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孩子正在沉迷手机游戏人生？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两个话题进行探讨，一是手机游戏是否正在废掉大批农村孩子？二是河北一村自拟乡约，注明聘礼超过2万元即按贩卖妇女论处。

题目一：

农村孩子正在沉迷手机游戏人生？

一进入暑假，河北初中生杨晓龙便开启了“游戏模式”，日上三竿，还赖在床上组队“推塔”，中午匆匆扒几口饭又去“吃鸡”，夜里两三点还在“鞍刀咆哮”……即便困得手机要砸脸上的时候，也要“血战到底”。

暂时挣脱了学校的约束，父母又远在北京务工，杨晓龙算是彻底“放飞自我”，而把这些看在眼里的杨晓龙的奶奶对此也无可奈何。不玩游戏干啥？在不能玩水，不准爬树，没有活动、补习班，甚至没有父母在旁管教的乡村，还有什么比游戏更具诱惑？看来，大批农村孩子沉迷于手机，“游戏人生”。

中国青年报最近报道，网络游戏正在逐步吞噬着乡村，大批乡村少年深陷其中，正如有人所说，大批农村孩子正在被手机游戏废掉，特别是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孩子们玩得更厉害。但与老师真正的“争斗”，直到开学才会正式展开。在农村，很多孩子升入中学后会因距离、安全等问题多半选择在乡镇或县城寄宿，手机在学校算是“违禁品”，学生们玩游戏便改为偷偷摸摸，遇到老师、宿管突击检查，就赶紧把手机藏在厕所、鞋里；老师晚上查宿，则安排同学站岗放哨；宿舍不给设置充电插口、不能充电，便在小卖铺“买电”，充一次电两元。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不是一个新问题：

“QQ是中国最重要的互联网公司，QQ最主要的收入是游戏收入，而玩游戏的主要是孩子。虽然城市孩子也玩QQ，但父母监管非常严格，玩的时间远没有农村孩子多。”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有关人士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某贫困县调研时发现，学校周边的商店有的不仅“卖电”，还“卖手机”，学生可以先赊个手机玩，然后用生活费来分期偿还，向学生提供赊账买手机的服务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市场，多数学生都背着父母和老师在那里拿到手机。而在这些孩子里，留守儿童受到的伤害最大，相关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玩手机游戏的时间上，留守儿童要高于非留守儿童。

刘开明先生说，由于改革开放农民工进城的大潮，过去十年来大约有八、九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或者母亲陪伴：

“这些人可能没有人来监管他们的学习和业余时间，而大多数农村学校本来教育质量就差，难以吸引孩子的学习兴趣，游戏又容易让人沉迷。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玩手机游戏人数最多的，而其中的大多数就是农村孩子和留守儿童。”

最近几年，刘开明先生说，很多在外面打工的父母为了沟通方便，都会给孩子买手机，这样随时可以联络，这本来是好事：

“但手机功能现在非常丰富，几乎所有手机都有QQ上网的功能，孩子可以玩游戏消磨时间。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没有父母在身边，自己年纪又小，没有自制能力，更容易沉迷其中，直接影响学习成绩，严重的会厌学、逃学和辍学，留守儿童辍学现象现在越来越普遍。”

另外，刘开明先生指出，因为玩游戏需要花钱，很多孩子会把父母给他们的钱花在游戏上，无法购买学习用品和书籍。此外，长期沉迷游戏还对孩子的人格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不懂得如何与外面沟通，这样不仅学习能力差了，语言沟通能力也下降，严重影响到孩子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有相关专家所作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农村，被手机废掉的孩子有一大批，轻者作息不规律、视力下降、成绩下滑，严重者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而辍学、打工，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更自由、更有经济来源地玩游戏。

中国青年报援引一位留守儿童母亲的话说，最初，她没给儿子买手机。“但别人都有，他没有，就天天吵着要，还必须要智能的。”母亲拗不过儿子，又觉得常年在外对儿子有所亏欠，所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给他买了个六七百元的手机。没想到，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成绩不断下滑，“他爷爷奶奶也吵他，打他，根本不管用，想玩还是玩”。而她自己，三四个月才回家陪陪孩子，“回家时心疼还来不及”，也懒得去管，不过她曾试着把手机没收，但儿子一闹，加上要去县城上学，她一心软就又给了过去，“总是不太放心，他自己在县城上学，没手机没法联系”。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未成年人自制力较差，而现在各种游戏娱乐方式很多，确实影响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他们缺乏好的学习环境，游戏就成了他们消遣的一个方式。过去没有电子游戏，孩子还能够根据自己生活的条件，做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游戏，比如爬山游泳，捉鱼摸虾，很多成年人回忆，他们的儿童时代都是这样度过。”

朱欣欣老师表示，现在的电子娱乐可以说渗透了整个乡村，把孩子们吸引到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里，也使得孩子们减少了对自己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

“比如说，如果没有电子游戏，孩子们可能会有更多时间去感受乡村的生活、地方的文化和风俗，或者跟大人们一起去从事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劳动啊，学习当地民俗文化呀等等，而电子游戏把孩子注意力吸引过去之后，乡村文化可以说是逐渐消亡，后继无人。”

此外，朱欣欣老师指出，本来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相比，学习和成长环境就比较差，再沉迷于电子游戏就更加拉开了他们和城里孩子的距离：

“这使中国的社会阶层更加分化和缺乏流动性，像我们常讲的穷二代、富二代，之间差距会越来越大，而各阶层差距过大，不仅导致社会矛盾突出，而且整个社会也缺乏活力。虽然社会应该有一个基本分工，但同时社会各阶层也应该互相包容、彼此补充，成为一个有机体。如果差别过大，上下阶层形成断裂之后，很难弥补这种差距。”

比如，朱欣欣老师举例说，科学家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发明、或一套程序，就需要工人辅助和各个层次人员的配合：

“小到一个项目，大到整个社会系统，都需要各阶层各方面的人才去衔接运作。过去经常讲，国外一些好的机器设备和零配件，搬到中国来都组装不好，这就涉及到人才的断裂。光有工程师不行，还需要有优秀的工人以及各方面不起眼的工种配合，否则整个社会系统就不会通畅运行。”

沉迷游戏目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成瘾性”精神类疾病，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孩子的自觉性和自制力来保持适度和理性，恐怕难以抗衡被精心设计的游戏的诱惑。而这些乡村“游戏”少年在一二十年后，将成长为青年、壮年，他们将影响着未来城乡、社会和国家的DNA，如何让他们在昂扬向上的年纪奋发图强，而非迷醉于网游中的幻境，也正引起更多人的警惕。

面对中国农村大批孩子可能成为被手机游戏毁掉的一代，我们能做些什么？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

“孩子必须在父母身边才行，否则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首先如果完全没有手机，孩子与父母沟通不方便，特别是住校学生，现在很多初中生大部分住校，甚至有的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住校，没有手机孩子与家人联络就很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问题，即政府并没有考虑如何想办法让孩子在城里读书，也没有考虑给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提供在城里住宿的条件，这都是农民工父母不得不与孩子分离的原因。而如果父母回乡下的话，家里又没有经济收入。”

那么学校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呢？刘开明先生说，很多农村中小学本来质量就很差:

“除非进入重点中学和高中，要求非常严格可能好一点。但现实是好多孩子，从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沉迷手机游戏，根本没有机会进入高中。初中阶段因为学生非常多，学校又管理不过来。如果不住校，孩子的业余时间老师也管不了，所以指望学校是不行的。”

而指望政府也很难，刘开明先生说：

“过去30年，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农民工的孩子都上不了学，特别是北京和上海，每年都拆很多外来工子弟学校，把孩子赶走，不允许他们在城里上学。”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认为，政府方面要多为农村孩子创造条件，缩小城乡差距，政府需要有大量硬件和软件的投入。朱老师接着说：

“另外，什么都由政府去抓，不一定抓得好，而且成本高。为什么西方社会有良好的社会循环系统？就在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就像经济市场化一样去自动调节，社会问题也是一样。”

朱老师说，现在中国民间社会都被政府压抑，不愿意让民间去有组织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去，什么都想管起来，但又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和财力。对于许多社会问题，政府应当放手让民众，发动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

题目二：

河北一村自拟乡约： 注明聘礼超过2万元即按贩卖妇女论处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再来谈谈另一个话题，河北一个村的村干部自拟乡约，注明聘礼超过人民币2万元，即“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

河北青年报最近报道，石家庄市赵县大安六村日前由村干部和居民讨论后拟出了这份规约，内容对红白喜丧事务订出具体操办标准，但内容并没有法律效力，目的主要是希望转化聘礼年年高涨的风气。赵县文明办副主任王建立说，这项规定说法上不太准确，是否按照贩卖妇女或者诈骗罪论处，还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不是一纸村约就可以下定论。

当地居民对此的反应是：“规定是个好规定，就怕这样做娶不到媳妇啊！”他们担心，不跟着风俗走就结不了婚，所以明明没钱，却又不敢不花这个钱。也有人担忧，女方来自不同村子，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

大安六村的居民多种梨为业，对于梨农来说，给儿子娶个媳妇，有人需要存大半辈子钱，有的则花光了所有积蓄，甚至有村民因为拿不出高额聘礼，不得不去借外债。前半辈子赚钱，后半辈子还债，所有的钱还完，也就老得干不动了。

人民网上曾公布“全国彩礼地图”，越是西部地区或山村，聘礼越高。河北青年报列举一对河北夫妻为例，在双方都有工作的情况下，女方要求的聘礼相对少一点，一共是礼金6.6万元加买房买车。但如果在河北保定农村，如果男方没有正式工作，聘礼是10万元起跳，还要在县城里买房、买车。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就此评论说：

“在中国给聘礼实际上也是一个传统，是男方表示对女方家庭养了女儿20多年的感谢，现在嫁过去成为男方家里的人。在中国农村，女儿嫁出后，她就几乎失去在娘家的所有东西。”

另外，刘开明先生指出，现在很多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是把聘礼作为出嫁女嫁妆陪嫁的一部分，而且，中国农村男女经济地位并不平等，这也就等于是给女方的私房钱、压箱底的钱，所以一直是有这个传统，各地风俗习惯都不一样。刘开明先生接着说：

“当然，我觉得设一个最高限度，显然是出于好意，但从法律上没有效力，愿意给更多聘礼的也没有人能阻拦。如果是村规民俗大家约定俗成，觉得在两万元以内比较合适，能够承担，也是可行的。”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当然，这个村规民约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希望能够扭转风气，但关键是探讨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为什么农村聘礼这么高？我想这和农村女孩越来越少有关系，现在很多女孩都愿意到文化和经济更发达的地方去，城市里的女孩反而多过男孩。”

刘开明先生对此也有相似的见解，他说，农村聘礼越来越高，主要还是男多女少：

“男的要娶到媳妇就得证明自己有经济能力，以前是三大件，要有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是有钱的象征，现在农村有车有房的也很普遍。所以现在水涨船高，女方的要求也不过分。当然，主要原因还是现在大多数的婚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女的为什么要嫁给你呢？起码你家庭的经济条件要过得去，证明你有经济能力，能够娶妻生子。其实，中国男多女少现象一直都存在，以前包括溺死女婴、把女婴送人等等，主要还是重男轻女。”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朱欣欣老师表示，还是得发展经济：

“只有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后，在家乡有就业机会和发展前途，农村女孩才愿意留在家乡，男女比例才会趋于平衡，女孩的家庭也不再靠嫁女儿去捞一笔钱。”

当然，思想观念和教育也是一方面，比如爱情观家庭观，朱老师说，家长首先要明白重要的是有感情基础，而不在于有多少聘礼。

据报道，中国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聘礼不升反降。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还存在结婚“零礼金” 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要求聘礼，也会返还给女儿，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聘礼不相上下的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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