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孩子正在沉迷手机游戏人生?


2018.08.10
1 手机游戏(Public Domain)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两个话题进行探讨,一是手机游戏是否正在废掉大批农村孩子?二是河北一村自拟乡约,注明聘礼超过2万元即按贩卖妇女论处。

 

题目一:

农村孩子正在沉迷手机游戏人生?

一进入暑假,河北初中生杨晓龙便开启了“游戏模式”,日上三竿,还赖在床上组队“推塔”,中午匆匆扒几口饭又去“吃鸡”,夜里两三点还在“鞍刀咆哮”……即便困得手机要砸脸上的时候,也要“血战到底”。

暂时挣脱了学校的约束,父母又远在北京务工,杨晓龙算是彻底“放飞自我”,而把这些看在眼里的杨晓龙的奶奶对此也无可奈何。不玩游戏干啥?在不能玩水,不准爬树,没有活动、补习班,甚至没有父母在旁管教的乡村,还有什么比游戏更具诱惑?看来,大批农村孩子沉迷于手机,“游戏人生”。

中国青年报最近报道,网络游戏正在逐步吞噬着乡村,大批乡村少年深陷其中,正如有人所说,大批农村孩子正在被手机游戏废掉,特别是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孩子们玩得更厉害。但与老师真正的“争斗”,直到开学才会正式展开。在农村,很多孩子升入中学后会因距离、安全等问题多半选择在乡镇或县城寄宿,手机在学校算是“违禁品”,学生们玩游戏便改为偷偷摸摸,遇到老师、宿管突击检查,就赶紧把手机藏在厕所、鞋里;老师晚上查宿,则安排同学站岗放哨;宿舍不给设置充电插口、不能充电,便在小卖铺“买电”,充一次电两元。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不是一个新问题:

“QQ是中国最重要的互联网公司,QQ最主要的收入是游戏收入,而玩游戏的主要是孩子。虽然城市孩子也玩QQ,但父母监管非常严格,玩的时间远没有农村孩子多。”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有关人士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某贫困县调研时发现,学校周边的商店有的不仅“卖电”,还“卖手机”,学生可以先赊个手机玩,然后用生活费来分期偿还,向学生提供赊账买手机的服务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市场,多数学生都背着父母和老师在那里拿到手机。而在这些孩子里,留守儿童受到的伤害最大,相关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玩手机游戏的时间上,留守儿童要高于非留守儿童。

刘开明先生说,由于改革开放农民工进城的大潮,过去十年来大约有八、九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或者母亲陪伴:

“这些人可能没有人来监管他们的学习和业余时间,而大多数农村学校本来教育质量就差,难以吸引孩子的学习兴趣,游戏又容易让人沉迷。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玩手机游戏人数最多的,而其中的大多数就是农村孩子和留守儿童。”

最近几年,刘开明先生说,很多在外面打工的父母为了沟通方便,都会给孩子买手机,这样随时可以联络,这本来是好事:

“但手机功能现在非常丰富,几乎所有手机都有QQ上网的功能,孩子可以玩游戏消磨时间。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没有父母在身边,自己年纪又小,没有自制能力,更容易沉迷其中,直接影响学习成绩,严重的会厌学、逃学和辍学,留守儿童辍学现象现在越来越普遍。”

另外,刘开明先生指出,因为玩游戏需要花钱,很多孩子会把父母给他们的钱花在游戏上,无法购买学习用品和书籍。此外,长期沉迷游戏还对孩子的人格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不懂得如何与外面沟通,这样不仅学习能力差了,语言沟通能力也下降,严重影响到孩子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有相关专家所作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农村,被手机废掉的孩子有一大批,轻者作息不规律、视力下降、成绩下滑,严重者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而辍学、打工,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更自由、更有经济来源地玩游戏。

中国青年报援引一位留守儿童母亲的话说,最初,她没给儿子买手机。“但别人都有,他没有,就天天吵着要,还必须要智能的。”母亲拗不过儿子,又觉得常年在外对儿子有所亏欠,所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给他买了个六七百元的手机。没想到,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成绩不断下滑,“他爷爷奶奶也吵他,打他,根本不管用,想玩还是玩”。而她自己,三四个月才回家陪陪孩子,“回家时心疼还来不及”,也懒得去管,不过她曾试着把手机没收,但儿子一闹,加上要去县城上学,她一心软就又给了过去,“总是不太放心,他自己在县城上学,没手机没法联系”。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未成年人自制力较差,而现在各种游戏娱乐方式很多,确实影响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他们缺乏好的学习环境,游戏就成了他们消遣的一个方式。过去没有电子游戏,孩子还能够根据自己生活的条件,做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游戏,比如爬山游泳,捉鱼摸虾,很多成年人回忆,他们的儿童时代都是这样度过。”

朱欣欣老师表示,现在的电子娱乐可以说渗透了整个乡村,把孩子们吸引到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里,也使得孩子们减少了对自己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

“比如说,如果没有电子游戏,孩子们可能会有更多时间去感受乡村的生活、地方的文化和风俗,或者跟大人们一起去从事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劳动啊,学习当地民俗文化呀等等,而电子游戏把孩子注意力吸引过去之后,乡村文化可以说是逐渐消亡,后继无人。”

此外,朱欣欣老师指出,本来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相比,学习和成长环境就比较差,再沉迷于电子游戏就更加拉开了他们和城里孩子的距离:

“这使中国的社会阶层更加分化和缺乏流动性,像我们常讲的穷二代、富二代,之间差距会越来越大,而各阶层差距过大,不仅导致社会矛盾突出,而且整个社会也缺乏活力。虽然社会应该有一个基本分工,但同时社会各阶层也应该互相包容、彼此补充,成为一个有机体。如果差别过大,上下阶层形成断裂之后,很难弥补这种差距。”

比如,朱欣欣老师举例说,科学家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发明、或一套程序,就需要工人辅助和各个层次人员的配合:

“小到一个项目,大到整个社会系统,都需要各阶层各方面的人才去衔接运作。过去经常讲,国外一些好的机器设备和零配件,搬到中国来都组装不好,这就涉及到人才的断裂。光有工程师不行,还需要有优秀的工人以及各方面不起眼的工种配合,否则整个社会系统就不会通畅运行。”

沉迷游戏目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成瘾性”精神类疾病,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孩子的自觉性和自制力来保持适度和理性,恐怕难以抗衡被精心设计的游戏的诱惑。而这些乡村“游戏”少年在一二十年后,将成长为青年、壮年,他们将影响着未来城乡、社会和国家的DNA,如何让他们在昂扬向上的年纪奋发图强,而非迷醉于网游中的幻境,也正引起更多人的警惕。

 

面对中国农村大批孩子可能成为被手机游戏毁掉的一代,我们能做些什么?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

“孩子必须在父母身边才行,否则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首先如果完全没有手机,孩子与父母沟通不方便,特别是住校学生,现在很多初中生大部分住校,甚至有的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住校,没有手机孩子与家人联络就很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问题,即政府并没有考虑如何想办法让孩子在城里读书,也没有考虑给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提供在城里住宿的条件,这都是农民工父母不得不与孩子分离的原因。而如果父母回乡下的话,家里又没有经济收入。”

那么学校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呢?刘开明先生说,很多农村中小学本来质量就很差:

“除非进入重点中学和高中,要求非常严格可能好一点。但现实是好多孩子,从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沉迷手机游戏,根本没有机会进入高中。初中阶段因为学生非常多,学校又管理不过来。如果不住校,孩子的业余时间老师也管不了,所以指望学校是不行的。”

而指望政府也很难,刘开明先生说:

“过去30年,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农民工的孩子都上不了学,特别是北京和上海,每年都拆很多外来工子弟学校,把孩子赶走,不允许他们在城里上学。”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认为,政府方面要多为农村孩子创造条件,缩小城乡差距,政府需要有大量硬件和软件的投入。朱老师接着说:

“另外,什么都由政府去抓,不一定抓得好,而且成本高。为什么西方社会有良好的社会循环系统?就在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就像经济市场化一样去自动调节,社会问题也是一样。”

朱老师说,现在中国民间社会都被政府压抑,不愿意让民间去有组织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去,什么都想管起来,但又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和财力。对于许多社会问题,政府应当放手让民众,发动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

 

题目二:

河北一村自拟乡约: 注明聘礼超过2万元即按贩卖妇女论处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再来谈谈另一个话题,河北一个村的村干部自拟乡约,注明聘礼超过人民币2万元,即“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

河北青年报最近报道,石家庄市赵县大安六村日前由村干部和居民讨论后拟出了这份规约,内容对红白喜丧事务订出具体操办标准,但内容并没有法律效力,目的主要是希望转化聘礼年年高涨的风气。赵县文明办副主任王建立说,这项规定说法上不太准确,是否按照贩卖妇女或者诈骗罪论处,还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不是一纸村约就可以下定论。

当地居民对此的反应是:“规定是个好规定,就怕这样做娶不到媳妇啊!”他们担心,不跟着风俗走就结不了婚,所以明明没钱,却又不敢不花这个钱。也有人担忧,女方来自不同村子,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

大安六村的居民多种梨为业,对于梨农来说,给儿子娶个媳妇,有人需要存大半辈子钱,有的则花光了所有积蓄,甚至有村民因为拿不出高额聘礼,不得不去借外债。前半辈子赚钱,后半辈子还债,所有的钱还完,也就老得干不动了。

人民网上曾公布“全国彩礼地图”,越是西部地区或山村,聘礼越高。河北青年报列举一对河北夫妻为例,在双方都有工作的情况下,女方要求的聘礼相对少一点,一共是礼金6.6万元加买房买车。但如果在河北保定农村,如果男方没有正式工作,聘礼是10万元起跳,还要在县城里买房、买车。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就此评论说:

“在中国给聘礼实际上也是一个传统,是男方表示对女方家庭养了女儿20多年的感谢,现在嫁过去成为男方家里的人。在中国农村,女儿嫁出后,她就几乎失去在娘家的所有东西。”

另外,刘开明先生指出,现在很多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是把聘礼作为出嫁女嫁妆陪嫁的一部分,而且,中国农村男女经济地位并不平等,这也就等于是给女方的私房钱、压箱底的钱,所以一直是有这个传统,各地风俗习惯都不一样。刘开明先生接着说:

“当然,我觉得设一个最高限度,显然是出于好意,但从法律上没有效力,愿意给更多聘礼的也没有人能阻拦。如果是村规民俗大家约定俗成,觉得在两万元以内比较合适,能够承担,也是可行的。”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当然,这个村规民约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希望能够扭转风气,但关键是探讨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为什么农村聘礼这么高?我想这和农村女孩越来越少有关系,现在很多女孩都愿意到文化和经济更发达的地方去,城市里的女孩反而多过男孩。”

刘开明先生对此也有相似的见解,他说,农村聘礼越来越高,主要还是男多女少:

“男的要娶到媳妇就得证明自己有经济能力,以前是三大件,要有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是有钱的象征,现在农村有车有房的也很普遍。所以现在水涨船高,女方的要求也不过分。当然,主要原因还是现在大多数的婚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女的为什么要嫁给你呢?起码你家庭的经济条件要过得去,证明你有经济能力,能够娶妻生子。其实,中国男多女少现象一直都存在,以前包括溺死女婴、把女婴送人等等,主要还是重男轻女。”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朱欣欣老师表示,还是得发展经济:

“只有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后,在家乡有就业机会和发展前途,农村女孩才愿意留在家乡,男女比例才会趋于平衡,女孩的家庭也不再靠嫁女儿去捞一笔钱。”

当然,思想观念和教育也是一方面,比如爱情观家庭观,朱老师说,家长首先要明白重要的是有感情基础,而不在于有多少聘礼。

据报道,中国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聘礼不升反降。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还存在结婚“零礼金” 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要求聘礼,也会返还给女儿,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聘礼不相上下的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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