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文化：從小告到大

中國高校建立了信息員制度。圖爲河北大學舉辦的一次學生信息員見面大會。（Public Domain）

從鼓勵孩子打小報告說開去：小學告密文化到大學信息員?

在幼兒園和小學階段，總有一些孩子喜歡向老師或者家長告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所謂打小報告。說起來，從小孩子到成年人，從學校到職場，喜歡打小報告的人，常常不受大家歡迎。有心理學研究顯示，4、5歲的孩子愛打小報告可能是天性，隨着年齡增長和社會化程度增加，愛打小報告的習慣會大大降低。但問題是，如果整個社會、父母、特別是老師有意無意地鼓勵孩子打小報告的話，問題就複雜了，長此以往還會影響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

不久前，有媒體報道稱深圳某小學在學校設立情報專員，除學習外還要做地下潛伏工作，注意觀察同學情緒與心理變化，定期向老師提供情報。校方稱，此舉是爲了即時瞭解學生心理狀況，以便及時解決。

專家的解讀是，從兒童心理發展的特點來說，3-6歲的孩子正是形成規則意識的時期，比如遊戲的時候不能妨礙別人等。在這個階段，孩子對於諸如此類的規則很敏感，一旦有打破規則的行爲，他們會立即予以關注，而且急於讓能守住規則的人知道，因此使打小報告的行爲變得比較普遍。有早教專家指出，通常情況下幼兒園小班受語言能力影響，打小報告的情況略少，但到了大班和小學常常是小報告集中爆發的階段。

在專家看來，除了規則意識強的孩子愛打小報告，一些平時依賴性比較強的孩子、處理問題能力較差的孩子以及缺乏關愛的離異家庭孩子和留守兒童，往往是打小報告的積極分子。因爲依賴性強的孩子，一旦與其他小朋友產生矛盾不能自我解決，只能向老師尋求幫助。而缺乏關愛的孩子，則希望通過打小報告這種行爲來獲得更多的關注和認可。

除此之外，一些自我中心比較嚴重的孩子也熱衷於給老師打小報告，比如獨生子女的父母長輩一般都圍着他們轉，於是孩子在學校也希望藉助老師的力量，來維持自己的中心地位。因此很多時候，孩子打小報告的目的並不是讓老師懲罰他人，而只是想借機在老師面前表現自己，確立自己的中心地位。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評論說：

“對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人很矛盾，小孩子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自己解決不了希望求得老師的幫助也無可厚非，但還是應該有個大致標準。孩子有時候判斷事情未必清楚，但原則是如果對別人造成人身傷害或者侵害別人利益的，孩子制止不了可以告訴老師，就像報警一樣。但對一些你看不慣的做法而又沒有傷及任何人的話，比如有的孩子調皮，老師不讓做什麼，他偏去做，有的孩子就去打小報告，這就不合適。”

朱欣欣老師說，發現孩子的錯誤去糾正，首先是老師的責任，小孩子是沒有責任的。他說，美國一個很有名的電影《聞香識女人》，就講述了這麼一個道理。朱老師說：

“影片中的中學生，有個忘年之交是在戰爭中雙目失明的退伍軍官。關鍵的一個故事情節就是這位中學生目睹了兩個學生違反學校紀律，老師要求這個中學生去舉報，這個軍官就告訴他說，你沒有這個責任，你不能做個告密者，這是成年人的責任，未成年人沒有必要去做這個事情。”

在心理學家和教育專家看來，每一個行爲的背後都對應着相應的獲益，從心理發生機制來說，打小報告的最終目的是爲了有所獲益。對於孩子而言，打小報告可能會讓其他孩子不喜歡，但打小報告的孩子認爲只要老師喜歡就行了。孩子思維單純，他(她)會把老師設定的規矩當做唯一鑑定對錯的標準，希望通過讓對方被老師批評與懲罰來反襯出自己的“優異”。

對此，朱欣欣老師說，如果不是大的問題，不要過於嚴厲地處罰學生，當然學生可能是好意想幫助老師維持秩序，但老師不要鼓勵孩子打小報告的熱情：

“要是被打小報告的同學不是太鬧的話，一般來說我不會太嚴格地處理。我也挺討厭好打小報告的人，好打小報告的孩子處處盯着別人，通過這個來取悅老師或顯擺自己，就很不好，最好能夠自己出面直接提醒這個同學，什麼事情都偷偷打小報告不好。”

廣州康寧心理熱線心理諮詢師詹春雲大夫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打小報告是個貶義詞，他說：

“打小報告是有貶義的。如果一個同學在偷東西或者在欺負別人，或者在放火，孩子去告訴老師，這不是打小報告，這是一種正直的反應。所謂打小報告包括說其他同學的壞話，或者在可說可不說的情況下，孩子將事情告訴老師。既然打小報告是貶義，那麼這種行爲就會帶來問題，比如破壞同學間的關係，相互之間不信任，因爲很多小朋友是會推理的，他會覺得你可以告他的密也會告我的密，這樣很多同學會不信任打小報告的同學，甚至會孤立和報復他。”

詹大夫說，老師鼓勵學生打小報告這樣一種管理模式，不適合青少年的心理規律，不應該去提倡：

“應該更多的引導，小孩子在這個年齡段會自我探索和模仿，假如身邊有人這麼做，那他也會這麼做。另外，他探索和嘗試這種打小報告的形式，可能是想得到某種好處。假如他真的得到了，那他的這個行爲就會得到強化。通常，孩子的行爲是可以被誘導的，是一種強化的結果，不是天生的。”

有專家也建議,老師對打小報告的孩子，要採取不敷衍、不鼓勵的辦法。詹大夫評論說，在學校裏，同學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假如把這種關係搞得很緊張，就好像地下黨活動一樣，那肯定不利於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的確不能鼓勵孩子打小報告：

“所謂打小報告，其實是沒有必要的。比如說，誰誰誰上課玩手機了，或者帶東西進來喫了，誰誰誰沒帶紅領巾，這樣的情形叫打小報告。而一些原則問題或者大是大非的問題，那應該鼓勵孩子出來制止或告訴老師，這不是打小報告。所以重要的是幫助孩子明辨是非，這樣孩子就知道如何去做。”

那麼，小時候愛打小報告的孩子，未來成年後行爲會受到影響嗎？詹大夫說：

“一個人的行爲假如得到強化，就會變成一種習慣和模式，長大以後他也會繼續延續，用這種方式去處理事情，這樣很不好。第一，他會更多地看到陰暗面，對外界的認知產生一種偏差；第二，長大後在工作中職場上用這種手段，同事關係會很緊張，甚至領導也不一定喜歡這樣的人，人們會覺得你不是那麼光明磊落，所以這種模式固定下來是不好的。”

儘管如此，詹大夫說，現在愛打小報告的孩子仍然不少，與老師直接間接的鼓勵和中國功利化的教育有關：

“比如爲了追求學習成績，老師就想所有的孩子都乖乖地聽老師講課，便於老師管理。老師有這種要求的話，那自然會引導學生去做這樣的事情。所以老師要儘可能避免使用這種方式。”

如果孩子愛打小報告、人們還會理解和進行引導的話，那麼社會化程度高的成年人在中國也被鼓勵打所謂小報告，或者被稱作信息員，就令人不可思議。本臺日前有報道提到，如今的中國高校，課堂普遍安裝攝像頭，並在學生中發展信息員。而信息員制度就是告密制度，課堂上老師講了什麼話，專門彙報。信息員是單線聯繫的，同學間也不知道是誰。當信息員將來畢業分配、入黨，當然有好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高校就變得啞然無聲。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對此評論說：

“現在大學招所謂信息員，公開鼓勵學生告密和去監控其他學生，這簡直是在利用人性的惡。這些學生中難免有人會因爲個人主觀的願望或者是和某些人有恩怨，就利用他手中的權力，向老師打小報告整別人，惡化了人與人的關係，也不道德。”

詹春雲大夫則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說：

“其實這種諜報式管理，不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和行爲。這種諜報式管理通常是在非常時期、比如戰爭時期，爲了那種你死我活的鬥爭，不惜一切手段取得對方情報，置對方於死地，這是在特定環境下用的一種非常手段。如果在青少年中去推行這樣一種管理模式，會讓年輕人感覺這個世界很險惡、很對立，人們會不擇手段。”

朱欣欣老師表示，這種在大學生中發展信息員的諜報式管理千萬不要成了中國電視臺正在上演的一些宮廷劇：

“皇帝利用大臣們之間的矛盾，讓他們互相打小報告互相監視而坐收漁利。我們千萬不要在班裏課堂同學之間搞成這麼一個關係，老師就像皇帝似的那太可怕了，人們以此來打擊異己或假公濟私，達到個人目的。它把人與人之間基本的信任和善良都抹沒了，人類社會就真成了叢林，人都活得很累很虛僞。”

朱老師說，叢林法則充滿厚黑學，不知不覺就腐蝕人們，這樣的電視劇，孩子們看得越少越好。朱老師接着說：

“實際上在中國，人人都在抱怨這個社會，可人人都在共同構築這麼一個地獄，人人都不願意拿出一點點的信任或者善良來。每個人都有責任，每個人都是一個受害者、又是一個害人者。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學會制定一個共贏共榮的規則，幾千年來中國政權都建立在一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基礎上，這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失敗，名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完全沒有共和的思想，而是互相壓迫，總是要製造一些對立面鬥來鬥去，其結果就是中華民族到現在還是落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在接受本臺採訪時也談了他的見解，他說，他不認爲告密行爲本身有什麼不對：

“在任何國家，如果一個公民發現有人做壞事時都有舉報責任。舉報和告密的不同之處在於，告密有時候是證據不足，或者覺得自己不方便，或者不願意因爲舉報受到傷害，他會採取祕密舉報的方式，自由民主國家中也可以這樣做，比如你發現有人有恐怖分子嫌疑。”

而如果告密確實成爲問題的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王軍濤先生說：

“第一就是你告密，告什麼祕？如果這個國家的法律是惡法，你根據惡法去告密，實際上就會導致正當履行公民良心義務和職責的人受到迫害，這是國家法律問題。第二是告密之後，比如我們在西方國家，你向聯邦調查局舉報一些事情，其中有些可能不真實，但你不用擔心會給其他人帶來迫害，因爲不管誰接到了告密信息，一定要走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就是保護清白者不受迫害。在這樣的法治前提下，告密本身不會給被告者帶來無辜傷害。”

其實，王軍濤先生說，最主要的不在於告密的行爲而在於專制政權的迫害機制。他說，任何國家存在迫害機制，更多的是國家對公民的迫害行爲，而不是舉報行爲：

“我的意思是說，自由民主國家和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就是當有人告訴中國領導人，有些人在反對你時，中國領導人可以任意用國家權力去迫害他；但在西方國家，如果有人向特朗普總統報告說有人在反對你，特朗普總統不可能命令司法部門去懲罰這個人，因爲公民權利受到法律保護。

最後一點就是告密的動機是什麼？王軍濤先生說，如果告密者的動機是爲了維護國家法律和正義，就值得鼓勵。所以告密本身不是值得譴責的事情，應該譴責的是告密者的動機以及告密導致迫害，這就是一個國家政治和司法制度的問題，中共在大學裏發展信息員就是一例：

“這更多涉及國家政治制度問題。我們知道在美國聯邦法律中，允許發展線人和證人，這是世界各國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時廣泛採用的方式。問題在於中國維持的秩序不是一個公正的秩序，不是保障公民安全的秩序，而是維護當權者的腐敗利益、維護一黨獨裁政治利益的秩序，這是政治制度問題。中共在大學發展信息員做這些事情時，是利用了信息員骯髒的心理動機，而在自由民主國家裏，人們有維護法制、社會秩序和正義這樣一種光明磊落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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