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吗?(上)

201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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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张戎新书为慈禧太后正名。(网络图片)
图片:张戎新书为慈禧太后正名。(网络图片)

慈禧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吗?这是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的一篇评价慈禧的文章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

文章说,她作为一名十几岁的嫔妃进入了一个古老帝国的皇宫,皇帝选中她与自己同床共枕,因为她有美丽的容貌,完美的举止,尤其是她歌唱的能力。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宫廷里,阴谋、强迫自杀和下毒层出不穷。咸丰皇帝死后,她垂帘听政,以年幼的男性继承人的名义治理帝国。

也许是为了摆脱这些不公的制约,清朝最后几十年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重建了一个神奇的仙境:颐和园,现在每天吸引大量游客。游客中的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猎奇者,他们上学时曾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读到,慈禧太后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把国家财富据为己有,对中国在1895年耻辱地败给了日本负有责任。

真是这样吗?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这位堪比维多利亚女王的人物显然十分强硬,以至于一些修正主义的历史诠释视她为一名女性主义者,至少放在19世纪末的情境下是这样,因为当时中国女性受到的待遇不比痰盂好多少。

在中国,强势女性常常被描绘为迷恋权力的人,有时还不理性,在政府高层中显然极少能见到她们。当代中国没有希拉里-克林顿式的人物,也没有德国的默克尔那样的人,默克尔敢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抗衡。

所以,回到共产主义时代之前去谈论一位女性主义开拓者是有道理的,在一位统治国家将近50年(从1861年直到1908年去世)的女性身上寻找女性主义理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把慈禧太后当作这样的例子很难有说服力,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慈禧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从未试图逃脱限制、获得个人自由。华裔历史学家张戎从她写的传记《慈禧太后》(Empress Dowager Cixi)入手,对慈禧进行了重新评价。身居海外的张戎认为,慈禧太后把中国从中世纪带入了现代社会,她称慈禧为“了不起的女政治家”。在张戎看来,慈禧之后中国再无女强人。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慈禧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呢?旅居德国的独立评论人士史明先生认为,这毫无疑问是夸大其词:

“因为女性主义本身的核心,不是说女性就代表女性主义,也不是所有成功的女性,都代表女性主义。在历史或现在的政治舞台上成功的女性,有很多都不是女性主义者,有些甚至是反女性主义的。比如撒切尔,她不认为女性比男性有多大的优势,她认为精明能干不专属女性或者男性;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从来不谈女性主义,而且对其他女性政治家,她的戒备心理一点不比戒备男人更少。”

那么女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史明先生认为:

“女性主义是强调以女性本身为特点,以女性特点为支撑,来建构一种新的不同于男性的世界观和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这样的人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女性主义者。男人也有女性主义者,比如他就喜欢女人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方式,喜欢用感受和理智这种交替占主导地位的方式来看问题,这样的人我认为是女性主义者。”

史明先生说,有时慈禧身上具有很强的男人意味,比如说,她在处理跟八国联军的宣战过程中,我们看不出来慈禧身上具有女性思维的特点,而是一种权力思维的特点。

因此, 史明先生表示,如果认为慈禧是女性主义的先驱,这是从历史功利角度对女性主义的误判:

“因为如果在历史上立过功名的女性都是女性主义者的话,那汉高祖刘邦的媳妇吕后也统治过中国,汉高祖死了以后吕后收拾权贵,汉高祖手下的大将都死在她手下,她统治了很长时间。 如果按照历史所谓功成名就,怎么数也数不上慈禧,吕后比她早出两千年,而唐代的武则天和慈禧有很相像的地方。”

事实上,史明先生说,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吕后建立的汉朝和武则天建立的唐朝,虽然都有很坏的记录,但她们起码不昏庸,至少所谓汉王朝和唐王朝都没有发生亡党亡国的事情。但你能不能说,这两个女性也都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开创者和先驱者呢?不能。慈禧太后与女性主义也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夏教授认为,看一个人是不是女权主义者,不能只看性别:

“其实有很多男性也是女权主义者,比如达赖喇嘛就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所以我觉得看一个女性是不是女权主义者,不是看她们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最根本的是看她的建树和她的权力,是不是在社会的公平结构中,倾向于保护女性独立自治的生存状态,有平等和公平的机会,因此她们获得成功。这是评价一个女性是否具有女性主义先锋作用的重要标准。”

夏明教授认为,其实在一个男权社会下,作为一个女人,要达到最高权力和社会地位,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她们作为一个女人,其实并没有代表女性的利益,也不代表一个女性的群体。她们的成功,并不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成功,而是通过她是一个男人的母亲、妻子或其大家族,给她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夏明教授举例说:

“比如英迪拉-甘地,是印度的第一个女总理。但英迪拉-甘地是不是女权主义的象征呢?英迪拉-甘地的主要成就和她的爸爸有关,她爸爸从小就把她作为一个未来的女领袖来培养,而英迪拉-甘地与她丈夫的关系并不那么好,家庭也不那么幸福,后来她也离婚了。另外,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她对她三个孩子的关怀,更多的也是托付给家里的佣人和奶妈。因为英迪拉-甘地的爸爸是印度国父、有影响力,所以英迪拉-甘地就成为影响印度现代政治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是一个铁腕女性,包括在军事上扮演了一些重要角色。所以,英迪拉-甘地是不是女权主义的一个完美典范?我们对此会有存疑。”

慈禧的成功,则来自她的丈夫,菲律宾的女总统阿基诺也是如此。夏明教授说:

“跟阿基诺竞争的另一个女性是伊梅尔达-马科斯,而她的丈夫以前是菲律宾总统。所以她们两个女性的成功,更多的是夫贵妻荣。另外慈禧作为皇帝的母亲,地位高,后来又坐上太上皇的位置。”

因此,夏明教授说,虽然这些女性的成功方式不同,但最根本的原因,要么是因为父权,要么是夫权,同时还有一种母系社会的“媳妇终于熬成婆”的机制,使她们成为家族中地位最高、最受尊敬和最有权力的人。所以她们的成功是以父权和男权制的社会结构为基础,而构建出她们作为女政治家的权力:

“所以,女人政治家并不一定代表女性利益,因为她们可能更男性化,所以在男权社会里她能成功;同时女性政治家可能背叛了女人的利益,以获得男权结构的认同。”

夏明教授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欧洲来说,亚洲是政治经济落后的地区,但是世界上最早的女性政治家,亚洲出得最多:

“韩国有女总统、女总理,日本有女外相,台湾有女总统,菲律宾出现过两个女总统,印度尼西亚有女总统,新加坡有女总统,缅甸现在事实上的国家首脑是昂山素季夫人,孟加拉有过女总统和女总理,斯里兰卡也出现过女总统,印度出现过女总理和女总统,巴基斯坦也出现过女总理布托夫人。还有韩国的朴正熙和朴槿惠,日本田中角荣的女儿是日本外相,昂山素季的爸爸是昂山将军,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和她的爸爸尼赫鲁,包括班达拉奈克夫人跟她的丈夫,还有巴基斯坦布托夫人和她的爸爸,以及菲律宾的阿基诺总统等等。”

夏明教授说,这个现象说明,所有成功女性的后面,都有一个成功的爸爸、或者有名的丈夫。因此亚洲文化其实非常强调男权,但男权并没有否定母系的权力结构。所以亚洲的社会结构往往在公权领域是由男人掌控,但是到了家庭和私人领域, 往往是女性、特别是婆婆当家:

“我们可以以此来解释慈禧现象,因为慈禧是在宫廷里长大的,也就是说,她是在男权的结构下,把母系和家庭的权利与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宫廷的家族政治。因为慈禧是皇帝的妈妈,是前皇上的妻子,由此而奠定了她的女族长地位,所以慈禧的成功,就是这两者的偶然结合。当然,在亚洲国家出现这种偶然的频率比较高,这样就造就了慈禧。慈禧现象归结到一点,就是寡妇、女儿或者母亲的女人政治。当我们对这个现象进行评判时,如果把它过度地归于女权的作用,或者是女权的突破,就有些牵强附会。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在一种封建的男权专制结构下出现的某种变异,这种变异是因为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中间有一种权力的融合,而造就出这种独特的寡妇、母亲和女儿的政治现象。”

研究慈禧现象,夏明教授认为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中国历史上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并不始于盘古开天地,这是因为在母系社会时期,女性享有很高的权力地位。中国对女性的全面压抑始于儒学时代:

“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建立后,三纲五常对女性的压抑就越来越明显。儒学虽然是从孔子开始的,但是把它变成一个正规道统的,是宋朝的朱熹。汉人对女性的缠足,也大概始于宋朝,从此女性受到纲常伦理的压迫。”

夏教授表示,如果华裔女作家张戎喜欢慈禧的话,她也一定会喜欢唐代的武则天,因为武则天的风格与慈禧有相似之处。由于唐朝是在宋朝之前,所以宋朝朱熹的纲常伦理还没有变成正统,唐朝女性的权力和地位没有受到纲常伦理的限制,所以出现了武则天:

“因此,女性在宋朝以前的地位和宋朝以后有些不一样。但其发展又受到两次游牧民族的冲击。首先是蒙古人,然后是明朝。明朝时汉人对女性的管束更严,所以明朝的很多遗老遗少,后来逃到日本,也给日本带去了正统思想,因此日本女性受到纲常伦理的压迫比中国女性还要厉害,就是因为汉人的新儒学进入日本。而清朝又是一个游牧民族,接触汉文化不像汉人那么深,对女性的约束不像汉人那么严重,所以这些因素也是产生慈禧现象的原因。

在夏明教授看来,如果要说中国历史上有女权主义的代表,那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的祝英台。祝英台产生在西晋,祝英台当时能够男扮女装、离家求学、自由恋爱、选择自己的未来丈夫、与家庭发生冲突,都是在宋朝以前。所以中国汉人的纲常伦理对百姓的控制和约束,尤其对女性,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影响:

“正统的意识形态,往往对汉民族的影响较深。对少数民族弱一些,对宫廷、官宦人家和大户人家的女人,控制可能要明显一点。对乡野人家吃饭都吃不饱顾不上纲常伦理的人,控制就弱一点,比如我的外婆从小家里很穷,就从来没有缠过足。”

此外,夏明教授说,当我们研究比较独特的慈禧现象时,还要看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让世界意识到,女人也可以掌权做皇帝,所以当一个强悍的大英帝国把中国给打败时,也成为中国当时的政治结构可以接纳慈禧的因素:

“但是慈禧并没有像武则天那样称帝,而是垂帘听政,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宫廷里,慈禧作为大家族里面的‘婆婆’,玩弄她的权力。”

因此,夏明教授说,如果你把慈禧看成是中国女权历史上的一个先锋,但她这个先锋始终没有办法脱离那个非常强大的男性族权对她的约束,使得她只能以垂帘听政的形式控制宫廷、家族和政治权力,这是慈禧的局限性和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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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

张戎女士为慈禧太后作为女政治家正名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慈禧,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以及自由亚洲电台的这个节目,都提到了华裔历史学家张戎女士和她写的传记《慈禧太后》,对张女士“重新评价慈禧”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以为然,也许有其道理,但是,张女士的那本慈禧太后的传记,真的把慈禧太后作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了吗?
  其实,张女士的这本书,引导人们正视和深入思考,慈禧太后,一介女流之辈,毕竟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实际掌握大清帝国的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格局。十二年后,两宫太后卷帘归政。同治帝病逝,光绪帝继位,两宫再度垂帘听政。慈安太后去世后,慈禧发动“甲申易枢”,罢免恭亲王,独掌大权,五年后归政于光绪,退隐颐和园。九年后戊戌变法,拥戴光绪帝的维新党人号称“帝党”,因为难以控制帝国的官僚机器而步履维艰,于是铤而走险,密谋围园杀后,不幸事情败露。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帝,斩戊戌六君子,再度训政;庚子事变后,实行清末新政。戊戌政变后十年,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皇太后先后逝世。
  的确,慈禧太后不是“开创了突破性创新”之人,然而,她在她的权力之路上,最先遇到的障碍,就是满清贵族的保守官僚。她与这些满族权贵激烈交锋,促使她转向汉族官僚。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地方的乡绅、文人崛起为新的汉臣集团,而慈禧太后力主重用他们,放手其组织军队,取代八旗绿营而成为作战主力。这些汉臣于平乱之中羽翼渐丰,成为慈禧太后治理国家依恃的主要政治势力。他们在慈禧太后支持下推动“洋务”,使大清得以中兴──不同于所谓“康乾盛世”的模式,新的汉官僚集团从地方崛起、到中枢掌权,中兴之治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实现,有其历史意义。
  与这些汉族权臣不同,康、梁以及谭嗣同等维新党人,有新视野、新思想,但政治上抓住了年轻的光绪帝就急于求成,确为时势所迫,与他们自身在政治上的弱点也大有关系。变法中匆忙地大量出台改革措施,然而大多难以实际推行。他们自己也知道变法陷入困境,却只想着进一步抓住权力,乃至孤注一掷,策动围园杀后。这一步非同小可,因为这样就把慈禧太后逼到与他们对立的那边去了。慈禧太后已经归政光绪近十年,无论怎样放手,其权力地位依然稳固。她未必支持变法,也未必反对变法,但绝不能容忍变法威胁到她本人的地位,甚至人身安全。她轻而易举地发动政变,回到权力中枢,以血腥镇压中止了变法,而她以训政再掌大权,不久即推行清末新政,其意义并不亚于戊戌变法,而胜于后者之处恰恰在于,这一次是政治家在运作。
  大清的确在慈禧太后死后三年就崩溃,那其实意味着,这位老太太掌握权力,重用贤才,为大清争取到“中兴”,即使到戊戌之年也尚且气数未尽。维新党人饮恨,变法失败,而清廷还有力气再开新政,只是,慈禧太后再难支撑下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清败于日本,对于慈禧太后而言,可谓刻骨铭心。近代中国的维新派、共和党人,乃至朝中权贵,往往与日本有千丝万缕之联系,而慈禧太后对他们不惜动用铁腕,应该说,其中体现着慈禧太后对日本保持着的警戒之心。
  慈禧太后的最严重的败笔,当属对待义和团。列强要求剿灭义和团,且悍然调兵进京保护其使领馆和侨民。慈禧太后素来对洋人不满,在保守权贵鼓动下,她居然利用义和团,似乎得到民众支持,可以对列强宣战。这近似疯狂的举动,恰恰为汉族权臣所反对,而这些人正是慈禧太后的实际权力基础。他们实行“东南互保”,大胆地甘冒风险,以分裂中国来对抗已显出昏庸的慈禧太后,实际保全了大清及慈禧太后的权位。
  张女士的著作,将一个复杂的慈禧太后,特别是,她作为宫斗中磨练而成的老练的政治家,展现在人们面前。

2018-07-22 01:14

管见

张戎女士为慈禧太后作为女政治家正名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慈禧,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以及自由亚洲电台的这个节目,都提到了华裔历史学家张戎女士和她写的传记《慈禧太后》,对张女士“重新评价慈禧”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以为然,也许有其道理,但是,张女士的那本慈禧太后的传记,真的把慈禧太后作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了吗?
  其实,张女士的这本书,引导人们正视和深入思考,慈禧太后,一介女流之辈,毕竟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实际掌握大清帝国的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格局。十二年后,两宫太后卷帘归政。同治帝病逝,光绪帝继位,两宫再度垂帘听政。慈安太后去世后,慈禧发动“甲申易枢”,罢免恭亲王,独掌大权,五年后归政于光绪,退隐颐和园。九年后戊戌变法,拥戴光绪帝的维新党人号称“帝党”,因为难以控制帝国的官僚机器而步履维艰,于是铤而走险,密谋围园杀后,不幸事情败露。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帝,斩戊戌六君子,再度训政;庚子事变后,实行清末新政。戊戌政变后十年,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皇太后先后逝世。
  的确,慈禧太后不是“开创了突破性创新”之人,然而,她在她的权力之路上,最先遇到的障碍,就是满清贵族的保守官僚。她与这些满族权贵激烈交锋,促使她转向汉族官僚。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地方的乡绅、文人崛起为新的汉臣集团,而慈禧太后力主重用他们,放手其组织军队,取代八旗绿营而成为作战主力。这些汉臣于平乱之中羽翼渐丰,成为慈禧太后治理国家依恃的主要政治势力。他们在慈禧太后支持下推动“洋务”,使大清得以中兴──不同于所谓“康乾盛世”的模式,新的汉官僚集团从地方崛起、到中枢掌权,中兴之治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实现,有其历史意义。
  与这些汉族权臣不同,康、梁以及谭嗣同等维新党人,有新视野、新思想,但政治上抓住了年轻的光绪帝就急于求成,确为时势所迫,与他们自身在政治上的弱点也大有关系。变法中匆忙地大量出台改革措施,然而大多难以实际推行。他们自己也知道变法陷入困境,却只想着进一步抓住权力,乃至孤注一掷,策动围园杀后。这一步非同小可,因为这样就把慈禧太后逼到与他们对立的那边去了。慈禧太后已经归政光绪近十年,无论怎样放手,其权力地位依然稳固。她未必支持变法,也未必反对变法,但绝不能容忍变法威胁到她本人的地位,甚至人身安全。她轻而易举地发动政变,回到权力中枢,以血腥镇压中止了变法,而她以训政再掌大权,不久即推行清末新政,其意义并不亚于戊戌变法,而胜于后者之处恰恰在于,这一次是政治家在运作。
  大清的确在慈禧太后死后三年就崩溃,那其实意味着,这位老太太掌握权力,重用贤才,为大清争取到“中兴”,即使到戊戌之年也尚且气数未尽。维新党人饮恨,变法失败,而清廷还有力气再开新政,只是,慈禧太后再难支撑下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清败于日本,对于慈禧太后而言,可谓刻骨铭心。近代中国的维新派、共和党人,乃至朝中权贵,往往与日本有千丝万缕之联系,而慈禧太后对他们不惜动用铁腕,应该说,其中体现着慈禧太后对日本保持着的警戒之心。
  慈禧太后的最严重的败笔,当属对待义和团。列强要求剿灭义和团,且悍然调兵进京保护其使领馆和侨民。慈禧太后素来对洋人不满,在保守权贵鼓动下,她居然利用义和团,似乎得到民众支持,可以对列强宣战。这近似疯狂的举动,恰恰为汉族权臣所反对,而这些人正是慈禧太后的实际权力基础。他们实行“东南互保”,大胆地甘冒风险,以分裂中国来对抗已显出昏庸的慈禧太后,实际保全了大清及慈禧太后的权位。
  张女士的著作,将一个复杂的慈禧太后,特别是,她作为宫斗中磨练而成的老练的政治家,展现在人们面前。

2018-07-22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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