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妇幼论坛:中国“恐艾症”世界最严重 女性感染者展示“抱抱团”行为艺术


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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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名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在郑州街头希望以“抱抱团”行为艺术,也就是和路人拥抱的方式,对艾滋病传播途径进行科普。其中叫小露(网名)的女性手举一张牌子,上写“我是HIV,可以给个拥抱吗?”(受访者提供)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创设的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是第三十二个年头。日前,三名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在郑州街头希望以“抱抱团”行为艺术,也就是和路人拥抱的方式,对艾滋病传播途径进行科普。其中叫小露(网名)的女性手举一张牌子,上写“我是HIV,可以给个拥抱吗?”她说,她知道目前很多人还是谈“艾”色变,不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认为生活和工作接触会感染,所以她不奢望真的有人愿意和她拥抱,只希望有人会感兴趣她的宣传,并询问有关艾滋病的相关知识。

小露从上午9点开始在多个地铁出口、公交车站牌及超市门口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举着牌子宣传,开始一直没人和她拥抱,甚至没有人多看几眼。让她想不到的是,在一家百货店门口,有个大姐了解她的活动后主动上去给她一个拥抱,小露说,“被人理解支持的感觉真好。”


有个大姐了解她的活动后主动上去给她一个拥抱,小露说,“被人理解支持的感觉真好。”(受访者提供)
有个大姐了解她的活动后主动上去给她一个拥抱,小露说,“被人理解支持的感觉真好。”(受访者提供)

小露说,她们开展这个活动就是觉得人们需要了解艾滋知识,避免误解。她说,大众对艾滋传播途径的误解导致艾滋感染者在就业中处处碰壁,不仅公务员体检中规定艾滋病不合格,连一些企业也强制检测艾滋并拒绝录用感染者。今年10月份有媒体报道,艾滋感染者刘元入职茅台公司,检测出艾滋病后被拒绝录用,他向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递交了案由为“平等就业权纠纷”的起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小露说,“从媒体上看到法院受理了这起诉讼,但总觉得若没有这些不必要的艾滋检测就不会有这样的诉争,社会不更和谐了?” “说到底,还是科普不到位,有企业担心工作、生活接触会传染。”

本台记者拨打小露的电话,但却无法联系上她。

中国非政府组织人士和公益活动人士杨占青先生,最先向媒体披露了小露等几位女士的“抱抱团”行为艺术活动,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

“小露她们的抱抱团跑了快一天,只有三个人愿意和她们拥抱,人们还是谈艾色变,不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认为握手、拥抱和吃饭都会传染。”

中国政府带头歧视艾滋病感染者


图片:安徽一艾滋病人正在接受治疗(法新社资料)
图片:安徽一艾滋病人正在接受治疗(法新社资料)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带头歧视艾滋病感染者。杨占青先生列举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为例,其中艾滋病感染者是不合格的,而国企和事业单位、比如招聘教师,都去效仿公务员体检标准,拒绝录用艾滋感染者。

艾滋感染者小露日前将一封名为“建议审查、修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从源头上保障艾滋感染者平等就业权”的建议信,寄给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公务员局。她在建议信中指出,由以上三部委联合发出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第十八条规定,“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小露说, 这一条款与现行法规相悖,不仅造成公务员招录过程中对艾滋感染者的歧视,也引发企事业单位跟着参考该标准,强制或悄悄检测员工艾滋感染指标,并且拒录艾滋感染者,使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劳动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她希望三部委能尽快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进行审查、修改和完善,让艾滋感染者能够享受平等就业权。

艾滋病患者受歧视 各级政府不作为


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一家四口,丈夫和妻子因为献血感染艾滋病毒 ,妻子于1997年夏天死于艾滋病,她是这个村里第一例年夏天死于艾滋病感染的病人。(照片由王淑平提供)
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一家四口,丈夫和妻子因为献血感染艾滋病毒 ,妻子于1997年夏天死于艾滋病,她是这个村里第一例年夏天死于艾滋病感染的病人。(照片由王淑平提供)

杨占青先生说,由这三个部委联合发布的中国公务员录取体检通用标准实际上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最新一次修改是2016年,但其仍然规定艾滋病感染者体检不合格,这导致中国出现两种现象:

“一是各级宣传部门,每到世界艾滋病日就宣传艾滋病在工作生活中不会传染,让大家不要歧视艾滋病,但在现实中,政府带头歧视,导致公众无法认清艾滋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以前,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还专门和艾滋病患者拥抱,也想表明艾滋通过生活不会传播。但这种宣传非常有限,在现实生活中,艾滋感染者去医院时,大部分医院不接受艾滋病人。前几年有一个艾滋病人全身烧伤严重,但跑了十几家医院,没有一个敢收,最后还是经过媒体披露才勉强进了一家医院。”

杨占青先生说,艾滋病患者找工作、看病、上学都受到歧视,政府平时很少宣传,只有到了每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后才可能做一些宣传。杨占青先生接着举例说:

“我在2018年向河南省卫生厅和郑州市卫生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想了解他们在艾滋病宣传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因为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政府部门应在像码头、高速公路和火车站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设置艾滋公益广告牌,宣传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但我从来没见过,所以我就申请信息公开,问他们到底做了哪些工作?他们直接盖章回复说,2018年一年都没有做。”

杨占青先生说,各级政府都有防艾办、有经费和专门设置的人员,甚至还有法律规定,但基本上不执行,反而还颁布规定歧视艾滋病患者。所以艾滋病感染者在现实中不被歧视不可能,而且他们的治疗也受到影响。

共产党宣传艾滋病与性病一样是“脏病”

艾滋病感染者可可20岁生日身穿婚纱走上郑州街头开展征婚“行为艺术”。(资料图片/Public Domain)
艾滋病感染者可可20岁生日身穿婚纱走上郑州街头开展征婚“行为艺术”。(资料图片/Public Domain)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一直关注中国艾滋病情况的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

“艾滋病在80年代出现,共产党的宣传就是把艾滋病说成是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生活方式的产物,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其优越性,可以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中共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传播共产党对艾滋病下的定义。而造成的恶果是,在一个有封建意识、又是单向传播和没有更多信息来源的国家,公众就认为艾滋病来自于淫乱、与同性恋和吸毒有关,可以说是一种脏病,与性病一样。而中共医学体系也把艾滋病和性病放在同一类别,比如有性病艾滋病学会,到专科医院挂门诊,也是把性病和艾滋病放在一起,使中国的恐艾症在全世界最严重。”

政府应禁止在招聘时检测艾滋病病毒指标

杨占青先生敦促中国政府尽快从各个层面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种种歧视:

“政府首先对艾滋病要像对乙肝感染者一样,在招录公务员和教师时,禁止检测艾滋病病毒指标,因为这个指标与工作完全没有关系。如果取消,人们慢慢就知道工作生活不会传染艾滋病,血液和性才有可能会传染。人们对艾滋病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艾滋感染者就会慢慢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我们也会更多了解艾滋病和接受艾滋病患者。第二是政府真正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去做,无论是就业、医疗还是受教育,都要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只有艾滋病患者参与进来、现身说法,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就在今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中国人权律师常玮平发表了题为《写在世界艾滋病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

“今年十月,新疆小伙儿刘元从乌鲁木齐来,非要见我一面。他在茅台做销售,和食物不沾边,也因艾滋感染在转聘时被拒录。而此案背后的阻碍,就是《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按照该试行标准第十八条,‘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这让人匪夷所思。一个人得此类疾病,是否必然就无法做公务员的工作?实际上,连标准制定者都知道,是否要录用或者拒录,唯一的尺度即是该疾病是否为‘影响正常履行职责的严重疾病’。而以我浅陋的知识和贫乏的想象力,实在无法理解,哪种公务员的工作是专事‘性交’的,以致于必须不能有生殖系统疾病方堪胜任。”

中国政府无作为 反把艾滋病感染者看成危险分子监控


图片:旅居美国的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万延海。(资料图片)
图片:旅居美国的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万延海。(资料图片)

目前旅居美国的万延海先生,是最早为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和生存权利鼓与呼的社会活动人士之一,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不要说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即使很多在美国受过很好教育的华人,他们对于艾滋病的知识之少和冷漠都不可思议:

“因为在中国,艾滋病患者被认为是失败者和不体面的人,见不得人,这是根深蒂固地对社会弱势群体、边缘和异类人群的一种强烈排斥。而这有多方面原因,中国社会在国家统治的环境里面,对人的关怀、人文精神、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民众的那种关爱行动,整体被压抑。”

万延海先生说,即使现在艾滋病已经不是绝症,医药可以保证延长病人的生命,但社会性和政策性的歧视,使人得了这个病在中国就没有出路。不仅如此,万延海先生说,中国政府还把感染疾病的人作为危险分子监控起来:

“政府不仅不作为,反而把艾滋病感染者监控起来,上至政府、公安部门的大数据、下至街道居委会,都会监控所在辖区疾病感染者的信息。”

中国年轻人和老年男性感染者呈上升趋势


骇人的河南血祸致使艾滋病泛滥成灾(资料图)
骇人的河南血祸致使艾滋病泛滥成灾(资料图)

联合国的相关统计显示,目前全球艾滋病患者约为3800多万人,而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的统计数字,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95.8万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今年前10个月新发现的艾滋感染者有13.1万名,性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异性性传播占73.7%,男性同性性传播占23%。中国疾控中心资料还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男性感染者呈上升趋势,而在上海同样呈现这一趋势。上海今年有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感染者有224例,较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男性占84%,78%为异性传播。

中国媒体的报道援引上海市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主任庄鸣华的分析说,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感染艾滋病毒,一方面是老龄化人口增多,另一方面是老人退休后心理和生理需求增强,社会交流活动也变得丰富,但同时老年人对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却很缺乏。

此外,年轻族群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也始终受到关注,其发病数量维持在较高水准,尤其是15-24岁年龄段的发病人群并未减少,每年报告人数大约为300多例,占15%左右。与大学生相比,高中生感染人数的增加更令人担忧。2011年到2015年,中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平均增长达35%, 有数据表明,在每年新增感染者中,高中生人数是最多的。

对于艾滋病在中国的持续蔓延,杨占青先生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整个社会谈“艾”色变:

“大部分人都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只有少数人会感染,比如只有乱性的人、性工作者才会感染。另外电视上可能偶尔宣传一下预防知识,但在大学里却没有时间对学生宣传,导致学生在这方面基本无知。我认识一些同性恋感染者,他们在感染之后才赶紧从网上搜索,导致他们在性活动时完全没有防护意识,发生到自己身上后, 才知道艾滋病离自己很近。”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氛围下,杨占青先生说,艾滋病感染者受到严重歧视:

“没有人敢现身说法,艾滋病患者都隐藏在地下。特别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一旦有性行为, 他们的性伙伴可能不稳定,如果再没有预防措施,被感染机会就更多。”

河南艾滋病血案源头 至今中共高层不问责


资料图片: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在北京请愿,呼吁当局关注。(AFP)
资料图片: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在北京请愿,呼吁当局关注。(AFP)

说到中国艾滋病的严重蔓延,不能不提到近40年前发生的河南艾滋病血案。事件直接起因是河南当地以卖血为产业的“血浆经济”。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十字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当时在河南主政的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卖血,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标语,而河南某县电视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

今年87岁高龄的中国卫生部前高官陈秉中,最近十多年来不断呼吁中共高层对河南艾滋病血案问责,他日前再度发文,悼念两个月前在美国去世的首位举报河南血祸的医生王淑平,痛批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中共最高领导人,包庇”艾滋疫情”罪魁祸首李长春和李克强。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一直关注中国艾滋病状况的社会活动人士胡佳,自2001年就开始参与防治艾滋病的蔓延工作,他平生第一次被拘押就是在河南,那是2002年圣诞节的前夕,当时下命令的就是时任河南省的省委书记、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胡佳先生说:

“90年代中期,中国高官比如像河南省当时的省委书记李长春,后来还当过政治局常委,他在河南搞血液制品产业,让贫苦农民去有偿献血。这让河南省这个中国当时人口第一大省,有至少几十万贫苦农民在政府搞的血站的血液回收过程中,成几何级数增长地感染了艾滋病。最初的来源可能是有某些吸毒的人卖血,传播给其他人,在二到十年内大规模爆发。艾滋病当时在中国集中和大范围的传播,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而当年最早披露丑闻的仗义执言的人,无论是王淑萍大姐、万延海先生还是高耀洁教授,最后都不得不流亡美国。胡佳先生说,中国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同中国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中国必须有民主自由法治,公民的权利包括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才可以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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