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孩子正在沉迷手機遊戲人生?
2018.08.10
在今天的節目裏,我們就兩個話題進行探討,一是手機遊戲是否正在廢掉大批農村孩子?二是河北一村自擬鄉約,註明聘禮超過2萬元即按販賣婦女論處。
題目一:
農村孩子正在沉迷手機遊戲人生?
一進入暑假,河北初中生楊曉龍便開啓了“遊戲模式”,日上三竿,還賴在牀上組隊“推塔”,中午匆匆扒幾口飯又去“喫雞”,夜裏兩三點還在“鞍刀咆哮”……即便困得手機要砸臉上的時候,也要“血戰到底”。
暫時掙脫了學校的約束,父母又遠在北京務工,楊曉龍算是徹底“放飛自我”,而把這些看在眼裏的楊曉龍的奶奶對此也無可奈何。不玩遊戲幹啥?在不能玩水,不準爬樹,沒有活動、補習班,甚至沒有父母在旁管教的鄉村,還有什麼比遊戲更具誘惑?看來,大批農村孩子沉迷於手機,“遊戲人生”。
中國青年報最近報道,網絡遊戲正在逐步吞噬着鄉村,大批鄉村少年深陷其中,正如有人所說,大批農村孩子正在被手機遊戲廢掉,特別是到了放暑假的時候,孩子們玩得更厲害。但與老師真正的“爭鬥”,直到開學纔會正式展開。在農村,很多孩子升入中學後會因距離、安全等問題多半選擇在鄉鎮或縣城寄宿,手機在學校算是“違禁品”,學生們玩遊戲便改爲偷偷摸摸,遇到老師、宿管突擊檢查,就趕緊把手機藏在廁所、鞋裏;老師晚上查宿,則安排同學站崗放哨;宿舍不給設置充電插口、不能充電,便在小賣鋪“買電”,充一次電兩元。
中國深圳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這不是一個新問題:
“QQ是中國最重要的互聯網公司,QQ最主要的收入是遊戲收入,而玩遊戲的主要是孩子。雖然城市孩子也玩QQ,但父母監管非常嚴格,玩的時間遠沒有農村孩子多。”
中國青年報的報道說,有關人士在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某貧困縣調研時發現,學校周邊的商店有的不僅“賣電”,還“賣手機”,學生可以先賒個手機玩,然後用生活費來分期償還,向學生提供賒賬買手機的服務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市場,多數學生都揹着父母和老師在那裏拿到手機。而在這些孩子裏,留守兒童受到的傷害最大,相關青少年健康行爲網絡問卷調查數據分析顯示,在玩手機遊戲的時間上,留守兒童要高於非留守兒童。
劉開明先生說,由於改革開放農民工進城的大潮,過去十年來大約有八、九千萬的農村留守兒童,家裏只有爺爺奶奶或者母親陪伴:
“這些人可能沒有人來監管他們的學習和業餘時間,而大多數農村學校本來教育質量就差,難以吸引孩子的學習興趣,遊戲又容易讓人沉迷。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玩手機遊戲人數最多的,而其中的大多數就是農村孩子和留守兒童。”
最近幾年,劉開明先生說,很多在外面打工的父母爲了溝通方便,都會給孩子買手機,這樣隨時可以聯絡,這本來是好事:
“但手機功能現在非常豐富,幾乎所有手機都有QQ上網的功能,孩子可以玩遊戲消磨時間。對於留守兒童來說,由於沒有父母在身邊,自己年紀又小,沒有自制能力,更容易沉迷其中,直接影響學習成績,嚴重的會厭學、逃學和輟學,留守兒童輟學現象現在越來越普遍。”
另外,劉開明先生指出,因爲玩遊戲需要花錢,很多孩子會把父母給他們的錢花在遊戲上,無法購買學習用品和書籍。此外,長期沉迷遊戲還對孩子的人格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不懂得如何與外面溝通,這樣不僅學習能力差了,語言溝通能力也下降,嚴重影響到孩子未來的生存和發展。
有相關專家所作的調查研究表明,在農村,被手機廢掉的孩子有一大批,輕者作息不規律、視力下降、成績下滑,嚴重者對學習徹底失去興趣而輟學、打工,如此一來,他們便可以更自由、更有經濟來源地玩遊戲。
中國青年報援引一位留守兒童母親的話說,最初,她沒給兒子買手機。“但別人都有,他沒有,就天天吵着要,還必須要智能的。”母親拗不過兒子,又覺得常年在外對兒子有所虧欠,所以儘量滿足他的要求,給他買了個六七百元的手機。沒想到,自此一發不可收拾,成績不斷下滑,“他爺爺奶奶也吵他,打他,根本不管用,想玩還是玩”。而她自己,三四個月纔回家陪陪孩子,“回家時心疼還來不及”,也懶得去管,不過她曾試着把手機沒收,但兒子一鬧,加上要去縣城上學,她一心軟就又給了過去,“總是不太放心,他自己在縣城上學,沒手機沒法聯繫”。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也就此談了他的看法,他說,未成年人自制力較差,而現在各種遊戲娛樂方式很多,確實影響孩子的學習和成長:
“尤其是農村的孩子,他們缺乏好的學習環境,遊戲就成了他們消遣的一個方式。過去沒有電子遊戲,孩子還能夠根據自己生活的條件,做一些有地方特色的遊戲,比如爬山游泳,捉魚摸蝦,很多成年人回憶,他們的兒童時代都是這樣度過。”
朱欣欣老師表示,現在的電子娛樂可以說滲透了整個鄉村,把孩子們吸引到一個虛擬的電子世界裏,也使得孩子們減少了對自己生活的觀察、體驗和感受:
“比如說,如果沒有電子遊戲,孩子們可能會有更多時間去感受鄉村的生活、地方的文化和風俗,或者跟大人們一起去從事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勞動啊,學習當地民俗文化呀等等,而電子遊戲把孩子注意力吸引過去之後,鄉村文化可以說是逐漸消亡,後繼無人。”
此外,朱欣欣老師指出,本來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相比,學習和成長環境就比較差,再沉迷於電子遊戲就更加拉開了他們和城裏孩子的距離:
“這使中國的社會階層更加分化和缺乏流動性,像我們常講的窮二代、富二代,之間差距會越來越大,而各階層差距過大,不僅導致社會矛盾突出,而且整個社會也缺乏活力。雖然社會應該有一個基本分工,但同時社會各階層也應該互相包容、彼此補充,成爲一個有機體。如果差別過大,上下階層形成斷裂之後,很難彌補這種差距。”
比如,朱欣欣老師舉例說,科學家創造出一個很好的發明、或一套程序,就需要工人輔助和各個層次人員的配合:
“小到一個項目,大到整個社會系統,都需要各階層各方面的人才去銜接運作。過去經常講,國外一些好的機器設備和零配件,搬到中國來都組裝不好,這就涉及到人才的斷裂。光有工程師不行,還需要有優秀的工人以及各方面不起眼的工種配合,否則整個社會系統就不會通暢運行。”
沉迷遊戲目前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爲“成癮性”精神類疾病,這意味着僅僅依靠孩子的自覺性和自制力來保持適度和理性,恐怕難以抗衡被精心設計的遊戲的誘惑。而這些鄉村“遊戲”少年在一二十年後,將成長爲青年、壯年,他們將影響着未來城鄉、社會和國家的DNA,如何讓他們在昂揚向上的年紀奮發圖強,而非迷醉於網遊中的幻境,也正引起更多人的警惕。
面對中國農村大批孩子可能成爲被手機遊戲毀掉的一代,我們能做些什麼?
中國深圳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
“孩子必須在父母身邊纔行,否則很難解決這個問題。因爲首先如果完全沒有手機,孩子與父母溝通不方便,特別是住校學生,現在很多初中生大部分住校,甚至有的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住校,沒有手機孩子與家人聯絡就很困難。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涉及目前中國的公共政策問題,即政府並沒有考慮如何想辦法讓孩子在城裏讀書,也沒有考慮給這些農民工的孩子提供在城裏住宿的條件,這都是農民工父母不得不與孩子分離的原因。而如果父母回鄉下的話,家裏又沒有經濟收入。”
那麼學校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呢?劉開明先生說,很多農村中小學本來質量就很差:
“除非進入重點中學和高中,要求非常嚴格可能好一點。但現實是好多孩子,從初中甚至小學階段就沉迷手機遊戲,根本沒有機會進入高中。初中階段因爲學生非常多,學校又管理不過來。如果不住校,孩子的業餘時間老師也管不了,所以指望學校是不行的。”
而指望政府也很難,劉開明先生說:
“過去30年,農民工集中的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農民工的孩子都上不了學,特別是北京和上海,每年都拆很多外來工子弟學校,把孩子趕走,不允許他們在城裏上學。”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認爲,政府方面要多爲農村孩子創造條件,縮小城鄉差距,政府需要有大量硬件和軟件的投入。朱老師接着說:
“另外,什麼都由政府去抓,不一定抓得好,而且成本高。爲什麼西方社會有良好的社會循環系統?就在於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就像經濟市場化一樣去自動調節,社會問題也是一樣。”
朱老師說,現在中國民間社會都被政府壓抑,不願意讓民間去有組織地參與到國家治理中去,什麼都想管起來,但又沒有那麼多的資金和財力。對於許多社會問題,政府應當放手讓民衆,發動社會組織和民衆參與社會治理。
題目二:
河北一村自擬鄉約: 註明聘禮超過2萬元即按販賣婦女論處
好聽衆朋友,我們接下來再來談談另一個話題,河北一個村的村幹部自擬鄉約,註明聘禮超過人民幣2萬元,即“按販賣婦女或詐騙罪論處”。
河北青年報最近報道,石家莊市趙縣大安六村日前由村幹部和居民討論後擬出了這份規約,內容對紅白喜喪事務訂出具體操辦標準,但內容並沒有法律效力,目的主要是希望轉化聘禮年年高漲的風氣。趙縣文明辦副主任王建立說,這項規定說法上不太準確,是否按照販賣婦女或者詐騙罪論處,還要根據國家相關法律規定,不是一紙村約就可以下定論。
當地居民對此的反應是:“規定是個好規定,就怕這樣做娶不到媳婦啊!”他們擔心,不跟着風俗走就結不了婚,所以明明沒錢,卻又不敢不花這個錢。也有人擔憂,女方來自不同村子,不能接受這樣的做法。
大安六村的居民多種梨爲業,對於梨農來說,給兒子娶個媳婦,有人需要存大半輩子錢,有的則花光了所有積蓄,甚至有村民因爲拿不出高額聘禮,不得不去借外債。前半輩子賺錢,後半輩子還債,所有的錢還完,也就老得幹不動了。
人民網上曾公佈“全國彩禮地圖”,越是西部地區或山村,聘禮越高。河北青年報列舉一對河北夫妻爲例,在雙方都有工作的情況下,女方要求的聘禮相對少一點,一共是禮金6.6萬元加買房買車。但如果在河北保定農村,如果男方沒有正式工作,聘禮是10萬元起跳,還要在縣城裏買房、買車。
中國深圳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就此評論說:
“在中國給聘禮實際上也是一個傳統,是男方表示對女方家庭養了女兒20多年的感謝,現在嫁過去成爲男方家裏的人。在中國農村,女兒嫁出後,她就幾乎失去在孃家的所有東西。”
另外,劉開明先生指出,現在很多條件比較好的家庭,是把聘禮作爲出嫁女嫁妝陪嫁的一部分,而且,中國農村男女經濟地位並不平等,這也就等於是給女方的私房錢、壓箱底的錢,所以一直是有這個傳統,各地風俗習慣都不一樣。劉開明先生接着說:
“當然,我覺得設一個最高限度,顯然是出於好意,但從法律上沒有效力,願意給更多聘禮的也沒有人能阻攔。如果是村規民俗大家約定俗成,覺得在兩萬元以內比較合適,能夠承擔,也是可行的。”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也就此談了他的看法,他說,當然,這個村規民約的出發點和動機是好的,希望能夠扭轉風氣,但關鍵是探討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什麼:
“爲什麼農村聘禮這麼高?我想這和農村女孩越來越少有關係,現在很多女孩都願意到文化和經濟更發達的地方去,城市裏的女孩反而多過男孩。”
劉開明先生對此也有相似的見解,他說,農村聘禮越來越高,主要還是男多女少:
“男的要娶到媳婦就得證明自己有經濟能力,以前是三大件,要有自行車、縫紉機、電視機,是有錢的象徵,現在農村有車有房的也很普遍。所以現在水漲船高,女方的要求也不過分。當然,主要原因還是現在大多數的婚姻不是基於愛情,而是兩個家庭的結合,那女的爲什麼要嫁給你呢?起碼你家庭的經濟條件要過得去,證明你有經濟能力,能夠娶妻生子。其實,中國男多女少現象一直都存在,以前包括溺死女嬰、把女嬰送人等等,主要還是重男輕女。”
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朱欣欣老師表示,還是得發展經濟:
“只有農村經濟發展起來後,在家鄉有就業機會和發展前途,農村女孩才願意留在家鄉,男女比例纔會趨於平衡,女孩的家庭也不再靠嫁女兒去撈一筆錢。”
當然,思想觀念和教育也是一方面,比如愛情觀家庭觀,朱老師說,家長首先要明白重要的是有感情基礎,而不在於有多少聘禮。
據報道,中國南方一些經濟逐步發展起來的農村地區和長江流域地區,很多地方的聘禮不升反降。重慶市、武漢市等一些地區還存在結婚“零禮金” 現象;一些女方家長即便要求聘禮,也會返還給女兒,另外還會準備一份與男方聘禮不相上下的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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