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吗?(下)

201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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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Public Domain)
慈禧(Public Domain)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慈禧是不是中国女性主义先驱的上集,今天我们播出节目的下集。在这一集节目里,我们继续探讨如何看待慈禧这个历史人物和她的历史作用。如果您没有收听到上次节目的话,我们在这里再简单地向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前发表了一篇评价慈禧的文章,文章说,这位堪比维多利亚女王的人物显然十分强硬,以至于一些修正主义的历史诠释视她为一名女性主义者,至少放在19世纪末的情境下是这样,当时的中国女性受到的待遇不比痰盂好多少。

但是,把慈禧太后当作这样的例子很难有说服力,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慈禧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从未试图逃脱限制、获得个人自由。华裔历史学家张戎从她写的传记《慈禧太后》(Empress Dowager Cixi)入手,对慈禧进行了重新评价。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张戎女士通过使用大量新的中文史料后得出结论,称慈禧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过去百年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对待,慈禧带领原始的中国步入了现代,在张戎女士看来,慈禧聪明,爱国,思想开明,具备一个女权主义者的雏形。

但是,张戎以都是男人之罪的手法描绘出来的慈禧,即使对一些同情慈禧的人来说,也有点太慷慨了。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西太后的政治生涯大部分花在致力于维护皇家的努力上,而清朝在她死后三年就崩溃了,慈禧怎么可能是开创了突破性创新的人物呢?其次,慈禧的确破坏了她的养子光绪皇帝的大胆改革计划。后者支持君主立宪而非绝对君主制。之后,慈禧还支持过义和团运动,那是一场排外的、反基督教的起义,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后来将支持义和团的做法归咎于对她发号施令的男性顾问。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讨论到可不可以称慈禧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看一个人是不是女权主义者,不能只看性别,或看女性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 旅居德国的独立评论人士史明先生也谈到,称慈禧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先驱,毫无疑问是夸大其词,这是从历史功利角度对女性主义的误判。史明先生说:

“如果只要是成功的女性,就是女性主义的先驱或代表,这叫以成败论英雄。巴基斯坦女总理布托,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还有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都是亚洲人,在典型的男性主义中心这些女性当头,怎么没有人说她们是女性主义的代表呢?这是因为成败不能够论英雄。你要论女性主义的先驱,你得按女性主义的定义和逻辑,符合这个逻辑的,无论成败,她都是女性主义者。

史明先生说,我们对历史,要有这一点从容和谦逊,不能抓一个算一个,苹果凑不够,拿梨也充数,这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

那么,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又怎么来评价慈禧呢?史明先生说,历史最无情,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我们假设慈禧是一个有开创精神的统治者,根据是什么?必须根据历史事实。慈禧之前也有过男性的垂帘听政、太上皇,比如说乾隆皇帝,其统治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康熙统治了60年,乾隆说那50年我就得退下来。退下后10年做什么呢?就是垂帘听政。所以慈禧的垂帘听政不是新鲜事,后来的多尔衮、荣亲王也是垂帘听政。慈禧垂帘听政,不是她的发明,而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从历史人物的角度来看,史明先生说,我们要在没有假定的情况下,去看慈禧所做的事情,在当时她所能做的事情和她已经做的事情:

“有人问,慈禧有没有改革的地方?有,比如洋务运动,慈禧重用了一批洋务官员,慈禧信任的李鸿章也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没有洋务运动,我们跟日本鬼子打仗时候的汉阳造,就没有基础。说慈禧奠定了中国兵器工业现代化的基石,是,但是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看慈禧。”

史明先生指出,慈禧作为一个保护自己权力的历史人物,她要保持洋务派和对手之间的平衡,甚至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最后也只能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历史权力平衡过程中,慈禧这个历史人物,既算不上最出色,也不是最没有光辉的:

“比如光绪的百日新政,事前慈禧不接受,但是事后由于形势所迫,尽管慈禧把自己的儿子关到死,慈济还是接受了这个东西,比如说,建立四书五经以外的教育系统、废除私塾就是在慈禧治下已经在议论的。因为在那个情况下,不是慈禧也会有别人,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做,大清完得更快。”

再说慈禧扶植袁世凯,大家认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但那是后来的事情。史明先生说,对于促进中国宪政、逼着慈禧搞立宪,袁世凯有大功劳。反过来说,慈禧能接受袁世凯逼宫,建立这样一个宪政准备制度,也是有功劳的:

“因此评价历史人物好不好,只有放在历史环境下来看。我觉得现在有些中国人在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时太着急,随便抓住一个历史人物来演绎和编辑,以符合自己的说法,这就成了中国人所说的‘借他人杯中之物,浇自家心中块垒’,不是因为慈禧怎么样,是因为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慈禧,就和捏橡皮泥差不多。”

那么慈禧作为一个历史权势人物,也就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她呢?史明先生说:

“保护自己的权势是所有现代和古代政治家的第一要务,德国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他自己就说过,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旧约里的大卫王,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什么干不出来?那还是上帝眷顾的亲王尚且如此,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有政治家都有这个特点。”

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再来看慈禧怎样对待自己的权势,史明先生说,人们在评价慈禧时,慈禧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这一点,经常被忘记:

“慈禧在很长时间里是作为一个母性代表,来执行统治权力。所谓夫死从子, 在慈禧身上不算数。母亲的权利是没话说的,母性应该是慈祥的。但是在慈禧身上,因为她是政治权势家,她要保护自己的权力,因此她慈祥的一面,就经常被忽视。但在慈禧的统治术里面,母亲的地位从来都是重头戏。要是没有老太后和皇上他妈的地位,慈禧哪有那么大权利,甚至动用海军拨款?而且夫死从子,你怎么会把你儿子关起来呢?所以从权势方面来说,在母系和女性这两者之间,慈禧选择了用母系的优势、女性的直觉、再加上男性对权力的拼死的渴望,三者合为一个混合体,这使得慈禧在保护自己权力时不择手段。”

但是在不择手段这一点上,慈禧不是最突出的。史明先生说:

“武则天手下,有一个酷吏,叫来俊臣,武则天用他,就是用酷刑来消灭和吓倒自己的政敌,怎么惨怎么来,请君入瓮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武则天在保护自己权力时,无所不用其极,不在慈禧之下,吕后就更不用说了。”

史明先生接着谈到慈禧与她所处时代的承上启下的关系:

“刚才我讲到,有些事情是慈禧开启的,有些事情是她不得已开启的,有些事情是她没想开启,但最后歪打正着的。但是慈禧也带来了一种进步风气,那就是广开言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是也经常说解放思想吗?邓小平说要解放思想,那是因为华国锋还在他上头呢,等邓小平上去了,也就别谈解放思想了。”

在这个背景下,史明先生认为,慈禧的广开言路,有她的历史地位,但不能说是慈禧自己有意识的创新和高瞻远瞩,慈禧做过的很多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历史的很多讽刺,刚好在于它跟我们现实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再回过头来说,慈禧这个人物和后来时代的关系,我觉得她更多的带有悲剧色彩。事实上很多效果不错的措施,都不是慈禧有意识做出的,不是被逼得没办法,要不就是老太太拍脑瓜拍出来的。慈禧不是一个有理性、走一步看十步的改革设计师。”

史明先生指出,今天有人评价慈禧,是对慈禧有一种特别的需要:

“人们觉得中国历史上缺乏一种改革进取开放的人物,于是拿放大镜上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找,找一个算一个。最开始找的是康有为,然后是梁启超,最后找不出来了,也曾有人想给袁世凯翻案,但一看不行,因为袁世凯称帝不好,找到最后找到慈禧。不是说历史人物一定都不好,或者说一定都好,他或她的好与不好,都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下。”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谈了他的看法:

“我与张戎女士是朋友,她的书,对历史上慈禧的形象有挑战,有些有道理,有些则过分了。”

陈奎德先生说,慈禧在中国近代史上,因为阴差阳错等复杂原因,她作为女性逐渐掌握了中国最高政治权力,对后来历史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然,陈先生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我们假设当时要是换成别的皇帝,比如光绪皇帝,会一定比慈禧好,或一定比她差?这些都难以论证:

“但是我们要看到几个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实,首先慈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家,虽然她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在中国的宫廷政治中最终掌握了大权,当然也有其它因素包括同治的死,咸丰皇帝上位等等。”

慈禧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有些事情她还是支持的,包括洋务运动,这对中国有进步作用。陈奎德先生说:

“慈禧开始是支持洋务运动的,后来到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变革,就是说中国在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开始看到了国力上的差距,中国要开始船坚利炮,要开始学习工业技术上的东西,中国企图在武力上和国力上,追赶西方。所以洋务运动起来后,慈禧任命了一些官员,包括李鸿章,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镇压戊戌变法,是慈禧统治过程中的一个倒退行为,陈奎德先生说:

“慈禧太后本来也不是要反对变法,但关键是这个变法得罪了上层满族官僚集团的权力和利益集团的特权,要彻底进行政治制度的改变。光绪在慈禧垂帘听政之后慢慢掌握了实权, 就是慈禧放权了,权力归于皇帝,光绪就启用了象康有为、谭嗣同等改革人物,雷厉风行地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中国120年前的戊戌变法。”

陈奎德先生说,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发现戊戌变法触及了满族上层集团的利益,另外,光绪皇帝似乎开始真正获得实权:

“光绪过去幼小,慈禧垂帘听政,掌握大权。但后来慈禧发现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她对权力的掌控有丧失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上层利益集团团结起来,认为变法触动了他们的奶酪和基本利益。所以最后慈禧通过政变方式,恢复垂帘听政,把光绪软禁起来,并在菜市口杀死了戊戌变法六君子。”

陈奎德先生认为,这一事件毁灭了中国第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另外慈禧杀六君子的倒退行为,也引起了当时很多西方国家的不满。慈禧觉得西方是在干涉她的内政,后来就怂恿义和团灭洋:

“本来义和团是民间无知识之人,康有为他们代表的是一股面向世界的革新势力。但是义和团起来之后,慈禧纵容义和团扶清灭洋,见到洋人和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就极力杀戮,特别是杀害了许多西方驻华使节。慈禧认为,义和团可以阻挡洋人对她的内政的干涉,也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迷信,而且慈禧公然对十一个外国列强开战,所以1900年发生了庚子事变,慈禧狼狈逃窜到西安。”

后来,在西方和八国联军以及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下,慈禧虽然最终自己没有被处罚,但她的几个最保守的元老都被处斩,然后慈禧又反过头来剿灭义和团。陈奎德先生说:

“总之,在这个事件中,慈禧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慈禧对整个世界的无知是最主要原因。慈禧在开始时纵容义和团,后来被外国军队剿灭后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

陈奎德先生认为,慈禧戊戌变法中杀害六君子以及庚子事变签订辛丑条约这两件事情,在历史上是铁板钉钉的,阻碍了历史进步:

“后来慈禧挺不住了,事件过了几年之后又开始恢复和西方人的联系。1905年,慈禧在各方压力下,开始派大臣到西洋考察,要进行变法和君主立宪,这些都是慈禧认识到世界大势以后顺应历史潮流的开明举动,但是为时已晚。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把中国民间和朝廷、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慈禧当时已经没有办法扭转历史车轮,到1911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

陈奎德先生认为,慈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她在现代中国进入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阻碍作用,大于她的进步作用。

至于慈禧是不是像张戎女士所说的聪明、爱国、思想开明,具备一个女权主义者的雏形,陈奎德先生说:“慈禧在位近50年,有些功绩还是应该算在慈禧头上,包括妇女裹脚的放开等等。但是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家族的统治关系,女权还是微乎其微。说慈禧是女权主义的雏形是过高了,但是慈禧在近代对有关妇女的权利、以及妇女权利的伸张和发展上,她没有起到阻挡作用,慈禧在这方面并没有顽固地维持所谓祖宗家法不能丢等传统,也没有僵化地阻碍历史前进,但是我不同意说慈禧是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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