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中國女性主義的先驅嗎？（下）

慈禧（Public Domain）

在上次的節目裏，我們播出了慈禧是不是中國女性主義先驅的上集，今天我們播出節目的下集。在這一集節目裏，我們繼續探討如何看待慈禧這個歷史人物和她的歷史作用。如果您沒有收聽到上次節目的話，我們在這裏再簡單地向您介紹一下相關的情況。

美國紐約時報不久前發表了一篇評價慈禧的文章，文章說，這位堪比維多利亞女王的人物顯然十分強硬，以至於一些修正主義的歷史詮釋視她爲一名女性主義者，至少放在19世紀末的情境下是這樣，當時的中國女性受到的待遇不比痰盂好多少。

但是，把慈禧太后當作這樣的例子很難有說服力，紐約時報的文章說，慈禧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裏，沒受過多少教育，也從未試圖逃脫限制、獲得個人自由。華裔歷史學家張戎從她寫的傳記《慈禧太后》(Empress Dowager Cixi)入手，對慈禧進行了重新評價。紐約時報的文章說，張戎女士通過使用大量新的中文史料後得出結論，稱慈禧是一位傑出的女政治家，過去百年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對待，慈禧帶領原始的中國步入了現代，在張戎女士看來，慈禧聰明，愛國，思想開明，具備一個女權主義者的雛形。

但是，張戎以都是男人之罪的手法描繪出來的慈禧，即使對一些同情慈禧的人來說，也有點太慷慨了。紐約時報的文章說，西太后的政治生涯大部分花在致力於維護皇家的努力上，而清朝在她死後三年就崩潰了，慈禧怎麼可能是開創了突破性創新的人物呢？其次，慈禧的確破壞了她的養子光緒皇帝的大膽改革計劃。後者支持君主立憲而非絕對君主制。之後，慈禧還支持過義和團運動，那是一場排外的、反基督教的起義，讓中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她後來將支持義和團的做法歸咎於對她發號施令的男性顧問。

在上次的節目裏，我們討論到可不可以稱慈禧是中國女性主義的先驅？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爲，看一個人是不是女權主義者，不能只看性別，或看女性地位有多高，權力有多大。 旅居德國的獨立評論人士史明先生也談到，稱慈禧是中國女性主義的先驅，毫無疑問是誇大其詞，這是從歷史功利角度對女性主義的誤判。史明先生說：

“如果只要是成功的女性，就是女性主義的先驅或代表，這叫以成敗論英雄。巴基斯坦女總理布托，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還有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都是亞洲人，在典型的男性主義中心這些女性當頭，怎麼沒有人說她們是女性主義的代表呢？這是因爲成敗不能夠論英雄。你要論女性主義的先驅，你得按女性主義的定義和邏輯，符合這個邏輯的，無論成敗，她都是女性主義者。

史明先生說，我們對歷史，要有這一點從容和謙遜，不能抓一個算一個，蘋果湊不夠，拿梨也充數，這是對歷史的一種歪曲。

那麼，作爲一個歷史人物，我們又怎麼來評價慈禧呢？史明先生說，歷史最無情，也是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歷史不能假設：

“如果我們假設慈禧是一個有開創精神的統治者，根據是什麼？必須根據歷史事實。慈禧之前也有過男性的垂簾聽政、太上皇，比如說乾隆皇帝，其統治時間不能超過他的爺爺康熙皇帝，康熙統治了60年，乾隆說那50年我就得退下來。退下後10年做什麼呢？就是垂簾聽政。所以慈禧的垂簾聽政不是新鮮事，後來的多爾袞、榮親王也是垂簾聽政。慈禧垂簾聽政，不是她的發明，而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

從歷史人物的角度來看，史明先生說，我們要在沒有假定的情況下，去看慈禧所做的事情，在當時她所能做的事情和她已經做的事情：

“有人問，慈禧有沒有改革的地方？有，比如洋務運動，慈禧重用了一批洋務官員，慈禧信任的李鴻章也是洋務運動的支持者。沒有洋務運動，我們跟日本鬼子打仗時候的漢陽造，就沒有基礎。說慈禧奠定了中國兵器工業現代化的基石，是，但是我們必須用歷史的眼光去看慈禧。”

史明先生指出，慈禧作爲一個保護自己權力的歷史人物，她要保持洋務派和對手之間的平衡，甚至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最後也只能說，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在歷史權力平衡過程中，慈禧這個歷史人物，既算不上最出色，也不是最沒有光輝的：

“比如光緒的百日新政，事前慈禧不接受，但是事後由於形勢所迫，儘管慈禧把自己的兒子關到死，慈濟還是接受了這個東西，比如說，建立四書五經以外的教育系統、廢除私塾就是在慈禧治下已經在議論的。因爲在那個情況下，不是慈禧也會有別人，一定要這樣做。不這樣做，大清完得更快。”

再說慈禧扶植袁世凱，大家認爲袁世凱是竊國大盜，但那是後來的事情。史明先生說，對於促進中國憲政、逼着慈禧搞立憲，袁世凱有大功勞。反過來說，慈禧能接受袁世凱逼宮，建立這樣一個憲政準備制度，也是有功勞的：

“因此評價歷史人物好不好，只有放在歷史環境下來看。我覺得現在有些中國人在尋找中國復興之路時太着急，隨便抓住一個歷史人物來演繹和編輯，以符合自己的說法，這就成了中國人所說的‘借他人杯中之物，澆自家心中塊壘’，不是因爲慈禧怎麼樣，是因爲你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慈禧，就和捏橡皮泥差不多。”

那麼慈禧作爲一個歷史權勢人物，也就是從政治家的角度，我們應當如何去看待她呢？史明先生說：

“保護自己的權勢是所有現代和古代政治家的第一要務，德國一個著名的政治學家他自己就說過，政治的核心就是權力。舊約裏的大衛王，爲了保護自己的權利，他什麼幹不出來？那還是上帝眷顧的親王尚且如此，別人就更不用說了，所有政治家都有這個特點。”

在這個環境下，我們再來看慈禧怎樣對待自己的權勢，史明先生說，人們在評價慈禧時，慈禧作爲一個女性一個母親這一點，經常被忘記：

“慈禧在很長時間裏是作爲一個母性代表，來執行統治權力。所謂夫死從子， 在慈禧身上不算數。母親的權利是沒話說的，母性應該是慈祥的。但是在慈禧身上，因爲她是政治權勢家，她要保護自己的權力，因此她慈祥的一面，就經常被忽視。但在慈禧的統治術裏面，母親的地位從來都是重頭戲。要是沒有老太后和皇上他媽的地位，慈禧哪有那麼大權利，甚至動用海軍撥款？而且夫死從子，你怎麼會把你兒子關起來呢？所以從權勢方面來說，在母系和女性這兩者之間，慈禧選擇了用母系的優勢、女性的直覺、再加上男性對權力的拼死的渴望，三者合爲一個混合體，這使得慈禧在保護自己權力時不擇手段。”

但是在不擇手段這一點上，慈禧不是最突出的。史明先生說：

“武則天手下，有一個酷吏，叫來俊臣，武則天用他，就是用酷刑來消滅和嚇倒自己的政敵，怎麼慘怎麼來，請君入甕這個成語就是從這兒來的。武則天在保護自己權力時，無所不用其極，不在慈禧之下，呂后就更不用說了。”

史明先生接着談到慈禧與她所處時代的承上啓下的關係：

“剛纔我講到，有些事情是慈禧開啓的，有些事情是她不得已開啓的，有些事情是她沒想開啓，但最後歪打正着的。但是慈禧也帶來了一種進步風氣，那就是廣開言路。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不是也經常說解放思想嗎？鄧小平說要解放思想，那是因爲華國鋒還在他上頭呢，等鄧小平上去了，也就別談解放思想了。”

在這個背景下，史明先生認爲，慈禧的廣開言路，有她的歷史地位，但不能說是慈禧自己有意識的創新和高瞻遠矚，慈禧做過的很多事情是不得已而爲之：

“所以歷史的很多諷刺，剛好在於它跟我們現實的判斷是不一樣的。再回過頭來說，慈禧這個人物和後來時代的關係，我覺得她更多的帶有悲劇色彩。事實上很多效果不錯的措施，都不是慈禧有意識做出的，不是被逼得沒辦法，要不就是老太太拍腦瓜拍出來的。慈禧不是一個有理性、走一步看十步的改革設計師。”

史明先生指出，今天有人評價慈禧，是對慈禧有一種特別的需要：

“人們覺得中國歷史上缺乏一種改革進取開放的人物，於是拿放大鏡上歷史的故紙堆裏去找，找一個算一個。最開始找的是康有爲，然後是梁啓超，最後找不出來了，也曾有人想給袁世凱翻案，但一看不行，因爲袁世凱稱帝不好，找到最後找到慈禧。不是說歷史人物一定都不好，或者說一定都好，他或她的好與不好，都是在那個歷史環境下。”

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獨立評論人士陳奎德在接受本臺採訪時也談了他的看法：

“我與張戎女士是朋友，她的書，對歷史上慈禧的形象有挑戰，有些有道理，有些則過分了。”

陳奎德先生說，慈禧在中國近代史上，因爲陰差陽錯等複雜原因，她作爲女性逐漸掌握了中國最高政治權力，對後來歷史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當然，陳先生說，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我們假設當時要是換成別的皇帝，比如光緒皇帝，會一定比慈禧好，或一定比她差？這些都難以論證:

“但是我們要看到幾個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實，首先慈禧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政治家，雖然她的文化程度並不高，但她在中國的宮廷政治中最終掌握了大權，當然也有其它因素包括同治的死，咸豐皇帝上位等等。”

慈禧掌握了最高權力之後，有些事情她還是支持的，包括洋務運動，這對中國有進步作用。陳奎德先生說：

“慈禧開始是支持洋務運動的，後來到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變革，就是說中國在和西方打交道的過程中，開始看到了國力上的差距，中國要開始船堅利炮，要開始學習工業技術上的東西，中國企圖在武力上和國力上，追趕西方。所以洋務運動起來後，慈禧任命了一些官員，包括李鴻章，這是有進步意義的。”

但鎮壓戊戌變法，是慈禧統治過程中的一個倒退行爲，陳奎德先生說：

“慈禧太后本來也不是要反對變法，但關鍵是這個變法得罪了上層滿族官僚集團的權力和利益集團的特權，要徹底進行政治制度的改變。光緒在慈禧垂簾聽政之後慢慢掌握了實權， 就是慈禧放權了，權力歸於皇帝，光緒就啓用了象康有爲、譚嗣同等改革人物，雷厲風行地推動中國政治制度的變革，也就是中國120年前的戊戌變法。”

陳奎德先生說，在這個過程中，慈禧發現戊戌變法觸及了滿族上層集團的利益，另外，光緒皇帝似乎開始真正獲得實權：

“光緒過去幼小，慈禧垂簾聽政，掌握大權。但後來慈禧發現在戊戌變法過程中，她對權力的掌控有喪失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上層利益集團團結起來，認爲變法觸動了他們的奶酪和基本利益。所以最後慈禧通過政變方式，恢復垂簾聽政，把光緒軟禁起來，並在菜市口殺死了戊戌變法六君子。”

陳奎德先生認爲，這一事件毀滅了中國第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改革。另外慈禧殺六君子的倒退行爲，也引起了當時很多西方國家的不滿。慈禧覺得西方是在干涉她的內政，後來就慫恿義和團滅洋：

“本來義和團是民間無知識之人，康有爲他們代表的是一股面向世界的革新勢力。但是義和團起來之後，慈禧縱容義和團扶清滅洋，見到洋人和信基督教的中國人就極力殺戮，特別是殺害了許多西方駐華使節。慈禧認爲，義和團可以阻擋洋人對她的內政的干涉，也相信義和團刀槍不入的迷信，而且慈禧公然對十一個外國列強開戰，所以1900年發生了庚子事變，慈禧狼狽逃竄到西安。”

後來，在西方和八國聯軍以及各方面輿論的壓力下，慈禧雖然最終自己沒有被處罰，但她的幾個最保守的元老都被處斬，然後慈禧又反過頭來剿滅義和團。陳奎德先生說：

“總之，在這個事件中，慈禧負有相當大的責任，慈禧對整個世界的無知是最主要原因。慈禧在開始時縱容義和團，後來被外國軍隊剿滅後又簽訂了賣國的辛丑條約。”

陳奎德先生認爲，慈禧戊戌變法中殺害六君子以及庚子事變簽訂辛丑條約這兩件事情，在歷史上是鐵板釘釘的，阻礙了歷史進步：

“後來慈禧挺不住了，事件過了幾年之後又開始恢復和西方人的聯繫。1905年，慈禧在各方壓力下，開始派大臣到西洋考察，要進行變法和君主立憲，這些都是慈禧認識到世界大勢以後順應歷史潮流的開明舉動，但是爲時已晚。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事件，把中國民間和朝廷、中國和西方對立起來，慈禧當時已經沒有辦法扭轉歷史車輪，到1911年就爆發了辛亥革命。”

陳奎德先生認爲，慈禧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人物，她在現代中國進入世界的過程中所起的阻礙作用，大於她的進步作用。

至於慈禧是不是像張戎女士所說的聰明、愛國、思想開明，具備一個女權主義者的雛形，陳奎德先生說：“慈禧在位近50年，有些功績還是應該算在慈禧頭上，包括婦女裹腳的放開等等。但是因爲當時整個中國的政治結構、社會結構，以及家族的統治關係，女權還是微乎其微。說慈禧是女權主義的雛形是過高了，但是慈禧在近代對有關婦女的權利、以及婦女權利的伸張和發展上，她沒有起到阻擋作用，慈禧在這方面並沒有頑固地維持所謂祖宗家法不能丟等傳統，也沒有僵化地阻礙歷史前進，但是我不同意說慈禧是女權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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