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妇幼论坛:妻子是抗议者 丈夫是警察:从香港冲突对家庭的撕裂说开去

201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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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送中运动中,香港警察与民众发生冲突。(美联社)
在发送中运动中,香港警察与民众发生冲突。(美联社)

随着持续的抗议活动将香港变成示威者与警察的战场,没有几户人家比名叫桑妮(Sunny)的年轻女性对这种两极分化的影响有更深的感受了。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文章说,26岁的桑妮是一名抗议者,走上街头谴责她眼中中央政府的高压政策;她的丈夫则是一名普通警官,为应对妻子支持的示威活动,每天上十二个小时的夜班。

自从六月以来,他们一直在这样相处:夜里站在路障的对立面,第二天一起抚养两个女儿。

他们目睹了街头不断加深的裂痕,这种裂痕已成为争夺香港灵魂的标志。这场斗争现在正在他们家以及类似家庭挑起不和,甚至是在警队内部挑起不和。

“开始的时候,这与我们这些年里经常看到的抗议活动似乎没有什么两样,”桑妮说,“但是现在,我们甚至不能谈论任何正常的日常生活。没人有这个耐心。”

随着香港政府进一步施压和加大逮捕力度,抗议者与警方之间日益激烈的暴力冲突让街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双方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为警方采取的行动做辩护,称香港警队仍然是亚洲最专业的。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桑妮与丈夫青梅竹马,五年前,他们结了婚。她要求不在报道中使用她的全名,以免遭到政府或其他官员的报复。

桑妮的丈夫拒绝与记者见面,或给出自己的姓名,但他强调了政府的要求与抗议者的不满之间的鸿沟。

“这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在短信中说,并补充,警方除了逮捕那些违法者外,“别无选择”。

但他承认,当局可以改善对抗议活动的处理,并说他的妻子经常提醒他这一点。

“她让我守规矩,”他说。“她总是劝我考虑如何让警察重新获得市民的信任。”

通过他们的交谈,桑妮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大街上,警察是如何变成公众越来越讨厌的政府的替身的。“好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她说。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 其实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都有自己的角色:

“在角色中,我们有职权有义务,要尽职尽责。我们的亲情关系,不应该干预我们角色功能的执行,不能因为我的妻子是示威者、而我是警察,我就不会去维护秩序。”

夏明教授认为,警察行使的不仅是权力,更是一种权威,因为其权力是由体系和制度所赋予的。但夏明教授同时表示,警察在行使权力时,既要遵守职守和上级命令,也涉及到合法性:

“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即使是制度性的权力,也面临有没有合法性、或者合法性是不是丧失殆尽的问题。比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辞职,不是因为他丧失了权力,而是丧失了民心和合法性。同样,警察也面临这个冲突,当警察为政府和权力机构服务时,他在运用他的权威,这个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上的,没有合法性的权力就是黑社会。”

所以,今天香港最大的问题在于:港府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夏明教授说:

“其合法性当然是来自其专业、来自对香港人的各类服务,但因为一国两制不断受到北京干预,而北京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府。北京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不断丧失合法性,用暴力升级来对待自己的人民。今天习近平已经走向倒行逆施和个人独裁,这会影响港府的合法性。而特首林郑月娥在处理各种冲突中,包括她的谈话和行为,你可以发现她是个傀儡,没有决策权,只有看北京的眼色行事,而北京不想理性解决问题,只想杀鸡儆猴。这使一些港府公务员也参与抗议游行、支持示威群众,最多时有200万人走向街头,这当然使示威具有合法性,而港府的很多处理方式不具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警察,就面临着一个权威和权威丧失合法性的压力和冲突。夏明教授说,警察自杀率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警察在权威与合法性之间挣扎,最后没有办法调解,就如雨果作品中的一个警察,最后自杀:

“同样,今天无论是中国警察、香港警察、还是美国警察,都会面临这个冲突。所以,警察不仅是个职业,而且要有合法性,而合法性来自于政权政策的正确,来自于更高层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如果政治和政策的合法性丧失,当然会给下面的执行者、尤其是冲在第一线的执法机关比如警察,带来很多价值观的冲突和角色的异化。随着香港冲突持续增加,已经出现跳楼事件,我相信给香港人带来的家庭冲突也会越来越大,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香港警察辞职。”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的文章还列举了一位叫菲利丝(Phillis)的女士,今年42岁,是一名为小学生服务的社工,她与一名警官结婚已经21年了,他是她的初恋。随着她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她感到与自己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男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她说,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了,我要考虑离婚的问题。”

她说,为了避免在家里发生冲突,她不再看电视,并且只和女儿们在房子外面讨论政治问题,避开丈夫。

当警队面临如此大的压力和公众批评时,在那些对自己的工作有冲突感的警员中,很少有人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

而36岁的邱汶珊曾在香港警队工作了11年。今年7月辞职前,她决定主动站出来,冒下公开批评警队的风险。

今年夏天的早些时候,她被派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外监视在街道对面的维多利亚公园聚集的示威者。她对6月16日的游行记忆犹新,那天,抗议者从她身边经过时大声地叫她“黑警”。她同情他们的愤怒,从那一刻起,她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在这场冲突中站错了阵营。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警官,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并不完全合法,”邱汶珊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但我也很理解他们的想法,如果情况变得更糟,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牺牲他们的未来前景,甚至他们的生命。”

随着紧张局势在6月份升级,警察开始对抗议者使用武力,邱汶珊说,她的挫败感也越来越强。

“事情到了我不穿戴全套设备就不敢到下一个街区去开停车罚单的程度。这让我最终有了‘穿这套制服有什么意义’的想法。”

她说,她所表达的观点在警队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我觉得政府好像是躲在了警队后面,”她说。“好多警察在下班脱下制服后,都是普通的香港市民。我们都是香港公民,但政府似乎并不在乎街上发生流血事件。”

7月10日,她决定,自己已经看够了。她把辞职信从门底下塞进了上司的房间。

辞职十天后,邱汶珊看到了一段现场直播:一群身穿白衬衫的暴徒在元朗火车站殴打抗议者,而警察——她以前的同事们——就站在一旁。

“那是我这辈子打的第一个报警电话,”她回忆说。“那个场面很恐怖,也非常令人失望。”

站在自己狭小的公寓里,邱汶珊拿出2008年宣誓加入警队时的证书。她说,在经历了今年夏天的事情后,手里拿着这张纸让她感到五味杂陈。

“那确实让我感到不安,”她说,她指的是警察对抗议者使用武力。“也许对他们来说,很难不服从命令;但他们可以选择采用不同的方法。”

邱汶珊说,她辞职的事情公之于众后,有几名警官找过她,询问要如何像她那样做。其中一名警官告诉她,他担心女儿的安全与幸福。另一名警官对她说,他的上司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要求他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

邱汶珊说,她想在今年十一月竞选区议会席位。“我决定,我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来做我想做的事情,”她说。“这都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勤奋为人民服务、热爱人民的政府。人民就这么简单。他们不想出去抗议。”

夏明教授对此表示,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有各种把人们切隔和区分开来的因素,比如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还有不同地域、党派和宗教,而随之而来的个人主义需求也越来越强。夏明教授接着说:

“而这些不同,到底是成为分裂我们的因素、还是成为相互尊重、从而相互合作的基础呢?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多元社会,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在于:用讲理和非暴力来解决分歧和冲突。”

而有些道理是无法讲清楚的,比如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夏明教授认为,我们看世界,一定有差异,因此管理世界的矛盾冲突有一些基本法则。第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同理心和同情心;第二,任何社会改进,都不要让一个弱势群体变得更糟糕,否则就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而在目前情况下,以大陆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圈,并没有学会这一套法则,即使有也基本都被清除和破坏。夏明教授接着说:

“所以你看到中国整个政治思想就是思维的一元化,从而带来黑白两极的思维模式,最后带来一种狂热的敌我关系。北京对香港的方式,就是一种敌对关系和敌对思维。习近平强调斗争哲学,他在最近中共中央党校开会时,60次谈到斗争,就是一种极端的、不宽容的思维模式。这种不宽容的斗争哲学,最后会变得你死我活,当然会对社会和人有影响,最后就成了孙中山所讲的中国就是一盘散沙、或者柏杨所讲的中国就变成了酱缸。”

对香港冲突导致的社会撕裂现象,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

“这次香港冲突原因是比较深层次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送中问题,实际上,整个香港社会感到面临着要逐步同化于中国大陆的体制,同化成一个和中国大陆一样的一个普通城市。这个深层次的矛盾使大多数香港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必须要置于死地而后生。所以这次抗议规模这么大、时间这么长,是香港一个深层次矛盾的表现,也是北京和港府的所谓一国两制,无法完全像过去那样再进行下去的标志。”

所以,香港社会目前就是处于一种撕裂性的分歧,包括家庭也受到影响,这是大矛盾的反映。陈奎德先生接着说:

“比如香港一些警察甚至在黑社会动手的时候也不去进行执法工作,这说明香港执法部门在中共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因此北京恐怕是用了非常大的力气来进行包括效忠中央政府的洗脑工作,所以造成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大多数香港人的利益产生了某种分歧,现在的表现就是甚至冲击到了家庭。”

陈奎德先生说,中国当年文革时也有类似情况,政治纷争到了白热化时,家庭和亲情都不能避免被政治所撕裂、被政治强行站队:

“我认为香港问题如果不解决,这种撕裂会越来越深化。大家知道,甚至过去是建制派的人,也开始对香港特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行为不满。当然,如果中共进一步软化,承认香港普选权,达成5条诉求,使得社会有机会达成某种和解,那么香港社会的撕裂会逐渐化解。但如果北京坚决不同意五条诉求,特别是最后一条真普选和双普选,这个问题恐怕会越来越严重。”

因此,陈奎德先生不认为这件事会长久僵持下去:

“如果北京政府不答应香港要求的话,爆发性的解决方式甚至流血都有可能,但这是全世界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虽然香港只有七百万人,而北京总是拿十四亿人来做标榜,但只要新闻渠道越来越畅通,事实真相越来越被大陆人所知,现在造成的所谓大陆人反香港的局面会比较快地扭转,所以我相信这个局面不会持续太久。但目前香港社会分裂,包括家庭撕裂,这是令人痛心的。”

香港作家、今年七十一岁的颜纯钩先生,最近发表了一封致香港警察的公开信,我们就以颜老先生信中的一段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语:

“你们有想过吗?这些你们的同龄人,他们为什么要冒死来作这一番抗争?他们真的是拿了外国的黑钱来卖命的吗?只要你稍微和身边的亲友作一点沟通,就会明白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不忍心眼看香港沉沦下去,他们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一个让所有香港人都安身立命的老好香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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