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米兔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嗎？

中國#MeToo運動爲政府敲響警鐘。（Public Domain）

中國的米兔運動最開始起於大學校園，今年一月份，旅居美國的原北航畢業生羅茜茜實名舉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陳曉武對她的性騷擾。最近一段時間，在中國受到性騷擾的受害者不斷站出來揭露，掀起中國米兔運動的又一波，施害者涉及媒體圈、公益界、公知圈和佛教界的名人。

7月26日，家喻戶曉的央視主持朱軍被一位匿名網友指控在化妝間猥褻電視臺女實習生。這位並未公開名字的女生在微博上發佈了一篇長文，形容米兔運動是她的“星星之火”。作者透露，她事後報了警，警察還提走了監控器錄像，但後來派出所以朱軍和央視的“正面影響力”爲由試圖規勸她不要曝光，調查也不了了之。

目前，朱軍還沒有做出回應，而當事人爆料的原文也在微博平臺遭到封殺。

7月27日，中國的財新網報道說，微博上“朱軍”已成爲“禁詞”，只能用“豬軍”“豬菌”搜索。當天，財新網微博發佈朱軍性侵相關新聞，隨後多家媒體持續轉發。財新網的報道中除了採訪涉事女生，還向參與處置的老師、同學、律師求證，都證實了朱軍性侵一事。

最新一起事件是米兔進入佛門之地，日前，北京名寺龍泉寺兩名前都監發表檢舉信，揭露龍泉寺住持釋學誠性侵女弟子，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稱已開始進行調查。

迄今爲止，在網上被指控涉嫌性侵害、性騷擾和強姦的公衆人物還有：億友公益創始人雷闖、自然大學創辦人馮永鋒、前媒體人章文、羅伯特議事規則專家袁天鵬、世界自然基金會周非、作家張馳、《新週刊》創始人孫冕等人。

這份網傳名單除了得到少數當事人的確認，多數還只有一方說法。不過這些被舉報者的反應不一，有敷衍式道歉的，但多數是沉默，極少數像章文那樣，反駁指控聲明維權的同時，對受害人展開蕩婦羞辱，紐約時報的報道說，章文強調指控他騷擾的蔣方舟、易小荷作風不好，“有很多男友”“離過婚，經常出席酒局”。雖然向來以良好形象示人的這些公衆人物表現各異，但似乎都在等待這場米兔風暴消失。

與美國和西方國家風起雲湧的米兔運動相比，目前在中國的米兔運動有什麼特點？人們更多的是失望還是希望？中國性騷擾的零成本是否使施害者更加肆無忌憚？中國式性騷擾是不是權力、性別和階層下的男性霸權？爲什麼絕大多數性騷擾受害者選擇不發聲？發聲後很多人爲什麼又會受到二次傷害？

我們首先採訪到中國反性騷擾女權活動人士熊婧女士：

“米兔在中國更多的是讓人看到希望，米兔運動在中國是一波接一波，從來沒有停止。否則不會有人願意講出他們的故事，而願意講出故事的人，還只是一小部分。”

熊婧女士說，現在整體輿論環境更加包容和支持，也是不斷有女性願意站出來的原因。一個人站出來，其他人表示支持，就鼓勵了很多人。她說：

“今年年初高校性騷擾事情出來後，學生其實遭到很多打壓，包括學校和警察去找他們和他們的家長，被刪帖。可能警察總是想找出這個運動的所謂幕後黑手，其實這個運動已經很去中心化了，因爲你不知道哪一個是中心，也真的是沒有一個幕後黑手，大家是自發地去做這件事情，這和人們整體意識的覺醒有關係，包括大家的憤怒。其實好多事情，是多年前發生的，可是當時沒有一個環境講出來，可見環境對這些受害者有多麼重要。而現在受害者面臨的很多問題不是當時的傷害，而是當她們講出真相時，有人不相信她們。”

也許環境有改善，但受害人曝光後仍然面臨巨大壓力，特別是被指控的人出來公然否認。紐約時報的報道說，被指控性侵害的章文發文駁斥了性侵指控，對於作家蔣方舟和媒體人易小荷的指控，章文辯稱媒體圈、公知圈常在聚會後喝酒、合影，有身體接觸很正常。他還說：“蔣方舟，一直單身，交了衆多男朋友；易小荷，離過婚，經常出現在酒局上。” 引發各界譁然，好像離婚、單身就應該被騷擾。熊婧女士對此表示：

“說到蕩婦羞辱，一個人離婚、或者交過很多男朋友、或出去與人喝酒，都不是他騷擾的理由。”

而另一方面有些人恐懼米兔運動，擔心米兔運動會讓人想到文革，想到大字報，熊婧女士說，實際這根本不是一回事。她說，米兔運動是一股自發的、民間的力量。

那麼，官方的態度又如何呢？熊婧女士說：

“米兔運動的特點，是它的正當性。性侵違法，有性侵受害者去講她的經歷，指責受害者是不合理的，中國官方也不會去公然做政治不正確的事情。但是米兔的標籤在微博上是被刪的，而且我聽說有指令說媒體不要去報道這個事情。但我想這個議題本身的合法性，使米兔運動還是有存活空間。第二，米兔在中國不是沒有遭到過打壓，當初高校學生在米兔上做聯署和動員，當局很恐懼，他們找了幾乎所有參加聯署的學生，去威脅他們的家庭。這也與米兔後來在校園轉入低調有關。”

但是，熊婧女士認爲，米兔這股潮流難以阻擋，因爲它沒有一個具體負責的人，也不是由一個人發起、其他人去響應。這些發聲的都是當事人、受害者，她們背後沒有什麼像官方指責的境外勢力或者反動勢力。所以米兔運動在中國是一個突破，是近幾年來非常有社會影響力的事件，讓大家直面我們面臨的很多性別問題，但性別問題背後還是權力問題。

朱軍受害者報警之後不了了之，而當事人爆料的原文也在微博平臺遭到封殺，在中國要對性騷擾發聲有多難？熊婧女士說：

“朱軍畢竟是央視的人，跟官方有一定關係。這件事被刪帖是所有事中最厲害的一件事。有些人批評米兔運動，說受害者爲什麼不報警，不走法律途徑？但報警又怎樣呢？兩年前女權五姐妹反對性騷擾和家庭暴力受到打壓，現在環境也未見改善，我們的帳號也被封了，我覺得是政府還沒有想出解決米兔這麼大一個運動的方式方法。因爲米兔不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去發起的，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有人會站出來。所以我覺得只要有新的當事人受害者站出來，米兔運動就不會停止，這和女權五姐妹當時的情況還不一樣，女權五姐妹是幾個人想發起一個活動，但這個米兔是所有的人都是發起者，政府怎麼能把所有的人抓起來讓他們不要去做呢？這是做不到的。”

在中國，性騷擾取證困難是大家的共識，在法律上如何完善呢？熊婧女士說，法律是一方面，因爲中國的法律實際上有反性騷擾這一條，但沒有具體可操作的細則。她說，立法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手段，輿論的監督等等纔對立法和執法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知名性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潘綏銘的觀點是，中國式性騷擾是權力、性別和階層下的男性霸權，熊婧女士對此評論說：

“潘的觀點我很多並不同意，但他這一觀點我認同，就是一個權力結構的問題。爲什麼大多數受害者是女性？就是因爲在這個權力結構中，女人處於弱勢地位，在所有曝光出來的案子裏，男性是手握權力的，在這樣一個權力結構之下，許多女性受害者面對的都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讓許多受害者不敢發聲，有的受害者甚至反思自己是否自己做錯了什麼？是不是我給了錯誤的暗示等等。而學生和老師之間是有權力關係的，你的命運和前途在某種程度上是掌握在侵害你的人手裏，很多人不敢說出來，也是因爲受害者面臨很大代價，不只是性騷擾的問題，還會影響未來前途發展、影響自己的人生，這是性騷擾最可惡的地方。正是因爲這些人的權利不受制約，所以他們能肆無忌憚。你看被曝光的這幾個名人有幾個付出什麼代價了？”

美國明鏡集團總裁何頻先生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首先，米兔這個現象在任何國家任何時間都存在，但在中國，它的特點是涉及更多的名人，卻沒有任何監督機制：

“比如在美國和歐洲，雖然一些名人，掌握了很多公共資源，但是要披露他，還是可以通過媒體。以前通過傳統媒體揭露，這幾年有了社交媒體的出現，變得更爲熱烈。中國大陸的一個特點是傳統媒體從來不參與這樣的事情，只是社交媒體才能參與，這給社交媒體增加公共話題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但是中國最近這些年隨着財富的高度增長和人們對財富追求的熱情，使這個國家的性騷擾和性侵害現象有其獨特性，何頻先生說：

“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權力、利益和身體的交換成爲幾大要素之一，所以無論是中國的性騷擾，還是性交易，現在出現這麼多問題，我一點不奇怪。而且這些暴露出來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無論是電視臺、娛樂圈還是商場、官場、教育圈、知識圈，女性往往是陪襯、玩物，是男性顯示身分的象徵。所以玩弄女性是中國社會文化裏面的兩大特點之一，第一是喫喝，第二就是玩弄女性。”

所以，何頻先生說，雖然中國這時候的米兔正好跟美國的米兔有一個銜接，但實際上，中國的米兔和美國的米兔有本質上和數量上的不同：

“中國幾乎是普遍的，無論是在大學，還是在媒體、娛樂圈、官場，人們用性來顯示身分、獲得權力和財富，這是因爲中國文化裏面就有這樣一種特別基因。比如在飲食文化裏，中國的飲食文化其實最豐富。我們瞭解西班牙餐、意大利餐、法國餐和日本餐，這些都是世界上輝煌的餐飲，但與技巧豐富的中國美食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中國人在不能講話的時候就把精力全放在喫上，在不能釋放自己思想的時候，喫就成爲一個主要追求。而中國的所謂‘民以食爲天’不是解決溫飽問題，而是視覺的享受、感官的享受，超過對金錢的追求。這正好形成一個對比，在飲食文化不那麼發達的國家，比如德國和英國，甚至包括美國，他們的時間更多地是寄託在精神的層次，更多的思考，而中國是從食物的角度去尋找一種感官的刺激。”

性也一樣，何頻先生說，當然中國人也追求愛情，但追求愛情的程度遠遠不及肉體的愉悅帶給他的享受：

“通過肉體交換的地位、名聲、金錢和權力，都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實現。”

所以中國人對食物的偏愛以及食物的發達，中國人在性方面的追求和管道的多元化，與西方不太一樣，何頻先生說：

“美國和西方也有通過肉體，來達到金錢、名聲和改變職位的目的。但是由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有完善的法制，男人在掌握權力的時候不具有壟斷性，而且有很多監督體系，比如媒體的監督、法律的監督，你在單位進行性騷擾，付出的代價非常沉重。而在中國幾乎談不上法律對女性的保障，女性被欺負被侮辱被騷擾被強暴，在中國是普遍現象。而中國的性交易，也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可以達到官位、得到學位、金錢，達到地位的改變。所以中國的性交易更豐富更惡劣。”

但是，從另一方面講，何頻先生認爲，這其中也不都是男性的問題：

“雖然男性在其中佔主導性地位, 但也和女性有關，女性有時候自己也扮演一個主動性的角色，因爲她可以通過肉體交換得到權力、金錢和地位，所以這是整個社會的腐敗，中國是一個物慾橫流的社會，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體交易市場。通過肉體交換，有些人已經得到了回報，有的得到了金錢，有的得到了地位，尤其那些名女人和漂亮女人，她得到了回報，爲什麼要發聲呢？還有的很弱勢，發聲也沒用，發聲後得到的更多是侮辱和攻擊。 所以中國女性的地位沒有法律的保障，女性被侮辱被攻擊被騷擾了，卻沒有一個能夠使她們重獲尊嚴和權利的法律途徑。”

對中國米兔運動今後的發展，何頻先生並不樂觀：

“現在只是在網上熱鬧一時而已，因爲真正進入法律程序非常困難，並不能真正解決中國女性遭到性侵害的問題，就和假疫苗和中國其它一些問題一樣，過些時候就誰也不關心了。”

中國一些媒體，比如財新網報道朱軍一案，並採訪了受害者和相關證人，這能否像有些人評論的那樣，會在中國促成一些根本的改變呢？何頻先生對此表示：

“不會，也就是黨媒想趁此機會, 增加一些媒體被關注的程度而已，而不是他們真正關心這個事情。”

當被問到中國政府對米兔運動持什麼態度？何頻先生說：

“中國政府就是把它當成一個社會事件來看待，過一陣就煙消雲散了。中國的社會問題多得很，過一陣也就消失了。”

何頻先生最後表示，中國沒有正常的法治環境，許多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難道婦女的權利就會得到保障嗎？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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