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老师被警察带走 教师谈六四被降级为勤杂工


2018.11.09
1 湖南株洲县育红小学27岁何姓女教师因罚站一名迟到女生,被该县渌口镇派出所副所长和几名民警从教室带走,并在派出所被关了7小时,引发网上热议。(视频截图)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就以下两个话题进行探讨,一是一位小学老师因为罚站学生被警察带走,而学生爸爸是派出所副所长;二是因为在课堂上谈六四和环保等所谓敏感话题,教师被迫成了学校勤杂工。

老师罚站学生被警察带走:学生爸爸是派出所副所长

“你们现在是直接把我锁在里面,门根本就打不开。”

这是视频上显示的湖南一位小学老师在被警方带走后说的一段话。

10月15日,湖南株洲县育红小学27岁何姓女教师因罚站一名迟到女生,被该县渌口镇派出所副所长和几名民警从教室带走,并在派出所被关了7小时,引发网上热议。经证实,该副所长赵某系被罚站女生父亲。据株洲县公安局最初发布的消息称,纪委已介入,涉事派出所副所长已被停职并接受调查,最新的消息则是目前涉事副所长已被调离。

事件的起因是因迟到,湖南株洲育红小学一名三年级女孩,被何姓女教师罚站数分钟。女孩父亲是株洲渌口派出所的副所长,知悉情况后,驱警车直入学校,将何姓教师带走。何老师来到派出所后,她先是被两名警察跟着,坐在一楼一间审讯室内,里面有床,有刑具。后来又被带到三楼,还是被贴身跟着,没人来询问,没人找她做笔录,何老师说“我感到很恐慌。”直到中午,何老师才见到了自己的亲属和学校校长。

何老师离开派出所后在微信工作群里感叹:“我不知道谁给了派出所副所长一个这样的权力?……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因为孩子迟到而打过哪个孩子一巴掌!我勤勤恳恳教书,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据当事学生小彤(化名)的母亲介绍,10月15日早上,株洲县下大雨,小彤本来平时坐公交车,她不放心,就让小彤的父亲送女儿上学,因为难打到车,女儿最后迟到了十多分钟。早上下早自习后,小彤母亲接到女儿电话,女儿哭诉称因为迟到,被班主任何老师打了一个耳光,并被用力推肩膀,推上讲台后被罚蹲马步。小童母亲反复跟女儿确认后,给何老师打了电话核实情况,“当时她在忙,我感觉她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因无法接受女儿被打耳光,女儿又一直在哭,小彤母亲最后报警。而小彤的父亲赵某,正是渌口派出所的副所长。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对孩子的错误进行惩罚,无论是家长或者老师,都是在职权范围之内:

“如果因为一味娇宠学生,只强调正面鼓励而没有适当惩罚,孩子就不能正常成长。另外家长这样做会使孩子有一种等级观念,认为只要父母有特殊权力,就可以随意动用。警察像对待犯罪分子那样来对待老师,这不合理也不合法。所幸的是这个派出所副所长的上级,处理事情还比较到位,能够考虑到社会公众舆论的反应。”

朱老师说,现在中国家长身上普遍存在特权思想:

“因为中国缺乏宗教传统,不强调平等博爱,人的等级意识特别强。而在儒家长幼尊卑的社会次序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位置来对待和他人的交往,在人格和法律关系方面缺乏平等思想。所以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到我有什么权利和资源可以来利用,在社会上为自己的利益博弈。”

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

“老师的教育方式肯定有过当或者不合适的地方,但使用公权力把教师带到派出所甚至滞留在派出所,这肯定是不当使用强制性公权力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惩罚。目前网络上的舆论还是觉得对副所长的惩罚偏轻,因为只是被调离公安岗位。”

据部分学生说,当天是有几名学生迟到被老师罚蹲马步,不过何老师并没有打人耳光。学生并做了示范,“蹲马步”即为贴着黑板的墙蹲下,双手端平。

据媒体报道,小彤母亲曾经来到派出所见了何老师及其亲属和学校校长。小彤母亲说,当时,何老师称自己可能是无意中打到了小彤,并向亲属道了歉,小彤母亲见此也不想再追究,就说“算了”,大家同时离开了派出所。

不过,小彤的母亲发现事情原来并没有了结。10月15日下午,她去接小彤放学回家时,校门口就有学生对小彤说:“你闯祸了,你让警察把何老师抓走了。”小彤就很不开心,对妈妈说:“这怨我吗?老师打我了,他们还这样说我。”

10月16日上午,小彤再次打电话给母亲,称同学都围着她,指责她“为什么要找警察把何老师带走”,小彤母亲感到女儿心里有压力,当天下午将女儿请假接回安慰,并于当日下午到株洲市区看了另一所学校,准备为女儿转学。

当事人何老师说,当天多人被罚站,没打学生耳光,可能不小心摸到她的脸。据何老师讲述,10月15日上午确实下雨,早自习前,她就接到一名学生打来电话,称因下雨,可能会迟到,最后有四五名学生迟到,小彤是其中迟到较晚的学生,当时她叫迟到的学生站在讲台上,就走了。

“可能有动作手势示意她站在讲台上面,不小心摸到她的脸,但是绝对没有故意打她耳光。”何老师说,当天迟到的不止小彤一人,她不可能打学生,也不可能只打她一人。

刘开明先生说,他本人还有不少网上舆论也认为,这个老师对学生迟到采取罚站方式并不好:

“如孩子迟到,有没有原因?只是因为迟到惩罚,我觉得教育工作者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不过,教师虽然处理学生过当但也属于教学范围内,而家长使用公安的强制力来对老师进行人身自由限制,显然违法。”

那么,目前在中国当老师有多难?刘开明先生表示,这一案例比较特殊,不是常态,但的确反映出拥有公权力人的骄横无理。

因在课堂上谈六四 教师成学校勤杂工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再来谈谈另一个话题。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位老师,因为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六四和环保等敏感话题,被学生举报,被迫在学校做勤杂工。这位老师说,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因为不管他将来到哪里申请工作,这件事会在他的档案上跟他一辈子。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说,老师在讲课中难免会讲到社会和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教师,应当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学生:

“最关键的还是体制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被官方所垄断,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如果除了官方之外,能有广泛的不受权力制约的民间教育,教育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的教育缺乏竞争,前几年官方说媒体要姓党,现在教育其实也姓党。”

所以,朱欣欣老师说,这位老师的悲剧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剧,但他相信老师不会白白付出:

“会在孩子心中播下一些种子,让他们通过老师的遭遇看清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社会,给学生们心中埋下许多问号,让他们开始寻求对社会的独特认识。同时,这位老师也大可不必这么绝望,但凡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可以寻求向其他方面发展。”

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表示,中国现在这类现象很普遍,这两年已经有了十几宗这样的案例,其中也包括大学老师:

“在课堂上发表政府不喜欢的言论而被处理、甚至被解雇的情况都有。很多大学都有所谓信息员,这使得大学老师,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师,不太敢探讨和引导大家去讨论一些敏感话题,这是目前人们感到很不安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文革的时候会有,从80年代以来基本上就没有过,这两年又开始重新出现。我今天还和一个大学同学聊天,他教的专业课都被安排在晚上,而政治课、马列主义课都被安排在白天好的时间段。对此学生不满,老师也不满,但也没办法。”

我们再来看看近期的几个例子:今年8月份,中国警方闯入山东省退休教授孙文广的家中,当时他正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批评中国的海外支出。警察突然将他从电话边拉开并带走。7月份,在东南部城市厦门,一位资深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学教授因其课堂上的讲述遭到大学解雇,大学官员模糊地称这些讲述“激进”。

刘开明先生说,文革后,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在八五年以后,包括反对自由化和资产阶级精神污染:

“但即使是那时候,学校也不会鼓励学生去举报老师。现在是鼓励学生举报老师,这样老师不敢讲,师生关系也会恶化,老师无法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学术不独立,思想不自由,不可能有重大研究成果和突破。”

几天前,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中国大学成了党的“坚强阵地”》的文章。文章说,今年早些时候,一位台湾学者在上海一所大学做客座讲座。第一次演讲前一天,他在教室里试用设备,一个响亮的声音凭空冒出来,责备他在测试之后还让机器开着。他扫视房间,那里没有人。然后,他在墙上看到了监控摄像头和扬声器,这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提醒——他将在学校当局监视的目光下教学。

这位教授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中国变化中的学术环境,当局将毛泽东时代的人工间谍活动与新的监控技术相结合,找出那些有大胆言论的教授和没能遵循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学生。

由于中国的经济困境有可能破坏习近平主席的权威,政府加强了对校园的政治控制。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大学应该成为党的“坚强阵地”。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对此表示:

“教师们对此又反感又为难,包括在教室安摄像头。我想目前这种倒行逆施不会长久。教育是社会和民族发展的根基,一个民族的教育落后,其它的就不要再谈。我儿子当年上的是传媒大学,老师是从电视台请来的,当时竟然敢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放有关六四的录像,这让我很钦佩,也很为这个老师担心,后来还是有学生泄露了这个消息,虽然不是主动举报。但学校领导还算不错,只是警告了老师而没有处理他,这说明在教育界有良知的老师还是不少。”

当然,朱老师说,这是10年前的事情,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学都安摄像头。他说,当时他已经觉得学校不像样子,但和现在比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空间。朱欣欣老师接着说:

“我刚看到一个新闻,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要结束合作关系,这说明中国大学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和整个国际教育和文化脱轨,中国的大学将走向彻底封闭,连科技理工方面也会受到影响,更别提中国学生的人文素质了。这样会毁掉一代中国年轻人,毁掉中华民族的未来。”

朱老师最后表示,他希望中共当局能够从民族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即使不能向前走,但至少不能往后退:

“哪怕你能够坚持邓小平最初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可以。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主要靠开放,通过开放或者外部的压力和鼓励,中国才一步步地往前走。其实中国内在进步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外开放。所以希望中共当局能够重新回到邓小平的路线上来,不能开历史倒车。”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政府几乎抹杀了大学校园内的任何异议或独立思考。教师生活在恐惧之中,大多数人选择服从,采取自我审查来换取工作保障和人身安全。研究人员现在找到了荒谬的方式,将自己的项目与习近平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以保护自己不受削减资金的影响。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西方大学,这说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缺乏信心。

高等教育有助于建立中国的全球地位,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将为中国持续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但是,加强对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控制将扼杀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路透社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创新性大学的年度排名显示,中国处于落后地位,没有一所中国大学进入前50名。

中国对创造力的压制助长了抄袭,这种抄袭在中国校园中极为猖獗。此外,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将窃取西方知识产权作为中国崛起的捷径。

纽约时报的文章最后指出,当西方领导人在贸易谈判中就知识产权侵犯问题与中国对峙时,务必要将学术自由作为贸易的强制条件,以此向中国领导人施压。一点外部压力是改变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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