其爲QT）在2011年以訪客身份來到香港，此前幾個月，她在英國與SS結成了同性民事伴侶關係，SS是一名擁有南非和英國國籍的女子，她接受了一份香港的工作。香港當局以香港婚姻爲一名男子與一名女子結合的依據，拒絕了QT的受養人簽證申請。沒有這種簽證，外國伴侶僅能持短期旅遊簽證留在香港，並且無法工作或獲得公共服務。

QT之後將政府告上法庭，聲稱港府存在基於性取向的歧視。2016年，她在原訴訟中敗訴。去年秋天，上訴法庭以簽證政策爲間接歧視爲由，一致作出了有利於她的判決，該決定在最近終審法庭一致作出的裁決中得到了支持。在聲明中，QT表示該裁決“重申了在這個美好、充滿活力的城市中數百萬人知道的事實，即基於性取向的歧視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視一樣，都是冒犯且有損人格。”

中國深圳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評論，香港法院的裁決是件好事：

“因爲性取向是人的基本權利，香港和歐美國家都可以接受同性伴侶的權利，我知道以前曾經有香港公務員因爲當局沒有認可他和同性伴侶的關係，而起訴港府。”

在中國大陸，同性戀被接受程度又如何呢？劉開明先生說，從政府和公衆的態度，都是不接受同性戀的，目前只是在一些城市和少數人羣中可以寬容這種現象：

“但從法律上來說，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公共法律政策都沒有對此作好準備。”

的確，在中國大陸，同性戀仍然不爲主流社會接納，人們對同性戀也大多持保守態度。今年5月份，歐洲歌唱大賽因爲涉同性戀內容而在中國遭審查就是一例。那麼，香港法院的這次裁決對中國大陸同性戀的合法化有沒有推動作用？劉開明先生對此表示：

“我覺得不會有，因爲香港還是香港，大陸現在仍然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社會，公共政策的變化，更多的是由政府領導人來主導。顯然，政府不可能認可同性伴侶的合法權利，只是不會像以前那樣，把同性戀作爲流氓或者是一種犯罪行爲來看待，也就是說，可以寬容同性戀伴侶在一起，但從法律上不會給予保護，比如說像夫妻合法婚姻受到保護一樣。”

劉開明先生舉例說: “中國目前單身女性生育權利的問題，以及單身男性生育權利的問題，都沒有保障，因此同性戀在中國還是一個超前話題。”

在中國，同性戀的權利爲什麼短期內不可能實現？劉開明先生說：

“因爲政府領導人並不認爲同性戀是一種合適的形式，即使是倡導女權的活動人士仍然受到打壓和傷害，中國女性各方面的權利從法律和政策上面臨很多障礙，更不用說同性伴侶這種更超前的現象。”

在香港法庭勝訴的QT的律師表示，該案的裁決對當地居民及僑居香港的人都有很大意義，對前往加拿大、美國及其他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結婚的香港居民來說，這個裁決可應用於住房、繼承權及領養權等領域。

在香港法院作出這項裁決的前一天，香港大學公佈了一項2017年民調的結果，顯示在接受調查的香港居民中，半數以上支持同性婚姻，而2013年這一比例爲38%。這項調查也發現，香港居民同樣支持向同性伴侶發放移民簽證。

我們就此還採訪了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先生，他首先從宗教的角度談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其實同性戀問題是人類社會面臨的許多問題之一，同性戀對兩類人是大問題。第一類人是信基督教或者是有信仰的人，以往在他們的宗教教育中，對同性戀是嚴加排斥的。但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在社會生活和各個方面，基督教和其他信仰作爲唯一道德懲罰的準則，其作用越來越小，而且基督教團體對於過去一些宗教上嚴厲禁止的事情也有寬容。比較典型的就是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同性戀可以結婚。”

王軍濤先生說，第二類人是屬於傳統意識比較強的，他們可能從生理上對同性戀比較反感，但只要不妨礙他人，同性戀是個人的選擇和自由。分析香港法院的裁決在促進亞洲的社會進步上，會有多大作用，王軍濤先生表示：

“香港有很多天主教徒，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一些事情，天主教徒是不接受的。香港法院的裁決肯定對香港同性戀羣體有很大意義，但也不能把這件事情特別誇大，因爲在21世紀的今天，困擾人類的問題太多了。”

不過，王軍濤先生同時表示，由於香港代表了國際大都會在亞洲的形象，所以香港法院的這一裁決對留住香港的頂尖人才有益：

“從我對美國的觀察來看, 對同性戀看法最寬容、最理解和最尊重的區域，一般是教育程度高、科技比較發達、特別是屬於創新的地區，比如硅谷，以及美國一些大的科研公司和單位。而且，這些地方也是人們公開表達同性戀和維護同性戀權益最集中的地方，這可能對香港有積極的作用。”

王軍濤先生認爲，香港法院的裁決對大陸關注同性戀進步的人，肯定也有鼓舞作用，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會開始積極思考這個問題。他接着說：

“但同時因爲大陸人的宗教信仰不是很強烈，而且宗教在中國不似在西方國家那樣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中國在傳統上是嚴厲鎮壓和控制各種宗教, 不允許干預政治領域。所以，同性戀在中國不應當遇到特別大的阻力。”

其實，王軍濤先生說，中國大陸對同性戀的看法可能更多的只是不喜歡，而不會強烈反對。他說，他接觸過一些同性戀，個人感覺他們人都挺好，比一般的人更善良，服飾等也比一般人更文明。

那麼，中國政府是否應爲同性戀人士創造更爲寬鬆的社會環境？王軍濤先生表示:“這個事情我認爲政府就不要去管了。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政府和法院之所以要管這個事兒，是因爲很多社會團體歧視他們，所以法院才通過立法，裁定同性戀有合法權利。因此在一些同性戀不是問題的地方，法院就沒有必要做這種裁決。當然，如果立法承認同性戀的合法權利，那社會團體要尊重同性戀，不能因爲他/她是同性戀而剝奪其工作機會等各種權利。”

但是在中國，王軍濤先生說，共產黨剝奪人的權利的機會太多了，同性戀的權利相對來說牽涉的人數比較少：

“共產黨給人什麼權利啦？美國人有選舉權，有言論自由權，同性戀的權利也提到日程上。但如果在中國，同性戀連選舉權和言論自由權等什麼權利都沒有的話，你僅僅給他一個同性戀的權利又有何用？在排序上，如果中國共產黨真有一天允許同性戀，而不許人們自由選舉，那就會是一個很奇怪的事。”

 

“亞裔性格”讓你與哈佛無緣？

好聽衆朋友，接下來我們再來談談，所謂“亞裔性格”存不存在？它是否會讓你與美國哈佛大學等長春藤大學無緣？

英國《金融時報》最近報道說，美國哈佛大學涉嫌種族歧視，亞裔申請者的“性格分數”在所有族裔當中的排名墊底，且該評比項目高度主觀，成爲滋生歧視的土壤。

早在2014年， 一個叫做“大學生公平入學”(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的組織，就控告哈佛在錄取學生的過程中歧視亞裔，亞裔學生要表現比其他族裔學生更爲出色才能被錄取。隨着原告及被告雙方陸續公佈多份資料，準備在今年10月上法庭，人們也得以從這些文件中管中窺豹，分析哈佛的錄取政策是否涉嫌種族歧視。

與中國高考“一考定終身”不同，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美國私立名校，會通過學校成績、標準化考試成績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入學申請、課外活動、體育或藝術特長、高中老師或輔導員推薦信、面試官推薦信等多種因素，考慮入學申請。而負責審閱申請資料的名校招生辦(Admission Office)，常被媒體戲稱爲“精英世界的看門人”。

長久以來，學生和家長懷疑這些“掌門人”對亞裔要求異常苛刻。例如在美國大學申請論壇（College Confidential）上，經常會看到網友回覆“要是你不是華裔，肯定能進哈佛大學”。一個印度裔美國人（Vijay Chokal-Ingam）更是寫了一本書（《Almost Black》），講他如何靠自己黝黑的膚色，在醫學院申請書上假扮非裔，以非常低的考試成績進了醫學院。2009年，兩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就從數據裏發現，在滿分1600的SAT考試中，亞裔要比白人考分高140分、比非裔高450分，才能保證錄取率一樣。

哈佛一直否認其錄取過程歧視亞裔，校方的說辭是，哈佛招生辦不止考慮成績，還考慮申請人的素質、課外活動、體育特長等綜合條件。

而這次“大學生公平入學”和哈佛大學在法庭內幾番周旋後，法庭要求哈佛大學向原告提供近20年的錄取數據。原告的數據分析否認了哈佛的說辭——就算成績以外的綜合條件一樣的話，亞裔的錄取率也比其他族裔更低。如果根據成績、課外活動等多重因素打分，亞裔的錄取率是25%，但假如把族裔改成白人的話，錄取率會上升到35%。如果再把族裔改成非裔，錄取率會達到驚人的95%。

儘管目前哈佛大學校方提出不同的數據分析，顯示校方並無歧視，但原告還發掘了哈佛招生辦歧視的重要手段，即幫申請人打“性格分”。哈佛的招生官員會從“學術”、“課外活動”、“性格”三個方面打分，然後酌情錄取。其中，亞裔的“學術分”遠高於其他族裔，“課外活動分”和白人不相上下，但高於其他族裔。而在主觀性最強的“性格分”上，亞裔的得分卻是墊底。

這開始讓外界懷疑，這個“性格分”並非是爲了篩選出德智雙全的申請人，而是學校招生辦爲了控制族裔人數所使用的手段。

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說，哈佛招生辦的性格打分不僅有種族歧視的嫌疑，其有效性也十分可疑，但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性格特徵對學生在校園裏的表現有影響。

就此，中國深圳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評論說：“這方面還是對亞裔有歧視，亞裔考試成績優秀，爲什麼不被錄取？常青藤學校在考慮問題時可能角度不同。”

亞裔學生成績優秀的非常多，劉開明先生說，如果只按成績錄取，常春藤學校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都是亞裔學生。他接着說：

“另外一個問題是亞裔、特別是東亞的亞裔，受儒家影響比較多，很多學生不太善於表達自己，比較容易表現出沉悶的性格，似乎獨立思考能力也不夠。而這實際上是對一個族裔的傳統刻板印象。因爲我們知道東亞，包括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大城市孩子所受教育非常好，自身也優秀。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對亞裔特別是東亞的亞裔有歧視。”

那麼，亞裔自身有沒有問題？有相關評論說，特別是從大陸來的學生，因爲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應試教育，似乎不少學生高分低能，性格內向，不像印度裔的學生善於表達。對此，劉開明先生表示：

“印度裔整體表達能力一直很好，他們比較願意與人溝通。確實，不僅是華裔，包括韓裔、日本裔和臺灣、香港，我們整個東亞文化圈這些人，應該說從傳統上和文化習慣上都是比較保守和退縮型的，在溝通和表達上不如非洲裔和白人，也不願意做領導者出頭。傳統的東亞人更多的是內斂和保守，跟從性比較多一點。當然，這種傳統習慣也可能正在改變。中國的應試教育確實對人才有一定的摧毀，但總體上很多中國孩子還是非常優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先生也就此談了他的看法：“美國大學要保障在種族上的多元化，這些問題在別的國家都不是問題，比如說在日本，而這在美國就成了問題。因爲美國的大學要保持種族、文化以及人民的多元性，這是他們維持大學活力的手段之一。在美國，一個頂尖的研究和教育機構，會保證它的族裔和文化來源的多樣性，保證各個族裔的比例，這對考分比較優秀的亞裔學生是打擊和壓制。否則，美國的頂級大學恐怕就要被亞洲學生差不多佔滿。”

而反對的人陳述的道理也很簡單，王軍濤先生說，他們要求發展機會平等，不應因爲人的出身和種族受到歧視。但是，要保證一個學校在種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那肯定就會對一些優秀學生有歧視和不公平的現象，錄取分數就不那麼公正：

“在這個問題上，我並不因爲我是個中國人，就認爲應當對中國人有一個更好的標準，但在現實裏，這確實傷害了中國學生。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教育也確實有很多偏差，如果教育機會完全由亞洲學生佔據的話，這也是個大問題。”

王軍濤先生說，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好大學，但是從辦大學的宗旨來說，在美國這樣的國家，要保持一流大學的一流，確實需要多元化。事實上，王軍濤先生承認，我們亞裔確實被犧牲了，但他接着列舉美國南北戰爭爲例：

“南方必須要繳械投降，是不是屈辱呢？南方要獨立，要保留奴隸制，而如果當時13個州的獨立理由成立的話，那爲什麼當時就是不許南方獨立？這就是現實，否則就沒有今天強大的美國，人類在保證其和平和進步上，就失去美國這樣一個強大的力量。如果允許南方獨立，美國也就不存在了。在這個過程中，總有人要犧牲，也總有不公平的事情發生。”

那麼中國的應試教育造成不少中國學生高分低能，是否對形成所謂“亞裔性格”的說法有所貢獻？王軍濤先生表示：

“其實我倒覺得這是對中國學生的歧視，說亞洲學生高分低能，你可以看看日本，日本人在很多方面的創造性也是很強的，只是表現領域不一樣。中國人在南韓和日本都有一些出色的企業，這些企業的經濟表現也很靚麗，但在美國就是不能生存，這其中也包括王永慶、李嘉誠和霍英東等名人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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