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中國女性主義的先驅嗎？（上）

圖片：張戎新書爲慈禧太后正名。（網絡圖片）

慈禧是中國女性主義的先驅嗎？這是美國紐約時報日前發表的一篇評價慈禧的文章開宗明義提出的問題。

文章說，她作爲一名十幾歲的嬪妃進入了一個古老帝國的皇宮，皇帝選中她與自己同牀共枕，因爲她有美麗的容貌，完美的舉止，尤其是她歌唱的能力。在這個男性主導的宮廷裏，陰謀、強迫自殺和下毒層出不窮。咸豐皇帝死後，她垂簾聽政，以年幼的男性繼承人的名義治理帝國。

也許是爲了擺脫這些不公的制約，清朝最後幾十年的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重建了一個神奇的仙境：頤和園，現在每天吸引大量遊客。遊客中的大多數是來自中國各地的獵奇者，他們上學時曾在共產黨的教科書中讀到，慈禧太后是一個脾氣暴躁的女人，把國家財富據爲己有，對中國在1895年恥辱地敗給了日本負有責任。

真是這樣嗎？紐約時報的文章說，這位堪比維多利亞女王的人物顯然十分強硬，以至於一些修正主義的歷史詮釋視她爲一名女性主義者，至少放在19世紀末的情境下是這樣，因爲當時中國女性受到的待遇不比痰盂好多少。

在中國，強勢女性常常被描繪爲迷戀權力的人，有時還不理性，在政府高層中顯然極少能見到她們。當代中國沒有希拉里-克林頓式的人物，也沒有德國的默克爾那樣的人，默克爾敢在貿易問題上與中國抗衡。

所以，回到共產主義時代之前去談論一位女性主義開拓者是有道理的，在一位統治國家將近50年（從1861年直到1908年去世）的女性身上尋找女性主義理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把慈禧太后當作這樣的例子很難有說服力，紐約時報的文章說，慈禧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裏，沒受過多少教育，也從未試圖逃脫限制、獲得個人自由。華裔歷史學家張戎從她寫的傳記《慈禧太后》(Empress Dowager Cixi)入手，對慈禧進行了重新評價。身居海外的張戎認爲，慈禧太后把中國從中世紀帶入了現代社會，她稱慈禧爲“了不起的女政治家”。在張戎看來，慈禧之後中國再無女強人。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說慈禧是中國女性主義的先驅呢？旅居德國的獨立評論人士史明先生認爲，這毫無疑問是誇大其詞：

“因爲女性主義本身的核心，不是說女性就代表女性主義，也不是所有成功的女性，都代表女性主義。在歷史或現在的政治舞臺上成功的女性，有很多都不是女性主義者，有些甚至是反女性主義的。比如撒切爾，她不認爲女性比男性有多大的優勢，她認爲精明能幹不專屬女性或者男性；而德國總理默克爾從來不談女性主義，而且對其他女性政治家，她的戒備心理一點不比戒備男人更少。”

那麼女性主義的核心是什麼？史明先生認爲：

“女性主義是強調以女性本身爲特點，以女性特點爲支撐，來建構一種新的不同於男性的世界觀和看問題的方法和角度。這樣的人不管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是女性主義者。男人也有女性主義者，比如他就喜歡女人的思維方式和看問題的方式，喜歡用感受和理智這種交替占主導地位的方式來看問題，這樣的人我認爲是女性主義者。”

史明先生說，有時慈禧身上具有很強的男人意味，比如說，她在處理跟八國聯軍的宣戰過程中，我們看不出來慈禧身上具有女性思維的特點，而是一種權力思維的特點。

因此, 史明先生表示，如果認爲慈禧是女性主義的先驅，這是從歷史功利角度對女性主義的誤判:

“因爲如果在歷史上立過功名的女性都是女性主義者的話，那漢高祖劉邦的媳婦呂后也統治過中國，漢高祖死了以後呂后收拾權貴，漢高祖手下的大將都死在她手下，她統治了很長時間。 如果按照歷史所謂功成名就，怎麼數也數不上慈禧，呂后比她早出兩千年，而唐代的武則天和慈禧有很相像的地方。”

事實上，史明先生說，如果從歷史上來看，呂后建立的漢朝和武則天建立的唐朝，雖然都有很壞的記錄，但她們起碼不昏庸，至少所謂漢王朝和唐王朝都沒有發生亡黨亡國的事情。但你能不能說，這兩個女性也都是中國女性主義的開創者和先驅者呢？不能。慈禧太后與女性主義也沒有任何關係。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也就此談了他的看法，夏教授認爲，看一個人是不是女權主義者，不能只看性別：

“其實有很多男性也是女權主義者，比如達賴喇嘛就稱自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所以我覺得看一個女性是不是女權主義者，不是看她們地位有多高，權力有多大，最根本的是看她的建樹和她的權力，是不是在社會的公平結構中，傾向於保護女性獨立自治的生存狀態，有平等和公平的機會，因此她們獲得成功。這是評價一個女性是否具有女性主義先鋒作用的重要標準。”

夏明教授認爲，其實在一個男權社會下，作爲一個女人，要達到最高權力和社會地位，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她們作爲一個女人，其實並沒有代表女性的利益，也不代表一個女性的羣體。她們的成功，並不是作爲一個女人的成功，而是通過她是一個男人的母親、妻子或其大家族，給她提供了成功的機會。夏明教授舉例說：

“比如英迪拉-甘地，是印度的第一個女總理。但英迪拉-甘地是不是女權主義的象徵呢？英迪拉-甘地的主要成就和她的爸爸有關，她爸爸從小就把她作爲一個未來的女領袖來培養，而英迪拉-甘地與她丈夫的關係並不那麼好，家庭也不那麼幸福，後來她也離婚了。另外，從母親的角度來看，她對她三個孩子的關懷，更多的也是託付給家裏的傭人和奶媽。因爲英迪拉-甘地的爸爸是印度國父、有影響力，所以英迪拉-甘地就成爲影響印度現代政治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是一個鐵腕女性，包括在軍事上扮演了一些重要角色。所以，英迪拉-甘地是不是女權主義的一個完美典範？我們對此會有存疑。”

慈禧的成功，則來自她的丈夫，菲律賓的女總統阿基諾也是如此。夏明教授說：

“跟阿基諾競爭的另一個女性是伊梅爾達-馬科斯，而她的丈夫以前是菲律賓總統。所以她們兩個女性的成功，更多的是夫貴妻榮。另外慈禧作爲皇帝的母親，地位高，後來又坐上太上皇的位置。”

因此，夏明教授說，雖然這些女性的成功方式不同，但最根本的原因，要麼是因爲父權，要麼是夫權，同時還有一種母系社會的“媳婦終於熬成婆”的機制，使她們成爲家族中地位最高、最受尊敬和最有權力的人。所以她們的成功是以父權和男權制的社會結構爲基礎，而構建出她們作爲女政治家的權力：

“所以，女人政治家並不一定代表女性利益，因爲她們可能更男性化，所以在男權社會里她能成功；同時女性政治家可能背叛了女人的利益，以獲得男權結構的認同。”

夏明教授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歐洲來說，亞洲是政治經濟落後的地區，但是世界上最早的女性政治家，亞洲出得最多：

“韓國有女總統、女總理，日本有女外相，臺灣有女總統，菲律賓出現過兩個女總統，印度尼西亞有女總統，新加坡有女總統，緬甸現在事實上的國家首腦是昂山素季夫人，孟加拉有過女總統和女總理，斯里蘭卡也出現過女總統，印度出現過女總理和女總統，巴基斯坦也出現過女總理布托夫人。還有韓國的朴正熙和朴槿惠，日本田中角榮的女兒是日本外相，昂山素季的爸爸是昂山將軍，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和她的爸爸尼赫魯，包括班達拉奈剋夫人跟她的丈夫，還有巴基斯坦布托夫人和她的爸爸，以及菲律賓的阿基諾總統等等。”

夏明教授說，這個現象說明，所有成功女性的後面，都有一個成功的爸爸、或者有名的丈夫。因此亞洲文化其實非常強調男權，但男權並沒有否定母系的權力結構。所以亞洲的社會結構往往在公權領域是由男人掌控，但是到了家庭和私人領域， 往往是女性、特別是婆婆當家：

“我們可以以此來解釋慈禧現象，因爲慈禧是在宮廷里長大的，也就是說，她是在男權的結構下，把母系和家庭的權利與政治結構結合在一起，形成宮廷的家族政治。因爲慈禧是皇帝的媽媽，是前皇上的妻子，由此而奠定了她的女族長地位，所以慈禧的成功，就是這兩者的偶然結合。當然，在亞洲國家出現這種偶然的頻率比較高，這樣就造就了慈禧。慈禧現象歸結到一點，就是寡婦、女兒或者母親的女人政治。當我們對這個現象進行評判時，如果把它過度地歸於女權的作用，或者是女權的突破，就有些牽強附會。所以我更願意把它看成是在一種封建的男權專制結構下出現的某種變異，這種變異是因爲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中間有一種權力的融合，而造就出這種獨特的寡婦、母親和女兒的政治現象。”

研究慈禧現象，夏明教授認爲還要注意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對女性的控制和壓迫，並不始於盤古開天地，這是因爲在母系社會時期，女性享有很高的權力地位。中國對女性的全面壓抑始於儒學時代：

“儒學作爲官方意識形態建立後，三綱五常對女性的壓抑就越來越明顯。儒學雖然是從孔子開始的，但是把它變成一個正規道統的，是宋朝的朱熹。漢人對女性的纏足，也大概始於宋朝，從此女性受到綱常倫理的壓迫。”

夏教授表示，如果華裔女作家張戎喜歡慈禧的話，她也一定會喜歡唐代的武則天，因爲武則天的風格與慈禧有相似之處。由於唐朝是在宋朝之前，所以宋朝朱熹的綱常倫理還沒有變成正統，唐朝女性的權力和地位沒有受到綱常倫理的限制，所以出現了武則天：

“因此，女性在宋朝以前的地位和宋朝以後有些不一樣。但其發展又受到兩次遊牧民族的衝擊。首先是蒙古人，然後是明朝。明朝時漢人對女性的管束更嚴，所以明朝的很多遺老遺少，後來逃到日本，也給日本帶去了正統思想，因此日本女性受到綱常倫理的壓迫比中國女性還要厲害，就是因爲漢人的新儒學進入日本。而清朝又是一個遊牧民族，接觸漢文化不像漢人那麼深，對女性的約束不像漢人那麼嚴重，所以這些因素也是產生慈禧現象的原因。

在夏明教授看來，如果要說中國歷史上有女權主義的代表，那就是梁山伯與祝英臺裏面的祝英臺。祝英臺產生在西晉，祝英臺當時能夠男扮女裝、離家求學、自由戀愛、選擇自己的未來丈夫、與家庭發生衝突，都是在宋朝以前。所以中國漢人的綱常倫理對百姓的控制和約束，尤其對女性，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影響：

“正統的意識形態，往往對漢民族的影響較深。對少數民族弱一些,對宮廷、官宦人家和大戶人家的女人，控制可能要明顯一點。對鄉野人家喫飯都喫不飽顧不上綱常倫理的人，控制就弱一點，比如我的外婆從小家裏很窮，就從來沒有纏過足。”

此外，夏明教授說，當我們研究比較獨特的慈禧現象時，還要看到外部環境的影響。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時期是大英帝國的鼎盛時代，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讓世界意識到，女人也可以掌權做皇帝，所以當一個強悍的大英帝國把中國給打敗時，也成爲中國當時的政治結構可以接納慈禧的因素：

“但是慈禧並沒有像武則天那樣稱帝，而是垂簾聽政，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宮廷裏，慈禧作爲大家族裏面的‘婆婆’，玩弄她的權力。”

因此，夏明教授說，如果你把慈禧看成是中國女權歷史上的一個先鋒，但她這個先鋒始終沒有辦法脫離那個非常強大的男性族權對她的約束，使得她只能以垂簾聽政的形式控制宮廷、家族和政治權力，這是慈禧的侷限性和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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