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揭露中国大学校园面临性骚扰问题

201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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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乘客约谈广东省妇联妇女联合会,望积极推动公共交通性骚扰防治(微博图片)
女乘客约谈广东省妇联妇女联合会,望积极推动公共交通性骚扰防治(微博图片)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题为《中国大学校园面临性骚扰问题》的文章,文章说,一名中国大学生对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校园内涉嫌性骚扰事件的揭露引发了全国的关注,打开了中国这一禁忌话题的盖子。

北师大一位大三学生记录了过去10年北京师范大学发生的60起涉嫌性骚扰的案例。北师大是中国顶尖学府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女生占多数的高校之一。这些案例既包括偷窥狂,也包括一名据称企图迷晕并非礼女学生的副院长。

这份揭露校园性骚扰的报告引发的关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公共辩论。在中国,对大学声誉的顾虑以及学生希望避免公开羞辱的心理,通常都会使性骚扰案件被悄悄处理或者掩盖。

中国法律界人士认为,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校园性骚扰发生得非常频繁,而中国法律没有对性骚扰的明确定义。受害者提起性骚扰诉讼非常困难,法官也很难对此类案件作出裁决。

北师大校方表示,学校正在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校方已经开展了打击性骚扰的专项行动,并加强了校园安保工作。而北京各高校的教授、学生表示,他们并不了解有任何程序可供学生报告所遭受的不受欢迎行为。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另一个导致校园性骚扰频发的因素是中国性教育的缺失。北师大那位大三学生发起此项调查的初衷是为了寻找今年春天一名在北师大女卫生间偷拍而被抓的男同学的行为动机。他发现,该学生在来北师大前从未接受过性教育。

有反性骚扰活动人士表示,缺乏性教育同样可能会妨碍女生将受到的骚扰说出来。许多遭遇性骚扰的女生根本不知道这一概念。当这种事发生在她们身上时,她们感到难受,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受害者,还有的人决定忍气吞声,因为施害者往往是她们的教授或者手里有权的人。

就中国大学校园的性骚扰问题,中国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关注他们的校园安全,近期披露出的校园性骚扰现象,主要分成两大部分。一是环境安全问题,如偷窥,露阴癖等。还有另外一种性骚扰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比如最近媒体关注的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利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女生进行性骚扰,性剥削和性侵犯。这样的性骚扰更多的是利用师生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造成的。这两种性骚扰都影响到女生免于恐惧和受到性骚扰的权利,成为她们实现受教育权和完成学业的障碍。

冯媛女士说,长期以来中国在这方面都不特别重视,很多学校遇到问题尽量捂盖子。现在提出校园性骚扰问题,是中国女性性别权利意识的提升,对于校园平等和安全诉求的提升,不满足于仅是事后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冯媛女士接着说,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预防机制,包括进行性别平等的教育,规章规范教育,改善校园设施环境,改善安全死角,保障女生在校园的安全,而不是让女生去缩小自己的活动空间,来获取被动的安全。

那么,校园性骚扰又有哪些特点呢?冯媛女士认为,由权力关系带来的性骚扰是高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在完成学业,实习和老师推荐的进修机会等方面,老师,尤其是博导掌握挺大的权力,包括能否毕业。这对学生前程影响非常大,有时它比职场上的性骚扰对人压迫更大,性质也更为恶劣。在职场上,最被动的是可以选择离开,重新找工作,但在学校里,现在离开就常常意味着不能完成学业,意味着时间和金钱上的损失和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对校园的性骚扰,不仅高校要重视,教育部更应当负起责任。

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校园性骚扰不是始于最近,但学校当局出于自身考虑,刻意隐瞒,怕引起学生的顾虑和恐惧。谈到校园性骚扰严重到什么程度,张菁女士说,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一所大学十年来,就有60个有事实根据的性骚扰个案。不少学生被骚扰还不知是骚扰,还有的羞于开口而隐忍下来。还有的学生反映了,告了,投诉了,但没有任何效果,因为性骚扰的法律定义比较微妙,不似身体伤害案,有医学鉴定,性骚扰没有医学鉴定。

张菁女士说,在中国,政府和妇联组织没有经常刻意地向社会宣传什么是性骚扰。在职场上性骚扰司空见惯,男上司骚扰女下属常见,又不敢吭声。前一段女权五姐妹因为公开反对性骚扰而被关押。她接着说,大学生单纯,有关性骚扰的知识了解不多,有不少人被人骚扰了也不自知,中国大学校园的性骚扰已经到了严重程度。

下面,我们向大家简要列举一下今年被披露出来的中国大学校园性骚扰事件:

4月份,厦门大学出现尾随女学生并图谋不轨的性骚扰嫌疑犯;

5月份,华中科技大学出现偷窥狂,在男女厕所内进行偷拍;

5月份,浙江大学女厕所中发现性骚扰嫌疑犯安装的偷窥摄像头;

6月份,复旦大学有同学举报说存在可疑的性骚扰嫌疑犯;

6月11日,南京大学一女研究生在图书馆三楼休息去熟睡时遭人用剪刀将胸脯处衣服剪出两个大洞;

6月15日,南京大学一女生在教学楼午休时,醒来发现裙摆上一大片精斑;

6月份,网络曝出南方日报记者“诱奸”大三实习生事件;

8月份,北师大本科生发布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再次引发讨论;

9月份,暨南大学学生有人报告宿舍出现校园偷窥偷拍现象;


就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有女权组织接到某高校学生“熟人强奸”的求助信息。

《中国妇女报》曾报道,中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性骚扰的女生比例达到57%。女权人士肖美丽说,轻的有露阴癖,重的有性侵,甚至奸杀。而学校的处理一般都是维稳,不让受害者声张。她说,高校的性骚扰很严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调查显示,有57%的女大学生受到来自同学,老师和陌生人的性骚扰。大学是高等学府,为什么会这样?华师大一位女生自己做过一个调查,在被调查的300位女生中,有10%的人承认被骚扰过,但没有一人敢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

张菁女士说,在中国,性骚扰不是某个学校,单位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中国这些年来只强调经济,金钱,人们利欲熏心,女权特别不受重视,政府又不宣传。如果政府能在法律上严格执行,性骚扰就会减少。可是在中国,要告性骚扰的案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你勾引人家,所以敢于站出来的人要承受很多压力,包括社会压力。比如媒体,个人社交网站,口水淹死你,教你难于抬头,社会不是鼓励女性去告。还有来自法律的不公,在中国,性骚扰没有严格界定,很难赢。

有相关报道说,欧美国家对于性骚扰有重罚制度。比如,美国加州一名外科医生助理安妮,2006年至2008年期间频繁地遭受到了医院同事的性骚扰。

“经常会有人对我动手动脚,要不就是从背后摸我,要不就是随便揽我的腰,甚至还有人强行把我拉近他的大腿处,用下流的语言骚扰我。”



她向医院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举报后,反遭到了辞退。2012年,法院最终决定判处医院赔偿安妮1.25亿美元,加上4270万美元作为安妮的失业补偿和精神损失费。


作为对比,广州一名女白领受到主管骚扰长达数月,多次向公司投诉未果反被开除,2009年起诉后,获赔3,000元人民币。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性骚扰案件的低成本,助长了此类事件的频发。

就此,张菁女士评论说,相比之下,美国一个性骚扰案可以赔到上亿,无论明星政要,人们都可以告,中国就少见,这是问题所在。中国要全民宣传反对性骚扰,实在是当务之急,否则会有更多女大学生受害。

中国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认为,性骚扰赔偿难在全球是普遍现象。因为取证困难,造成在诉讼上很难确定。冯媛女士说,她见到的通过法律认定性骚扰的案例非常少,因此法律上的制裁可能不是最有效的措施,但建立健全法律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法律不仅包括诉讼,还包括规范有关单位的责任,比如学校的责任,政府教育部门的责任,以及性骚扰发生后的投诉处理机制,这些才是有意义的。有法律规定,比各单位靠自己自律去做更有意义。

那么中国对性骚扰案件的处理是否成本过低,冯媛女士表示,有时简单类比不一定确切,美国确有这样大额的赔偿,不仅骚扰者要负责,所在公司也要负责。但在美国也不是所有性骚扰案例都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因为取证难。她说:“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因此不用改善。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性骚扰,实际上法律责任并不明确。以前一些打击性骚扰的案子,也不是以性骚扰本身来诉讼的,因为法律上还存在缺陷,很多是以破坏名誉,侮辱或侵犯隐私来诉讼。这是中国现行法律上的一个很大问题。一方面我们的法律禁止对妇女骚扰,但另一方面法律对于如何追责,中间还有很大差距。”

冯媛女士强调,重要的不完全是经济上的赔偿,经济上赔偿的更重要的意义是说不光骚扰者要负责,其所在机构如果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它也要为自己付出代价。这是最重要的,是为女性创造一个学业和专业发展的空间,让女性在有免于被骚扰的安全感下去学习和工作。

对于有关中国校园性骚扰案件法律责任和赔偿等问题,美国纽约执业律师项晓吉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首先如果说是发生在校园内的话,校方肯定负有责任。因为学校有保护学生最基本的安全和学习秩序的责任。校方其实可以采取一些很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如集中管理女生宿舍,有门卫,进出有登记。如发生在校外,事情就难办。

项晓吉律师说,大学校园性骚扰对女生及其家长都是很大的威胁。不过有时情况也比较复杂。其中还有另外一些现象,比如女生本身的一些行为,一些疯狂聚会,青年男女在一起睡,很难说是不是骚扰,还有被人包养,所以界限有时很难分清。如果确是性骚扰,不光是校方责任,还造成刑事犯罪。中国现在是从过去的治安条例上升到治安法,这些行为都构成触犯法律,不仅仅是交友不慎等道德范畴或行政管理问题。

项晓吉律师建议,在这方面要教育女生加强自我教育,包括普法教育,遇到这种情况要勇敢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同学,及时揭露,不要隐瞒或容忍。他说,学校是女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校方更应加强管理,采取实际措施来防范。至于是否要提升民事赔偿的数额,项晓吉律师表示,刑事案件都会附有民事索赔,这是一个司法程序问题,刑事诉讼法里有明确规定。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今年10月初,一个年轻的性别社会团体——广州性别教育中心,推出了高校学生性骚扰状况调查。她们希望,通过这个调查,可以了解高校性骚扰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她们希望通过这个调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高校中建立起一个互相支持的预防性骚扰网络,让受到骚扰者有一个空间和平台去分享并获得相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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