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老師被警察帶走 教師談六四被降級爲勤雜工

在今天的節目裏，我們將就以下兩個話題進行探討，一是一位小學老師因爲罰站學生被警察帶走，而學生爸爸是派出所副所長；二是因爲在課堂上談六四和環保等所謂敏感話題，教師被迫成了學校勤雜工。

老師罰站學生被警察帶走：學生爸爸是派出所副所長

“你們現在是直接把我鎖在裏面，門根本就打不開。”

這是視頻上顯示的湖南一位小學老師在被警方帶走後說的一段話。

10月15日，湖南株洲縣育紅小學27歲何姓女教師因罰站一名遲到女生，被該縣淥口鎮派出所副所長和幾名民警從教室帶走，並在派出所被關了7小時，引發網上熱議。經證實，該副所長趙某系被罰站女生父親。據株洲縣公安局最初發布的消息稱，紀委已介入，涉事派出所副所長已被停職並接受調查，最新的消息則是目前涉事副所長已被調離。

事件的起因是因遲到，湖南株洲育紅小學一名三年級女孩，被何姓女教師罰站數分鐘。女孩父親是株洲淥口派出所的副所長，知悉情況後，驅警車直入學校，將何姓教師帶走。何老師來到派出所後，她先是被兩名警察跟着，坐在一樓一間審訊室內，裏面有牀，有刑具。後來又被帶到三樓，還是被貼身跟着，沒人來詢問，沒人找她做筆錄，何老師說“我感到很恐慌。”直到中午，何老師才見到了自己的親屬和學校校長。

何老師離開派出所後在微信工作羣裏感嘆：“我不知道誰給了派出所副所長一個這樣的權力？……我到底做錯了什麼！我從來沒有因爲孩子遲到而打過哪個孩子一巴掌！我勤勤懇懇教書，爲什麼會受到這樣的待遇。”

據當事學生小彤（化名）的母親介紹，10月15日早上，株洲縣下大雨，小彤本來平時坐公交車，她不放心，就讓小彤的父親送女兒上學，因爲難打到車，女兒最後遲到了十多分鐘。早上下早自習後，小彤母親接到女兒電話，女兒哭訴稱因爲遲到，被班主任何老師打了一個耳光，並被用力推肩膀，推上講臺後被罰蹲馬步。小童母親反覆跟女兒確認後，給何老師打了電話覈實情況，“當時她在忙，我感覺她沒有在意這個事情。”因無法接受女兒被打耳光，女兒又一直在哭，小彤母親最後報警。而小彤的父親趙某，正是淥口派出所的副所長。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評論說，對孩子的錯誤進行懲罰，無論是家長或者老師，都是在職權範圍之內：

“如果因爲一味嬌寵學生，只強調正面鼓勵而沒有適當懲罰，孩子就不能正常成長。另外家長這樣做會使孩子有一種等級觀念，認爲只要父母有特殊權力，就可以隨意動用。警察像對待犯罪分子那樣來對待老師，這不合理也不合法。所幸的是這個派出所副所長的上級，處理事情還比較到位，能夠考慮到社會公衆輿論的反應。”

朱老師說，現在中國家長身上普遍存在特權思想：

“因爲中國缺乏宗教傳統，不強調平等博愛，人的等級意識特別強。而在儒家長幼尊卑的社會次序中，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位置來對待和他人的交往，在人格和法律關係方面缺乏平等思想。所以在處理問題時，首先考慮到我有什麼權利和資源可以來利用，在社會上爲自己的利益博弈。”

深圳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也就此談了他的看法：

“老師的教育方式肯定有過當或者不合適的地方，但使用公權力把教師帶到派出所甚至滯留在派出所，這肯定是不當使用強制性公權力的違法行爲，應當受到懲罰。目前網絡上的輿論還是覺得對副所長的懲罰偏輕，因爲只是被調離公安崗位。”

據部分學生說，當天是有幾名學生遲到被老師罰蹲馬步，不過何老師並沒有打人耳光。學生並做了示範，“蹲馬步”即爲貼着黑板的牆蹲下，雙手端平。

據媒體報道，小彤母親曾經來到派出所見了何老師及其親屬和學校校長。小彤母親說，當時，何老師稱自己可能是無意中打到了小彤，並向親屬道了歉，小彤母親見此也不想再追究，就說“算了”，大家同時離開了派出所。

不過，小彤的母親發現事情原來並沒有了結。10月15日下午，她去接小彤放學回家時，校門口就有學生對小彤說：“你闖禍了，你讓警察把何老師抓走了。”小彤就很不開心，對媽媽說：“這怨我嗎？老師打我了，他們還這樣說我。”

10月16日上午，小彤再次打電話給母親，稱同學都圍着她，指責她“爲什麼要找警察把何老師帶走”，小彤母親感到女兒心裏有壓力，當天下午將女兒請假接回安慰，並於當日下午到株洲市區看了另一所學校，準備爲女兒轉學。

當事人何老師說，當天多人被罰站，沒打學生耳光,可能不小心摸到她的臉。據何老師講述，10月15日上午確實下雨，早自習前，她就接到一名學生打來電話，稱因下雨，可能會遲到，最後有四五名學生遲到，小彤是其中遲到較晚的學生，當時她叫遲到的學生站在講臺上，就走了。

“可能有動作手勢示意她站在講臺上面，不小心摸到她的臉，但是絕對沒有故意打她耳光。”何老師說，當天遲到的不止小彤一人，她不可能打學生，也不可能只打她一人。

劉開明先生說，他本人還有不少網上輿論也認爲，這個老師對學生遲到採取罰站方式並不好：

“如孩子遲到，有沒有原因？只是因爲遲到懲罰，我覺得教育工作者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不過，教師雖然處理學生過當但也屬於教學範圍內，而家長使用公安的強制力來對老師進行人身自由限制，顯然違法。”

那麼，目前在中國當老師有多難？劉開明先生表示，這一案例比較特殊，不是常態，但的確反映出擁有公權力人的驕橫無理。

因在課堂上談六四 教師成學校勤雜工

好聽衆朋友，我們接下來再來談談另一個話題。據香港南華早報的消息，最近中國大陸有一位老師，因爲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六四和環保等敏感話題，被學生舉報，被迫在學校做勤雜工。這位老師說，他的職業生涯基本上就算結束了，因爲不管他將來到哪裏申請工作，這件事會在他的檔案上跟他一輩子。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說，老師在講課中難免會講到社會和歷史事件，作爲一個教師，應當把歷史的真相告訴學生：

“最關鍵的還是體制問題，中國的教育體制被官方所壟斷，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如果除了官方之外，能有廣泛的不受權力制約的民間教育，教育才能真正發展。中國的教育缺乏競爭，前幾年官方說媒體要姓黨，現在教育其實也姓黨。”

所以，朱欣欣老師說，這位老師的悲劇是時代和民族的悲劇，但他相信老師不會白白付出：

“會在孩子心中播下一些種子，讓他們通過老師的遭遇看清中國的教育和中國社會，給學生們心中埋下許多問號，讓他們開始尋求對社會的獨特認識。同時，這位老師也大可不必這麼絕望，但凡有才華有能力的人，也不是完全沒有空間，可以尋求向其他方面發展。”

深圳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表示，中國現在這類現象很普遍，這兩年已經有了十幾宗這樣的案例，其中也包括大學老師：

“在課堂上發表政府不喜歡的言論而被處理、甚至被解僱的情況都有。很多大學都有所謂信息員，這使得大學老師，特別是人文學科的教師，不太敢探討和引導大家去討論一些敏感話題，這是目前人們感到很不安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在文革的時候會有，從80年代以來基本上就沒有過，這兩年又開始重新出現。我今天還和一個大學同學聊天，他教的專業課都被安排在晚上，而政治課、馬列主義課都被安排在白天好的時間段。對此學生不滿，老師也不滿，但也沒辦法。”

我們再來看看近期的幾個例子：今年8月份，中國警方闖入山東省退休教授孫文廣的家中，當時他正在接受美國之音的電話採訪，批評中國的海外支出。警察突然將他從電話邊拉開並帶走。7月份，在東南部城市廈門，一位資深的國際貿易和經濟學教授因其課堂上的講述遭到大學解僱，大學官員模糊地稱這些講述“激進”。

劉開明先生說，文革後，中國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是在八五年以後，包括反對自由化和資產階級精神污染：

“但即使是那時候，學校也不會鼓勵學生去舉報老師。現在是鼓勵學生舉報老師，這樣老師不敢講，師生關係也會惡化，老師無法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思維。學術不獨立，思想不自由，不可能有重大研究成果和突破。”

幾天前，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爲《當中國大學成了黨的“堅強陣地”》的文章。文章說，今年早些時候，一位臺灣學者在上海一所大學做客座講座。第一次演講前一天，他在教室裏試用設備，一個響亮的聲音憑空冒出來，責備他在測試之後還讓機器開着。他掃視房間，那裏沒有人。然後，他在牆上看到了監控攝像頭和揚聲器，這是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提醒——他將在學校當局監視的目光下教學。

這位教授的經歷讓我們看到中國變化中的學術環境，當局將毛澤東時代的人工間諜活動與新的監控技術相結合，找出那些有大膽言論的教授和沒能遵循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學生。

由於中國的經濟困境有可能破壞習近平主席的權威，政府加強了對校園的政治控制。用習近平的話來說，大學應該成爲黨的“堅強陣地”。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對此表示：

“教師們對此又反感又爲難，包括在教室安攝像頭。我想目前這種倒行逆施不會長久。教育是社會和民族發展的根基，一個民族的教育落後，其它的就不要再談。我兒子當年上的是傳媒大學，老師是從電視臺請來的，當時竟然敢在課堂上給學生們放有關六四的錄像，這讓我很欽佩，也很爲這個老師擔心，後來還是有學生泄露了這個消息，雖然不是主動舉報。但學校領導還算不錯，只是警告了老師而沒有處理他，這說明在教育界有良知的老師還是不少。”

當然，朱老師說，這是10年前的事情，現在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大學都安攝像頭。他說，當時他已經覺得學校不像樣子，但和現在比其實還是有一定的空間。朱欣欣老師接着說：

“我剛看到一個新聞，美國康奈爾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要結束合作關係，這說明中國大學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會和整個國際教育和文化脫軌，中國的大學將走向徹底封閉，連科技理工方面也會受到影響，更別提中國學生的人文素質了。這樣會毀掉一代中國年輕人，毀掉中華民族的未來。”

朱老師最後表示，他希望中共當局能夠從民族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即使不能向前走，但至少不能往後退：

“哪怕你能夠堅持鄧小平最初的改革開放道路也可以。中國這幾十年來的發展主要靠開放，通過開放或者外部的壓力和鼓勵，中國才一步步地往前走。其實中國內在進步的動力，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對外開放。所以希望中共當局能夠重新回到鄧小平的路線上來，不能開歷史倒車。”

紐約時報的文章也指出，自習近平2012年上臺以來，政府幾乎抹殺了大學校園內的任何異議或獨立思考。教師生活在恐懼之中，大多數人選擇服從，採取自我審查來換取工作保障和人身安全。研究人員現在找到了荒謬的方式，將自己的項目與習近平的執政理念聯繫起來，以保護自己不受削減資金的影響。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湧向西方大學，這說明人們對中國教育體系缺乏信心。

高等教育有助於建立中國的全球地位，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將爲中國持續的經濟繁榮做出貢獻。但是，加強對學術界的意識形態控制將扼殺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路透社發佈的2017年全球最具創新性大學的年度排名顯示，中國處於落後地位，沒有一所中國大學進入前50名。

中國對創造力的壓制助長了抄襲，這種抄襲在中國校園中極爲猖獗。此外，在中國政府的鼓勵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將竊取西方知識產權作爲中國崛起的捷徑。

紐約時報的文章最後指出，當西方領導人在貿易談判中就知識產權侵犯問題與中國對峙時，務必要將學術自由作爲貿易的強制條件，以此向中國領導人施壓。一點外部壓力是改變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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