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 緣從何來？

早在今年年初，以習近平爲核心的中共當局修改教科書，將中共前主席毛澤東在世期間給中國人和中共屢次造成的大災難稱爲“艱辛探索”，尤其是將中共先前正式定爲“災難”和“浩劫”的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歸爲“艱辛探索”的一部分。。圖爲北京市場上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像和毛澤東像。（AFP圖片）

早在今年年初，以習近平爲核心的中共當局修改教科書，將中共前主席毛澤東在世期間給中國人和中共屢次造成的大災難稱爲“艱辛探索”，尤其是將中共先前正式定爲“災難”和“浩劫”的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歸爲“艱辛探索”的一部分。

今年9月9日，是毛澤東去世42週年忌日，中國網民赫然發現，中國八年級歷史教科書下冊正式出版，毛澤東再度成爲一個沒有錯誤的偉大領袖。　這一局面導致中國公衆的強烈反彈和抨擊。

新出版的教科書顯示，中共當局最新的敘述已經修改了原先的歷史陳述，給毛澤東免除了錯誤。

原先的歷史陳述是“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錯誤地認爲，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爲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

新的歷史教科書的陳述是：　“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認爲黨和國家面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爲此，他強調‘以階級鬥爭爲綱’，想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起來。”

一位網民說，“速看，新課本毛主席不再揹負‘錯誤’！”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在專制國家，經常發生對歷史的竄改和隱瞞：

“因爲都是出於當下政治的需要，尤其在中國我們都知道歷史總是翻過來掉過去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特別是近現代的歷史最缺乏瞭解，就在於當局不斷根據政治需要，來掩蓋和歪曲歷史。這樣做對整個民族沒有好處，使人們無法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因爲人類要進步，就必須對自己做過的事情有所反思，總結經驗教訓，這些都要建立在對歷史真相的真實瞭解之上。”

據海內外媒體報道，令許多觀察家和中國公衆感到不安的是，在文革期間長大成年的習近平，似乎對文革情有獨鍾。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在接受本臺採訪時分析說，從習近平和他周邊高級顧問的視角來看，他們是在用他們所最熟悉的話語和思維方式，來看中國的歷史和未來。而這些人最大的悲劇就在於，他們整個思想的形成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貧乏也是最野蠻的時期：

“他們基本上都出生在50年代，這批人的意識、思維和世界觀，一方面反映出有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就是他受了迫害成了時代的一個犧牲品，可是他只能理解那個時代他的生命的意義，只能在那個時代的框架下，來解釋他生存的價值。所以他對那個時代的荒誕，反而有一種依戀。因此他表現出的任何行爲和思想，只能是那個時代的結果，而不能超越那個時代。就像馬克思講的，我們可以改造歷史，但我們不能脫離現狀來改造歷史。就像我們不能拔着自己的頭髮超越地球一樣。其實習近平和他周邊的這些人，就反映出了這樣一個歷史的悲劇。”

但更大的悲劇是習近平和他的領導層進入了一個歷史錯位，使他們在前瞻未來的時候，還在用50年代的思維。夏明教授說：

“他們把毛的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的東西，繼續保留下來，還想把它用在成長在未來新時代的人身上。”

中國作家巴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但被封殺。夏明教授說：

“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一些中國領導人認爲文革博物館會給中國人丟醜。但滑稽之處在於，現在有很多人想回復到文革時代，尤其是習近平，刻意模仿毛澤東，而且把中間的一些歷史偉人包括鄧小平淡化，直接把整個中共的歷史變成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習近平抹殺鄧小平，同時還表現出一種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殺父情節。因爲習近平家庭的解放和平反，是受到胡耀邦鄧小平政策的影響。”

外界有評論說，毛澤東在世時不但給中國成千上萬的普通民衆帶來災難，而且也給中共許多高層領導人及其家庭帶來災難。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文革之前就被毛澤東以反黨陰謀家的罪名打入牢獄，直到文革結束後才恢復自由和名譽。

夏明教授表示，習近平上臺後，一方面確實在提高他爸爸的地位，至少下面抬轎的人把他爸爸當時在廣東實施改革開放、尤其建經濟特區所發揮的作用突顯出來：

“所以最近出了一幅畫，就是鄧小平等人都是坐在沙發這一邊，而習仲勳是站在地圖前面好像是在講述一個特區和廣東開放的偉大藍圖，因爲習仲勳曾任廣東省委書記。”

但另一方面，習仲勳在政治上又被習近平給抹殺掉了，夏明教授說：

“其實習近平抹殺了鄧小平，也就是抹殺了鄧小平的兩大核心思想，一個是改革開放建經濟特區、引進西方的管理制度和資本，另外一個就是包產到戶、聯產承包這兩大政策。抹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特區政策，實際上就是抹殺他爸爸當時的功勞，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來看，是一種心理的重創和疾病。習近平對他的爸爸有一種心理上的怨恨，因爲他爸爸曾給他帶來過兩次大的災難，一是他爸爸因爲劉志丹的反黨集團案，在中共高官裏最早被打倒；後來是文革，他爸爸再次受到衝擊。這是他爸爸給習近平帶來的兩大負面影響。”

夏明教授說，我們如果仔細思考習近平的政治前途，他爸爸其實差點第三次讓習近平的政治抱負受到挫折：

“那就是八九天安門開槍事件，因爲當時鄧小平要開槍，習仲勳是反對的。但開槍後習仲勳當時非常緊張和害怕，因爲習仲勳畢竟已經被打倒過兩次，現在面臨第三次被打倒。所以海外就有傳聞，說當時習仲勳當時已經嚇得神經出了問題。這些傳聞是從中共黨史高級研究專家高文謙處來的，他也證實，習仲勳在鄧小平開槍之後，神經已經處於分裂狀態，後來被送到深圳長期養病。所以對習近平來說，八九六四他的仕途又會面臨第三次被牽連。因此習近平下意識地反抗他爸爸，甚至覺得他可以比他爸爸做得更好，這種殺父情節非常強烈。”

因此，夏明教授表示，習近平目前的作法就是要把自己和毛澤東連在一起，成爲中國一代所謂偉人。但習近平根本意識不到，毛澤東是20世紀三大屠夫之一，他殺的人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加起來的總和，而且希特勒和斯大林主要殺的是異族人或者異教徒，毛澤東殺的則是把他捧上皇位的他自己的幹部、自己的將軍和他自己的人民。但習近平從他自己的世界觀和認知觀裏，無法明白這一點。

習仲勳在世的時候多次公開表示，毛澤東那樣的個人獨裁對中國、中共是災難。在習近平再度追求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權力之際，中國網民不斷提出習仲勳有關防止中共個人獨裁再度發生的呼籲。

而習近平對毛澤東個人獨裁的曖昧態度導致“習近平不是習仲勳的兒子，而是毛澤東的孫子”的說法在中國公衆當中不脛而走。有分析人士說，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編纂當局推出歌頌毛澤東、粉飾毛澤東錯誤的中學新版教科書，將再度引發公衆對習近平和他父親習仲勳以及與毛澤東關係的議論。

夏明教授對此表示，正如人們所說，習近平自己願意做毛澤東的孫子，願意把天安門廣場上的殭屍供奉起來，甚至願意與他同牀共枕，這確實反映出習近平精神和心理上的某種缺陷：

“一是從心理認知和世界觀的角度分析，習近平有一個‘路徑依賴’，就是隻能幹你熟悉的事情；不熟悉的和超出認知範圍的，他不會去幹。另一方面，習近平從當下的現實政治、實用主義、機會主義和務實的角度，他會把毛澤東作爲一個工具以強化他的統治，應付他當下的政治危機。所以這裏就有實用主義和方便政治的因素、策略和動機，因爲從習近平的認知角度和政治理念，他看不到人們在物質追求達到一定滿足之後，需要有更多的對精神和自由的追求。”

因此，夏明教授說，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就沒有明白，人對自己的命運，有一種掌握的衝動，對自己的生命意義，有一種完全實現的衝動。人們在各個領域，包括對自己所居住的社區、城市、國家甚至整個歷史的走向，都有參與權、發言權和投票權。人的投票權可以強迫官員對老百姓的慾望和民意進行某種應對和回應。然而在習近平眼裏，我的政權是紅色江山，是黨所領導的，是成千上萬烈士鮮血換來的；這個政權是我的家底、家當和家產，我不能把它給丟掉：

“因此現在有人在反對我，就是要反對這個政權、顛覆這個紅色江山。習近平看到的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認爲這個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權力，權力意味着一切。所以他現在在拼命保護他的權力，然後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觀點，用江山和政權穩定的思維來應對，這種思維能給他最好教導的當然非毛澤東莫屬。毛澤東不斷宣傳以階級鬥爭爲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習近平可以利用的。而當中國經濟又出了問題時，毛澤東是怎麼教導的呢？那就是抓革命促生產、實行國家管制經濟，對私人企業家進行整治、推進公私合營，所以現在的中國就是國進民退。這些都是毛澤東的落後遺產，也是習近平唯一能夠理解、而且用起來得心應手的東西，所以毛思想當然就會成爲習近平政治權術中非常實用的一部分。”

夏明教授說，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有一句名言，誰控制了今天，誰就控制了歷史；誰控制了歷史，誰就控制了未來。夏教授指出：

“中共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合法性。中共說我們推翻了蔣家王朝腐敗的舊政權，趕走了帝國主義，這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一個基礎，所以中共對老百姓說我給你瞭解放，因此我就有權利來統治你。但後來它給了老百姓解放，卻沒有給老百姓飯碗，老百姓還是捱餓。所以鄧小平就說我給你飯碗我給你喫飽肚子，這樣中共又可以說我們搞出了中國奇蹟，因此就證明我們的黨英明偉大，是可以給中國人帶來美好遠景的，以加強黨的合法性。”

正如網上評論所說，習近平如此倒行逆施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竄改文革史、爲毛恢復名譽，並非是失憶和忘記家仇，而是要藉助毛澤東及文革那一套來治黨治國，實現自己的帝夢。

 

小鮮肉表演遭新華社怒批：《“娘炮”之風當休矣！ 》

中國2018年“開學第一課”邀請“小鮮肉”藝人表演，引發了一場關於“娘炮”的熱議。批評聲音認爲這些畫着眼線、脣紅齒白的瘦高青年不符合“健康”的審美標準，宣傳這樣的榜樣會導致“少年娘則國家娘”、引發下一代少年不夠“硬漢”、擔不起家國重任的擔憂。在今年7月份的《中國好聲音》節目上，明星謝霆鋒也表達過相似的觀點，稱“我覺得男生也該找回男生該有的荷爾蒙”。

新華社9月6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娘炮”之風當休矣！ 》，文章說，當下流行的“娘炮風”不是一天養成的，它是“顏值消費”和眼球經濟跑偏的結果，更是文娛圈子奢靡浮誇之風的新變種。文章稱， 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蝕，更需要優秀文化的滋養。

9月11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發表《讓年輕人都陽光向上》一文，再次聚焦中國當下熱議的“娘炮”問題，文章要求青年男子做“真正男子漢”。

英國金融時報9月7日發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則批評說，拋開“少年娘則國家娘”、“男性外貌女性化意味着社會責任感缺失”這類言論中顯然的僞命題和邏輯謬誤不談，對“娘炮”形象符號的公然攻擊，折射出當前社會對性別歧視的麻木不仁，也暴露出在數代人接受的教育中欠缺已久的“成長第一課”——性別平等教育。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對此評論說：

“我前幾天在超市裏看到一個有名飲料代言人的廣告。這個男性代言人猛一看像個女生，就是所說的小鮮肉，身材削瘦面孔俊美。這樣的廣告說明某些商業集團在背後炒作。”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獨生子女，家長對孩子溺愛，唯恐孩子出事。朱老師說，獨生子女沒事往往都是宅在家裏，缺乏戶外活動，對孩子成長也不利。

朱老師說，現在人們抱怨缺乏高倉健佐羅這樣的硬漢形象，與媒體炒作有關係。如果要搞個民意調查，未必得到大家的認可。他接着說：

“還有中國男性在現有社會制度下，缺乏展示自己陽剛之氣的空間，體育場所和鍛鍊時間都很有限。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人，家長都想讓他們規規矩矩讀書，找個好工作，認爲體育是學習不好的人才去從事的專業。當然，這也和學生現在課業負擔重、體育鍛煉少有關係，造成男生缺乏陽剛之氣。”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對此有不同見解，他說：

“首先我們要討論的是男性女性化危險、還是女性男性化更危險。中國目前的討論水平還沒有逃離一個最根本的大的意識形態認知框架的誤區，這個框架就是性別二元的性別意識型態，認爲性別就是非男即女非女即男。其實這種二元的性別分割，就是男性高於女性，女性就像波伏娃講的變成第二性了。這種性別意識型態本身就非常陳舊，也就是說，今天在我們整個的知識界裏，或者在西方學術界裏，這早已是被淘汰和拋棄的認知框架。”

那麼,如何來認識今天的認知框架？夏教授說，最主要的就是個人意志和自由選擇，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許多對性別的認知，已經脫離了我們對身體解剖的認知：

“當然生理解剖是性別的基礎，我們不能說與生理解剖沒有任何關係。但另一方面還有每個人的個人選擇，個人選擇向哪一種文化靠近，或者文化對他個人塑造和成長的影響。這三者就形成了一個關係，即：生理構造，個人選擇和文化對他的塑造，其中包括社會、家庭和父母對他的期盼。還有教育結構，比如是女老師在教還是男老師在教？或者電影裏面塑造的男權意識是不是優於女性化等等，都在起作用。”

此外，夏明教授指出，對藝人圈裏出現中性化、或者男性女性化等現象，要用一個平常的心態來看待。他說，如果我們理解當代整個性別發生的急劇變化，那人們對這些現象也就可以理解了。當然，夏教授說，從個人角度和國家角度來講，怎麼塑造一個比較健全的性別秩序、或者性別價值觀，有兩個方面可以思考。第一，如果由國家來強行維持原來的男女二元，而且只是由生理決定，再加上男尊女卑，這當然會更糟糕。因此，國家必須要營造一種多元的、個人可以作出選擇的機制，而社會和國家必須營造一種寬鬆的環境來保護。第二從個人角度來說，個人的審美價值，並不一定要被社會大衆流行趨勢所困擾：

“所以作爲每個個人，一個健全的思維在於，這個世界有很多美德，即使你想追求陽剛，即使你想把佐羅或者高倉健的硬漢形象作爲你的追求標準，你仍然要理解每個人的不同追求、以及人們把哪種美德看得更重，是個人選擇。而且人們不應當忘記，所謂個人身份的認同和再造，永遠是在與他人和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創造的，永遠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個人。你不可能說，我就是有一個雄性的細胞和體魄讓我成爲一個男子漢，因此對娘娘腔的男人我就有優越性。”

夏明教授舉例說，他曾經帶女兒看《小鹿斑比》的電影，小鹿斑比的爸爸在培養小雄鹿斑比的堅強性格上起了決定性作用，說明在世界進化過程中男人很重要，世界需要男人。他說，在很多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男人的美德和其適用性，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男性溫柔的一面，在更多的時候，這一面會化解衝突和危機。

夏明教授最後表示，中國作家張賢亮曾經說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們如果把男性的陽剛和女性的溫柔完全對立起來，這種理解就非常片面。

 

請您收聽節目並發表對節目的意見和建議
婦幼論壇節目主持人梒青的推特 （TWITTER） 地址是：HANQING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